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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总部-基地；办学模式；解构；适用性；对接
2011年6月，建国后首次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科研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研究职业教育改革的10个重大问题，而职业教育办学机制研究被列入其中。正基于此，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探究——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的解构、适用性和对接机制问题研究，就被提了出来。
一、总部经济研究简要回顾和总部经济机理运用于高职教育研究的简要梳理
（一）从总部经济笼统研究到总部基地研究和实践：总部经济研究发展的第一阶段
总部经济的有关研究最早见于蔡来兴于1995年撰写的《上海：创建新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但首次提出了“总部经济”概念、出版了总部经济第一部专著《总部经济》的赵弘，通常被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权威，其主持的《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成为我国主要地区（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状况的风向标。“总部经济”一说虽然是我国学者首次提出，但其理论源头还是西方的理论体系，包括比较优势论、区域经济论、信息经济论、组织结构论等。
国外其实并无冠以“总部经济”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一是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研究，如基于集群论的战略观点、基于功能及运行机制的演化论假设、基于组织结构完善论的相关成果；二是公司区位问题研究，其中美国公司总部区位问题研究、第四产业概念研究、地区总部生命周期理论、全球500强总部区位问题研究，具有代表性。
北京丰台总部基地董事长许为平于2003年最早提出“总部基地”的概念，由此实现了从总部经济笼统研究到总部基地实践和研究的转变，这可以被认为是总部经济研究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基地”相对于“总部”的一个概念，被更明确地提了出来。
（二）从总部基地研究和实践到“总部—基地”布局：总部经济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
总部经济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其鲜明的标志是总部基地不再“捆”在一起，而是分开了，这不是字面上的变化，是总部与基地之间发展格局的变化，它形成了总部与基地的空间布局，并且以“总部—基地”明确标示。
总部经济机理、“总部—基地”研究的应用，目前还只是见于教育领域中的职业教育领域特别是高职教育领域。不过，最早并没有明确提出高职教育的“总部—基地”模式；而其相关研究，最早见于《职教论坛》2007年第3期的《总部经济的“基地+基地”模式研究——以先进制造业高技能人才培养为例》，在此的前后两“基地”分别指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高职院校产学研基地。通过该文就已经实现了“一个对接”、“一个转换”——“经济—高职教育”的研究对接、“总部经济总部基地基地+基地”的研究转换。随后研究的主要进展，一是通过《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2期的《高职院校“三段一站式”工学结合的新体系研究》，将“基地+基地”模式，转换为高职教育“总部—基地”模式，并细化为“三段”(“学校总部—工学结合基地”、“工学结合基地—生产制造基地”、“学校总部—生产制造基地”)又“一站式”（“学校总部—工学结合基地—生产制造基地”）的工学结合整合机制，但此时还没有明确这一模式是什么类型或性质的模式；二是通过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创新研究》，将高职教育“总部—基地”模式定位为一种办学模式，而不是一种人才培养等模式或其他模式。
二、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研究存在的问题
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局限于局部区域，目前主要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践；局限于局部区域的局部城市，目前主要是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或中心城市实践；进行的还是个案研究；基于高职教育运行特色特点的机理转换（应用）研究薄弱；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机制研究不够。
（二）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探究顺应了国际发展大势
研究暴露的这些问题表明，这与国际发展趋势不符。事实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相关研究正趋于深化并日渐成熟，正在“逆大（中心）城市”的背景下而视野“朝小看”。本文正是要顺应“抓大也重小”（“抓大/中心城市也重小城镇”）的国际趋势，试图改变在研究和实践中专注大（中心）城市、淡看中等城市、忽视小城（镇）的明显倾向，通过对“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的解构，探讨这一模式全国推行的适用性，并由此构建和巩固这一模式对接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从而提升“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研究在高职教育整个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对“高职教育—经济社会”联动发展的贡献力，为形成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成果）并将之广泛应用做出努力。
三、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探究的三大基本内容
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探究，是要以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总目标为总指引，以各高职院校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具体指引，构建适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同样具有特色的“总部—基地”办学模式：探寻这一模式从个案研究到全样本研究、从局部地区（东部、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研究扩（展）升（级）到全部地区（包括中部欠发达地区、甚至西部和西南部落后地区）研究的必要性特别是可行性，由此进一步探讨这一模式的具体实施思路、操作路径；其中，解构研究、适用性研究和对接机制研究构成三大基本内容——要以解构研究为基础、着力破解适用性研究这一难点问题、集中解决对接机制研究这一重点问题。
（一）解构研究是基础
解构研究是将高职教育“总部—基地”这一模式作为母模式，然后将它分解为两个子模式——“位于大（中心）城市的学校总部—位于中（小）城市的学校总部的基地”模式和“位于中等城市的学校总部—位于小城市（乡镇）的学校总部的基地”模式。“母子”模式的解构为总部经济机理应用于高职（职业）教育，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
从母模式到子模式的解构，这是一项拓展性研究。从基于总部经济的“基地+基地”模式的首次提出，到这一模式被细化为高职院校的“学校总部—工学结合基地—生产制造基地”的“三段一站式”的工学结合新体系模式；从“总部—基地”这一母模式（笼统模式）到其被细化为上述的两个子模式，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研究正在深化。其具体表现：一是通过这种办学模式培养的技能型人才的类别增加了，从而使高职教育服务的面更宽了。“三段一站式”体系模式培养的主要是服务于总部发展需要的现代服务业人才和服务于基地发展需要的先进制造业人才，这两类人才主要是面向大、中城市的，而细化的这两个子模式不仅培养这两类人才，还培养主要是服务于广大乡镇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和服务于“三农”发展需要的各种实用新型人才。二是这种办学模式的立足之处，实现了“点—线—面”的延伸和扩散。模式解构的背后，其表象是高职院校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面更宽、范围更广——从东（南）部经济发达区域扩展到中部欠发达地区甚至西（南）部经济落后地区、从个别学校实验这一模式到全国大面积地铺开；而其实质是高职院校的办学能力的进一步提高、高职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二）适用性研究是难点
适用性研究，其关键是要试图找到这样一种奠基于各地、各高职院校自身特色的具有普适性的办学模式——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换句话说，适用性研究是要探讨缘起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总部—基地”模式推广到全国的必要性特别是可能性，其核心在于探究这一模式作为一种普适性模式的必要性特别是可行性——其所具有的普适性价值是否可以或如何被借鉴、应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落后地区及其高职院校。这一观点的立足点在于：高职教育的“总部—基地”办学模式，虽然内生于总部经济的发展，但由于自身运行的特点和独立性，高职教育办学可以相对超脱于区域经济的总部经济发展布局；这就是说，即使某区域（地区）总部经济发展滞后甚至落后，也能够借鉴或模拟或采用“总部—基地”这种管理架构。
通过模式解构研究表明，内生于总部经济发展的“总部—生产制造基地”模式扩展到“总部—基地”模式再扩展到高职教育的“总部—基地”模式，已经实现了从经济型模式到一般模式再到教育型模式的扩展；而高职教育的“总部—基地”模式从母模式又分解为两个子模式，又实现了在高职教育运行内部从典型模式或集中型模式到分散型模式的延伸和扩展。由此，这种母子模式演化所彰显的普适性表现在：从个案研究到了全样本研究；从个别学校到了众多学校；从特殊地区地域（如东部、东南部）到了全区域；并且“基地”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再局限为产学研基地或先进制造业基地，还包括高职学校（本部，即总部）的分校（部）、教育培训中心（站）、实践实训中心（站）等，“基地”的触角到了广大乡镇、农村。这就是说，即使是设在中等城市的高职院校（目前相当部分的高职院校虽然仍设在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但向“下”即向中小城市甚至乡镇发展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趋向）应该也能够借鉴或模拟或采用“总部—基地”办学模式，并形成各自的特色。因而，在学习、借鉴、应用“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的过程中，特别要挖掘、体现出这样的思想：揭示普适性不是抹杀或淡化个性，而是更加彰显、张扬个性。
当然，还是要正视适用性研究的难处。其“难”处主要在于：由于本研究的不可替代性（目前尚未见有同研究），因而这一相对“陌生”的东西，要被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及其高职院校接受或受到肯定，必会历经理念的宣传、理论体系的构建、工具的推介、个案试点、小范围推行、大面积推广的渐进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具有不确定性。正视难处，正可以积极、稳妥地推进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的建设。
（三）对接机制研究是落脚点和重点
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能源消费；工业化水平；区域差异；聚类分析；判别分析
中图分类号 D922.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5-0059-06
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能源在生产中占有的地位并不突出，并把它看作由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些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产生的一个中间变量。这种理解被当作是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并以CobbDouglas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双变量生产函数为其表现形式。人们分析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的［1］。西方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能源要素对其关联产业和区域的影响。瑞西和塔特（Rashe and Tatom，1977）还首次将能源使用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他们力图寻求能源利用和经济增长之间更符合实际过程的基本规律［2］。随着能源作为生产要素不断被投入到生产领域，其价值也不断体现出来――在不同的产业或者相同产业不同的产业链上，其以互补品或者替代品的形式进入相关产业，决定和影响产业的产品结构和区域层面的分布与组合。能源要素的利用数量和利用效率不断演进，成为其相关产业的行业绩效和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无论能源要素在新古典经济学被重视到什么程度，还是被引入到生产函数且其消费的效率和总量在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中如何发挥作用，都不可回避地成为能源生产相关产业研究重点。本文试图对30个省区工业化水平进行聚类分析，解释中国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煤炭、石油两类非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在区域工业增长中的判别分析，探讨区域工业化水平对能源消费水平的影响，评价中国能源消费的区域特征，为寻求区域范围内的能源消费效率调整、实现区域工业可持续发展寻找决策依据。
1 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区域经济差异通常是在一定时期内全国各区域之间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非均等化现象。根据这个定义，我们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当作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指标［3］。然而，区域范围内的人均生产总值往往受到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我们把这些具有不同特征的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及其所引致的工业化水平界定为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但其所具有的工业发展特征却表现出了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性。为了解释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本文以农业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人均GDP为变量，运用SPSS软件提供的聚类分析程序，采用组建连接的方法，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对2004年中国31个省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聚类，并将数据标准化到〔-1，1〕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并给出了聚类分析的合并过程（见图1）。根据欧氏距离系数的大小，作如下分类:上海为第一类，北京、天津为第二类，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为第三类，辽宁、河北、福建和黑龙江为第四类，甘肃及其它20个省（区）为第五类。作者以此阐述中国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第一类区域为上海，其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55 307元，根据钱纳里经济结构转变的时期划分，上海已经进入了发达经济的高级阶段，即钱纳里标准的第六阶段。这一阶段的上海产业结构表现出如下特征：农业生产总值9671亿元，在GDP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其比重为1.2%，工业生产总值为3 788.22亿元，占GDP的50%左右，第三产业生产总值3 565.34亿元，占GDP的48%。
第二类区域为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其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37 058元、31 550元，进入了钱纳里意义上的高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在这两个区域，农业生产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4%，工业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 610.37亿元、1 560.16亿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8%、53%，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分别为2 570.04亿元、1 269.43亿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0%、43%。
第三类区域为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四个省份，其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19 707元、16 925元、20 705元、23 942元。按照钱纳里的标准，这四个省份已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第五阶段）。在产业结构上，四省农业生产总值在816.00亿～1 778.30亿元之间，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8%、11.45、8.5%、7.2%；工业生产总值在6045.00亿～8890.29亿元之间，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5.4%、56.3%、57%、54%；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在4382.00亿～5903.75亿元之间，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6.8%、32%、34.9%、39%。显然，在这一类省份里，农业生产总值比重很小，工业生产总值比重最大，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重也较大。
第四类区域为辽宁、河北、福建和黑龙江四个省份，其人均GDP分别为16 297、17 218、12 918、13 897元，进入了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在产业结构上，四省农业生产总值在587.76亿～1 370.40亿元之间，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1.2%、15.6%、12.9%、11.1%；工业生产总值为4 635.23亿～2 950.33亿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7%、52.9%、48.7%、59.5%；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在1 559.92亿～2 823.87亿元之间，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1%、40.2%、384%、29.4%。我们可以发现，四个省份的农业生产总值在GDP的比重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工业生产是区域经发展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比重也较高，但是还没有赶上工业的发展水平。
第五类区域为甘肃及其它20个省（区）。这一类区域包含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省份，也包括了新疆、陕西、内蒙古、宁夏、青海、云南、贵州、重庆、、四川、广西、甘肃等所有西部省市区，另外还包括了海南省。在这一类区域内，中部省区（含吉林和山西）人均GDP在7 768～10 500元之间，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三个产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分别在8.3%～20%、39.5%～59.4%、29.8%～39.5%之间。可见，农业在这些省份GDP中占据一定的比重。工业是GDP的主要增长来源，第三产业有较大的贡献，但是相对工业的贡献就有一定的差距。对于新疆（除外）等11个西部省区而言，其人均GDP在4 215～11 199元之间，除了贵州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人均GDP为4 215元）外，其余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三个产业生产总值在GDP中的比重分别处于12.4%～24.4%、37%～49%、31.5%～49.5%之间。在这些省份中我们可以发现，农业占有GDP一定的比重，工业总体上是GDP的主要贡献力量，但是工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重差别不大。
陈 军等：工业化水平区域差异与中国能源消费需要强调的是自治区也属于这一类别的省区，但作为我国最边远的西部省份，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 779元，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其产业结构为20%、27.3%、52.7%，处于较低的状态，特别是工业经济比较落后。海南省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省份，虽处于东部沿海地区，但受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的影响，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 450元，其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很高，为36.9%，第二产业相当落后，其比重仅为23.4%，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达39.7%。
2 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区域差异
工业生产是人为改变物质形态的过程，因此，大量采用自然资源作为工业原料和开发能源提供工业动力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特征。然而，在既定的时间范围内，自然资源和能源是不可再生的，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受到了自然资源和能源供应边界的制约，这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障碍。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演进过程，就是自然资源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与其它生产要素进行替代和互补的数量转化过程。能源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并被分配到各个行业。能源分配和消费的密度与强度成为工业化水平区域差距的内在动因。在不同的区域范围内，产业结构的特征和由此决定的工业生产方式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自然资源和能源资源的消耗赋予了不同的区域特点。这些特点以能源消费的结构、能源品种的数量以及单位能源的产值等多项指标表现出来。在明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的情况下，通过研究能源消费构成以及主要类别能源要素的消费总量在区域范围内的分布规律，发掘能源消费结构与工业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内在关系，这是区域工业化水平在既定的能源约束边界下实现转变的切入点。
在前文对中国各省区工业化水平区域差异聚类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各省区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总量的截面数据作为依据，运用SPSS软件提供的判别分析程序来研究能源消费的区域类型和特征，并以此对比工业化水平区域类别和差异，来阐释能源消费对工业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影响。
2.1 样本数据的说明
本文选择2003年中国30个省区的煤炭和石油消费总量作为样本数据。其中，煤炭消费总量由原煤和焦炭两类能源消费量构成；石油消费总量由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等五类能源消费量构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3》。
2.2 判别分析的过程与结果
本文收集整理了2003年全国各省区煤炭和石油消费量2个方面的内容作为预测变量，因变量为区域工业化水平。为了研究问题的需要，联系前文各省区工业发展差异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各省区工业发展水平加以整理后分为四组，即：高水平（第一组，包含北京、天津和上海），中高水平（第二组，包含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北、辽宁、福建、黑龙江），中等水平（第三组，包含山西、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以及落后水平（第四组，包含内蒙古和除之外的中国西部省区）。通过整理和加工后的样本数据和对应工业化水平分组如表1所示。
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3》没有列出该省原油消费量，作者取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四省市2003原煤消费的平均值作为2003年原煤消费总量，然后与其它油品消费量加总求和得出其年度石油消费总量。**《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3》没有列出两省的原油消费量。作者分别取两省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消费量的平均值作为原油消费量，然后与其它油品消费量加总求和得出其年度石油消费总量。***《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3》没有列出两省的煤油消费量，作者分别取两省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消费量的平均值作为原油消费量，然后与其它油品消费量加总求和得出其年度石油消费总量。
（1）判别计算结果。根据列表数据建立的与表形式完全相同的数据文件，本文采用自变量全进入模型来进行判别分析。参加判别分析的观测量总数为31，而有效观测数量为30，占96.8%。包含缺失值或者分类变量范围之外的观测量为1，占3.2%。各个自变量按照工业发展水平的差异，显示为四个组别。其中，第一组3例，第二组8例，第三组7例，第四组12例。本文的判别分析是以组变量为自变量，以煤炭消费和石油消费为因变量，来分析预测变量在4个不同组中的平均数差异。通过计算发现，煤炭和石油两个变量类均值检验的显著性概率都小于0.05，可以断定两个变量在不同组中的平均值都达到了显著水平，判别分析可以进行。然而，在判别分析中，各变量的线性相关程度会影响判别结果。然而，通过计算自变量间合并的相关性矩阵相关系数为0.071可以得知，可知各变量的线性相关关系皆不显著。因此，判别分析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2）协差阵相等的Box检验。本文还计算了按各类和按合并的类内协方差矩阵的秩以及对应的行列式的自然对数值。与其对应的检验协方差矩阵相等的Box's M统计量值为38.510＞0.05，从而在显著性水平0.05下认为各类协方差矩阵相等。F检验的显著性概率Sig.=0 .001＜0.05，从而认为判别分析是显著的，其判错率很小。
（3）判别函数描述。通过协差阵相等的Box检验，本文求出了判别函数特征值。由于文中预测变量为煤炭消费总量和石油消费总量两个预测变量，组别数为4，因此，判别函数的个数为2。一般而言，判别函数的特征值越大，表明该函数越具有区别力。计算结果显示，第一个判别函数的特征值为1.461，第二个判别函数特征值为0.244，典型相关系分别为0.77、0.44，它表示判别函数与组别间的关联程度。表2给出了两个判别函数的显著性检验。虽然第二个函数的显著性概率Sig.=0 .059略微大于005，但是，我们仍然判定两个判别函数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在这一表中，“1 through 2”描述了两个判别函数的平均数在4个组别间的差异情况。另外，通过计算λ值，得出Wilks'λ值为0.327，卡方值为29.081，相伴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表明达到了显著性水平。“2”表示在排除第一个判别函数之后，第二个函数在4个组别之间的差异情况，相伴概率为0.059略大于0.05，也基本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判别函数是有效的
表3列出了两个判别函数的标准化系数，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判别函数分别为：
第一个判别函数：F1=0.358×煤炭消费总量+0.909×石油消费总量
第二个判别函数：F2=0.937×煤炭消费总量－0.423×石油消费总量
从中可以看出，石油消费总量与第一个判别函数关系密切，而煤炭消费总量与第二个判别函数关系密切。
通过考察变量和判别函数的组内相关矩阵，可以发现石油消费和煤炭消费两个变量和对应的标准化判别函数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9234和0.907，均达到了相关显著性水平。相关系数越大，表明该变量对判别函数的影响越大。所得出的相关系数计算结果显示，石油消费总量对第一个判别函数影响较大，而煤炭消费总量对第二个判别函数影响较大。这和标准化判别函数系数表的分析结果一致。
（4）分类统计。表4给出了分类函数的系数，即Fisher线性判别函数系数。据此建立各类线性判别模型。
将各变量值代入以上4个Fisher判别函数模型，比较函数的数值，若函数值最大，则表明该观测值属于该组。因此，通过将2003年中国主要省区的煤炭消费和石油消费代入各类线性判别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各省区工业化水平分组和实际能源消费分组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判别分析的结果显示，工业化水平分组和实际能源消费分组存在的差异：上海的工业化水平组别处于第一组，而能源消费组别却归类为第二组；河北的工业化水平组别处于第二组，而能源消费组别却归类为第三组；福建、江西、吉林、湖南的工业化水平组别处于第三组，而能源消费组别却归类为第四组；黑龙江的工业化水平组别处于第二组，而能源消费组别却归类为第一组；四川、内蒙古的工业化水平组别处于第四组，而能源消费组别却归类为第三组；陕西、甘肃和新疆工业化水平组别处于第四组，而能源消费组别处于第一组。
（5）分类统计结果的解释。表5列举了各省区能源消费分类的结果矩阵。在该表中，对角线显示的为准确预测的个数，其余为错误预测的个数。从该表中可以看出，30个个案通过判别分析，18个通过了判别分析，准确分类率达到了60%。判别分析的结果证实了工业化水平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水平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在北京、天津、山西、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青海、宁夏这18个省区，其工业化水平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具有统一性。在这些省区，工业化水平所依靠的煤炭和石油消费总量总体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趋于一致，即工业化的进程拉动了与之对应的煤炭、石油能源消费，而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总量能够支持这些区域的工业化水平。而上海等12个省市工业化水平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却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为工业化水平领先或者落后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的水平。在工业化水平领先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的水平的省区，其工业化的进程突破了煤炭、石油能源消费的限制与约束，即以较少的煤炭、石油能源获得了较快的工业化水平。这些省区主要包括上海、河北、福建、江西、吉林、湖南。而在工业化水平落后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的水平的省区如四川、内蒙古、陕西、甘肃和新疆等省区，其工业化的进程受制于煤炭和石油能源的消费，以较高的煤炭和石油消费获取了较低的工业化水平。
区域范围内的工业化水平以及由此导致的区域经济增长，和特定区域内的工业经济总量及其所依靠的能源消费联系在一起的。李俊（1993）［4］、SUN（1998）［5］、韩智勇、魏一鸣（2004）［6］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能源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能源效率的提高。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不同区域工业经济增长的质和量差别很大，而产生这种差别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既定的经济结构下单位能源效率水平和工业能源密度的不同。能源要素的凝聚状态、组合方式是各个区域工业化水平的制约条件。就全国各个区域工业化水平与主要能源资源的消费水平关联来看，60%左右的省区工业化水平的发展等级与其煤炭、石油能源消费的等级具备着一致性。这些省区在区域工业化的过程中，既依赖于能源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又通过工业化水平的速度与总量促进了主要能源资源消费数量、结构水平的适度。并且，这两个不同内容的水平等级与其它区域的水平等级相比具有同级性，这意味着这些省区的能源消费与工业化水平呈现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趋势。
通过对2003年中国各省区单位工业能源密度的比较（图2）可以发现，对于工业化水平组别领先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水平组别的省区，除个别省区（吉林）外，其工业能源密度都低于全国水平，而对于工业化水平组别落后于煤炭、石油消费水平组别的省区除个别省区（陕西）外，其工业能源密度基本上都高于全国水平。可见，工业能源密度的差异与各省区工业化水平以及能源消费水平组别差异呈现一致性。工业能源密度越高，该区域的工业化水平效率就越低，能源消费的强度与要求就越高。这为我们分析区域工业化水平的差异提供了来自能源要素的视角与依据。
3 结 论
中国各省区的区域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工业化水平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这些成就令世界瞩目。然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依靠大量消费能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了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许多省区工业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粗放式增长的过程，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工业能源密度的降低和能源效率的改进是工业化水平提高的根本出路。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关注越来越强，标准越来越高，继续大量耗费能源和环境，走粗放式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支持工业的持续发展。因此，区域工业化必然面临着从主要依靠耗费能源技术来支撑工业化水平的阶段向主要依靠节约能源技术来支持工业化水平的阶段转变。这是一个区域工业化水平提高的重要突变。在当前这一时期，区域工业结构的升级，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国家有关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管制制度的完善和技术标准的提高，直至接近和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将成为区域工业化水平提升的基本方向。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中国区域工业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能源资源的消费总量、结构和工业能源密度等与工业化水平相协同的因素，将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变化经历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的显著变化。这种变化正是国家能源发展和提高工业化水平的政策诉求，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编辑：徐天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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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细菌性痢疾 流行病学特征 防控措施
细菌性痢疾简称菌痢，是由痢疾杆菌感染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强、发病率高、流行范围广等特点[1]。本文通过分析佛山市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的流行病学特征，为有效防控菌痢提供科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细菌性痢疾疫情资料来自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管理系统，人口资料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基本信息系统。
1.2 分析方法。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有关数据采用Excel 2003进行统计处理。
2.结果
2.1 细菌性痢疾发病概况 2007～2011年南海区累计确诊细菌性痢疾787例，无暴发疫情，年发病率分别为8.05/10万、6.74/10万、3.76/10万、7.63/10万、5.99/10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发病水平（表1）。
表1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病例发病情况
2.2 流行病学特征
2.2.1 时间分布。2007～2011年期间，全年均有细菌性痢疾病例报告，从5月份以后，发病数呈上升趋势，6月出现第一次高峰，第二次高峰出现在8月，夏秋两季较多，呈较明显的季节性。（图1）
图1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2.2.2 地区分布。全区8个镇（街）均有病例发生，其中狮山镇发病例数最多，占总发病例数的20.46%；其次为九江镇和大沥镇，分别占总发病例数的19.06%和18.30%；发病率较低的为里水镇、西樵镇和桂城街道，分别占总发病例数的13.09%、11.18%和9.40%；发病率最低的为丹灶镇和罗村镇，分别占总发病例数的1.78%和1.02%。另外有45例病例住址不详（患者未提供详细住址），占5.71%（表2）。
表2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发病地区分布
2.2.3 人群分布
2.2.3.1 性别分布。787例细菌性痢疾病例中，男性465例，占59.09%；女性322例，占40.91%；男女比约为1.44：1（表3）。
表3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病例性别发病例数
男女发病率从2007～2009年呈下降趋势，2010年后发病率再次回升到一般水平（图2）。
图2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病例性别发病率
2.2.3.2 年龄分布。发病最小年龄为1天，最大为96岁。发病人群以0～5岁人群为主，共314例，占总发病例数的39.90%，呈峰值分布；20～40岁人群发病例数为253例，占总发病例数的32.15%；5～20岁以下人群发病例数为90例，占总发病例数的11.44%；60岁以上人群发病例数为64例。占总发病例数的8.13%。（图3）
图3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病例年龄别发病数
2.2.3.3 职业分布。报告病例中，散居儿童309例，占总发病例数的39.26%；工人103例，占总发病例数的13.09%；民工66例，占总发病例数的8.39%；家务及待业人员、农民、学生分别为58、51例、43例，各占总发病例数的7.37%、6.48%、5.46%。干部职员、教师、医务人员发病例数分别仅为6例、3例、2例，三者发病例数之和仅占总发病例数的1.40%。其他职业分布较为分散。（图4）
图4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病例各职业人群发病数
3.讨论
3.1细菌性痢疾在人群中普遍易感。从总体发病趋势来看，南海区2007～2011年细菌性痢疾发病维持在较低水平，但2009年总的发病例数低于其他年份的发病例数，经查阅相关气象资料，这可能与当年的月平均气温相对其他年份的月平均气温偏低，且月平均降雨量少有关。
3.2 从时间分布上看，南海区细菌性痢疾发病率有较明显的季节性，从5月份以后，发病数呈上升趋势。7～10月份为高温、多雨时期，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引起细菌性痢疾高发，出现季节性高峰。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菌痢月发病率与平均气温和降雨量呈正相关，与雾日呈负相关，它们的相关系数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气温越高、降雨量越多，则菌痢发病率也高[2]。可能由于高温高湿气候有利于痢疾杆菌的繁殖，食物比较容易腐败，而高温天气人们饮用生水、吃凉拌菜的行为更为频繁，增加了感染疾病的机会。因此，在夏秋季节应加强菌痢的预防和检测工作[3]。
3.3 从地区分布上看，狮山镇、九江镇、大沥镇发病例数较多，分析这三个地区和发病例数的关系可能与以下三个因素相关：（1）地域面积：狮山为佛山南海区面积最大的一个镇，人口较多，因此感染人群相应增多；（2）饮食习惯：九江镇境内河涌纵横、鱼塘密布，农业以淡水养殖业为主，且当地人喜吃鱼生，这有利于增加感染细菌性痢疾的机会；（3）人口素质：三个地区农村人口多，村民卫生意识淡薄，直接饮用生水，增加了感染菌痢的机会。故应在高发的季节重点对这三个地区加强细菌性痢疾的防治措施，加大卫生宣传力度。
3.4散居儿童、工人、民工菌痢的发病率较高，结合年龄分布，5岁及以下的学龄前儿童发病率高，是因少儿未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且体内免疫系统尚未成熟，以及与喂养者及小儿吮手的不良习惯有关[4]；且儿童易动，接触传染源机会较多，卫生习惯较差，缺乏自我保护意识[5]。工人、民工发病率高是由于生活条件较差，工人食堂的卫生基础设施较差，民工经常光顾街头摊点进食不洁食物。
3.5 针对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的流行特点，要以散居儿童、工人、民工为防治重点，采取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的综合性防控措施。在流行季节抓好饮水、饮食卫生监管是切断细菌性痢疾传播途径的重要措施[6]；开展多种形式的卫生宣传活动，尤其是在某些地区加强宣传关于食用鱼生的危害，提高民众的卫生意识；建议农村和中小学校进行肠道传染病防治知识和个人饮食卫生的宣传教育，以提高儿童家长、学校师生、农民的卫生防病意识，逐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7]。加强工人、民工食堂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卫生监督部门应加大食堂的监督力度，增加食堂的检查次数；加大食品卫生安全监管力度，尤其街头摊点食品卫生问题，开展经常性卫生检查，提高食品卫生合格率，从源头防止菌痢暴发流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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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广东;本科学校;结构;布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高领域。高等学校通过展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人才保证、智力贡献、科技支撑、文化繁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本科学校①的结构、布局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关系。根据地理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广东省可划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4个区域，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市，粤东包括汕头、汕尾、潮州、揭阳4市，粤西包括湛江、茂名、阳江3市，粤北包括韶关、河源、梅州、清远、云浮5市。截至2014年8月，广东省共有本科学校46所，占全省高等学校数（含独立学院）的32.6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32%）。就区域分布看，珠三角38所、粤东2所、粤西4所、粤北2所，分别占本科学校数的82.60%、4.35%、8.70%和4.35%。本文通过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比较研究、数理统计等方法，在全面把握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总体情况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和适应性，提出本科学校结构、布局调整优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策略。
一、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性研究② （一）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分析
运用SPSS 19.0对全省2001―2013年本科学校数、在校本科生数、常住人口并对全国2001―2013年常住人口、本科学校数和2005―2013年在校本科生数等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从全省层面看，常住人口与在校本科生数、本科学校数二者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小于0.05），表明常住人口与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即三者之间均为正向影响和强烈的线性关系;同时，常住人口与在校本科生数的相关程度（相关系数为0.992）高于常住人口与本科学校数的相关程度（相关系数为0.927），这些均与全国总体表现情况相同，但同比全国常住人口与本科学校数的相关程度，不如全国高（见表1）。
从各区域及深圳市③层面看，常住人口与在校本科生数相关系数于珠三角及深圳均表现为同升现象;粤东、西、北地区则存在个别相反现象。由于2001―2013年粤东、西、北地区本科学校数未发生变化④，深圳未发生明显变化⑤，故粤东、西、北地区常住人口与本科学校数无相关性，深圳则为不显著相关（见表2）。
综上，珠三角常住人口与本科学校数、在校本科生数二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深圳市的常住人口与在校本科生数相关性较强，但与本科学校数相关性不显著;粤东、西、北地区常住人口不仅与在校本科生数的相关性相比珠三角和深圳市弱，而且与本科学校数也不具有相关性。
（二）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经济规模的相关性分析
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运用SPSS 19.0对全省2001―2013年本科学校数、在校本科生数、GDP及全国2001―2013年本科学校数、GDP和2005―2013年全国在校本科生数等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从全省层面看，GDP与在校本科生数、本科学校数二者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小于0.05），其中与在校本科生数的相关系数为0.986，与本科学校数的相关系数为0.931，均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三者之间均为正向影响，具有强烈的线性关系，这与全国的表现情况是一致的，但同比全国2001―2013年GDP与本科学校数的相关程度，不如全国高（见表3）。
从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看，GDP与在校本科生数的相关系数在各区域均表现为同升现象; 2001―2013年粤东、西、北地区本科学校数未发生变化，深圳未发生明显变化，故粤东、西、北地区GDP与本科学校数无相关性，深圳为不显著相关（见表4）。
（三）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用Matlab软件）对全省2004―2013年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与各学科专业在校本科生比重进行量化分析，采用典型相关方法对全省2001―2013年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数与三大产业生产总值进行相关分析，以进一步明晰广东省本科学校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从全省层面看，就学科专业而言，农学与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密切相关，相关系数达r9=0.5041;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与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密切相关，相关系数分别达r8=0.8230、 r7=0.7228、r11=0.6323、r2=0.6017;文学、管理学、理学、经济学、工学与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密切相关，相关系数分别达r5=0.8306、r11=0.7965、r7=0.7289、r2=0.6512、r8=0.5436。就学生层次而言，各层次学生与三大产业间都有很强相关性（见表5）。
（四）小结
1.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人口规模之间，在省域层面整体上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特别是在校本科生规模与人口规模的相关程度高于本科学校数与人口规模的相关程度（与全国总体表现一致）;在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上则表现有强有弱，特别是本科学校数与人口规模在有些区域无相关性或相关性不显著。
2.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经济规模之间，在省域层面整体上仍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特别是在校本科生规模与经济规模的相关程度高于本科学校数与经济规模的相关程度（与全国总体表现一致）;在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上则不明显，特别是本科学校数与经济规模在有些区域无相关性或相关性不显著。
3.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一是因学科专业而异，如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均与第二、三产业具有相关性，但与第一产业相关性弱，而农学正好相反。二是虽然各类层次的人才培养在省域层面和多数区域层面上与三大产业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在个别区域则有所差异――或者因缺少研究生培养资格而无法为所在区域提供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如粤北;或者因受区域内本科学校数量及人才培养规模所限，无法适应本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各层次人才需求量激增的态势，如深圳市。因此，在本科教育资源与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地大力地调整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及层次结构，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会进一步弱化。
二、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未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研究 （一）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未来人口趋势的适应性分析
1.基于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⑦的分析。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即每所本科学校对应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越高，说明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本科入学率越低，反之越高。
从全省层面看，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⑧在2005―2021年间呈下降趋势，2021年后又开始上升;2015―2024年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在2.77万―3.76万人之间。假定2014年之前广东省本科学校数量尚能保证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本科入学率逐年上升，则从2015―2024年间广东省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最高值（3.76万人）仍低于2014年之前的数值来看，本科学校数量可以适应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但仍高于我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实际上这一状况在2011年已出现），尤其是远高于我国东部以及东北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一般在1.14万―1.64万人之间，中部地区一般在2.40万―2.65万人之间，西部地区一般在2.19万―2.73万人之间，东北地区一般在1.74万―0.91万人之间）。如图1所示。
注：缺2010年数据。
图1全国主要区域及广东省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2005―2024年）（单位：万人）
从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看，除了珠三角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外，粤东、西、北地区和深圳市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见图2）。
注：缺2010年数据。
图2广东省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2005―2024年）（单位：万人）
因此，在保持现有本科学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广东省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本科入学率将远远低于我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如果要在2024年分别达到差距相对较小的中、西部地区2024年的平均水平，需分别新增本科学校10所、20所;要分别达到差距较大的东部和东北地区2024年的平均水平，需分别新增本科学校43所、143所。可见，广东省本科学校数量缺口仍然比较大，对粤东、西、北地区而言缺口更是巨大。
2.基于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在校本科生数的分析。2013年，广东省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在校本科生89.21人，而北京为232.52人、天津为219.54人、上海为150.20人，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海南、重庆、陕西、甘肃等省（市）也均在100人以上，都高于广东省。
从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看，2013年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在校本科生数珠三角最高，为94.03人，可勉强达到我国中等水平，但深圳仅为25.86人;粤东、西、北地区偏低，粤西略接近2013年新疆（66.84人）、（68.55人）、青海（57.63人）的水平，粤北较低、粤东最低，表现出本科学校数严重不足（见图3）。
因此，从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在校本科生数来看，广东省本科学校数与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具有较大不适应性，特别是深圳市。
（二）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未来经济规模的适应性分析
1.基于本科学校校均GDP⑨的分析。从全省层面看，本科学校校均GDP在2005―2013年间一直保持增长态势，远高于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见图4），分别是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1.66―1.77倍、2.28―2.59倍、2.56―3.13倍、3.02―3.28倍之间（见表7）。由此可见，广东本科学校数相对于经济规模发展而言一直处于偏少的状态。伴随着未来广东经济规模的良好发展势头，本科学校数量将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
从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看，2005―2013年本科学校校均GDP整体都呈增长态势，珠三角略高于全省总体水平，其中深圳约是全省总体水平的倍数保持在4.54―7.90倍之间;粤东始终高于全省总体水平，粤北在2006年后高于全省总体水平，粤西则一直低于全省总体水平。同时，粤东、西、北地区本科学校校均GDP水平都高于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和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这表明，广东省各区域及深圳市本科学校数量相对于经济规模发展而言均显不足，如果本科学校数量没有得到明显增加则与未来经济规模的不适应性将更加明显。参照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2013年校均GDP水平，广东省本科学校数量可新增20-147所，其中粤东可新增3-11所、粤西可新增1-11所、粤北可新增2-10所、深圳可新增6-20所。
2.基于每亿元GDP负担在校本科生数的分析。2005―2013年，广东省每亿元GDP负担在校本科生数仅为15.28―19.00人之间;虽然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每亿元GDP负担在校本科生数呈下降趋势，但广东仍低于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特别是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差距较大。可见，广东省在校本科生规模相对于经济规模发展而言偏小，整体上未适应经济规模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广东省每亿元GDP负担在校本科学生数不仅无明显增长而且还略有下降，这将使得在校本科生规模与未来经济规模发展的不适应更加显著（见图5）。
从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看，2013年每亿元GDP负担在校本科生数，只有粤西超过全省总体水平，但仍低于我国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珠三角略低于全省总体水平，但深圳市仅为1.90人;粤东、北地区都在10人以下，粤东地区还不到5人，与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有较大差距。这表明，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的在校本科生规模与经济规模发展有较大的不适应性;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在校本科生规模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粤西可适当放缓在校本科生规模的发展;粤东、北地区在校本科生规模仍需着力提升;深圳市应大力扩大在校本科生规模（见图6）。
（三）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未来区域产业结构、水平的适应性分析
1.基于层次布局结构的分析。根据《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规划（2010―2015年）》，广东省将围绕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定位，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六大主体产业，力争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优势传统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达到10%以上、34%、23%、12.5%和约13%，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在人才需求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对具有交叉知识的科技研发人才的需求逐步增加，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对具有一线工作技能、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将逐步增加。可见，未来广东既需要更多数量的研究型大学，也需要大量的应用型本科学校。然而，广东省本科学校不仅占全省高等学校比例低于全国，而且“985工程”、“211工程”等高水平大学占本科学校的比重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均接近4个百分点，这两方面与北京、上海、江苏、陕西、湖北等高等教育发达省份相比更是差距甚远。由此，也导致广东省本科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偏低。从2013～2014学年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占在校生（指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下同）比例看，除了粤西在校本科生占在校生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广东省及其各区域整体上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但与当前广东省经济地位不相适应，更使得未来产业转型升级后继乏力（见图7）。例如深圳市目前仅有3所本科学校，其中包括了近三年新建的南方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为此全市每年要从外地引进约4万名大学毕业生，其中市外院校理工类毕业生约占深圳市接受理工类毕业生总数的90%。
如果以生产总值比例作为本科学校设置依据，在全国本科学校、“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数量以及校均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广东省需新增本科学校约54所，其中珠三角及粤东、西、北地区需分别新增41所（含深圳需新增18所）、5所、4所和4所;高水平大学需新增约9所，其中珠三角需新增6所，粤东、西、北地区各需新增1所。
2.基于类型布局结构的分析。从全省层面来看，1978年以来，广东省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基本稳定，呈现出徘徊、下降、上升交相替代且在一个狭窄区间波动的状态;第三产业比重基本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3年首次超越第二产业，三次产业按照“三、二、一”方向发展。根据发展趋势，预计2015―2030年间广东省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仍将逐步降低，第三产业比重将进一步提升。
在区域产业结构上，珠三角第三产业发达，比重超过50%，其中深圳市达到56.54%;粤东、西、北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相对较大。根据相关规划，到2020年珠三角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60%，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5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30%，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粤东、西、北地区将积极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形成一批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集聚效应明显的产业转移集群。由此可见，未来珠三角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不断提升，粤东、西、北地区第二产业将不断显示优势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海洋经济将在2015年达到1.5万亿元，占全省GDP总量1/4，基本建成海洋经济强省;到2020年，全省实现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目标。
因此，未来全省层面高校需要大力发展的学科门类是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文学。珠三角未来几年最需扩大的学科门类为文学、管理学、理学、经济学、工学，对应的学校需求类型为理工院校和财经院校;粤东、西、北地区的学校需求类型则以理工院校为主。2013～2014学年，从全省本科学校共计开设的2370个专业来看，工学专业数量最多，其次为管理学专业，之后依次为艺术学、理学、文学、经济学、医学、法学、教育学、农学、历史学、哲学专业;在校本科生94.96万人，按规模排序依次是工学、管理学、文学、经济学、理学、医学、艺术学、法学、教育学、农学、历史学和哲学。仅从专业设置和在校本科生比重看，基本符合产业发展需求，但艺术学、法学和教育学的专业占比和在校生占比都过大（见图8）。
在区域层面，2013～2014学年，珠三角本科专业按照设置比例排序依次为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文学、理学、经济学、医学、法学、教育学、农学、历史学和哲学等专业，在校生规模除文学、经济学、艺术学、理学依次排在管理学之后，其它学科与其专业设置比例排序相同。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存在艺术学和教育学培养规模过大的问题，其专业设置和在校生规模比例分别达到10.82%和6.53%、3.06%和2.22%。粤东第二产业发展所需的工学、管理学、经济学专业设置比例过低，分别仅为18.99%、11.39%和3.80%，而文学、艺术学、教育学、历史学专业设置比例过高，分别为17.72%、13.92%、6.33%和1.27%，与此相对应，其人才培养规模难以适应地区第二产业发展需求。粤西经济学培养规模过小，专业设置比例仅为2.79%，而医学、艺术学和教育学专业设置比例过高，分别为6.98%、11.63%和6.51%。粤北工学、经济学培养规模较小，专业设置比例分别为23.08%和1.71%，而艺术学、教育学专业设置比例过高，分别为14.53%和8.55%，师范类在校本科生比例高达92.24%。
（四）小结
1.人口是决定本科学校数量、在校本科生规模与布局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广东，无论是从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还是从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在校本科生数来看，本科学校都表现出与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不适应性，特别是对于目前本科学校偏少的粤东、北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如果考虑到除人口之外的与高等教育发展相关的其他因素，如高等教育入学年龄的放宽、高等学校招生政策的变化、高等教育毛入率的现代化指标等，广东省本科学校数量与人口规模的不适应性将更加明显。
2.从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的本科学校校均GDP和每亿元GDP负担本科学生数来看，各区域的本科学校和在校本科生规模都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因此，在未来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上，应充分考虑区域经济规模的承受能力，使区域本科学校数和在校本科生规模都能处在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内。
3.在省域层面，迫切需要增加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本科学校。这些学校应以工学、管理学、理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为主，着力控制艺术学、教育学等学科培养规模。在区域层面，珠三角本科学校设置应该着力提高办学层次，尤其是深圳、珠海等中心城市要注重高端发展;珠三角及粤东、西、北地区新增本科学校应以理工院校、财经院校为主。考虑到海洋产业在广东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应在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惠州、湛江等市择地再建1-2所以海洋学科专业为主体的海洋院校，满足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对高层次涉海人才、智力、科技的需求。
三、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调整优化的对策建议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面临严峻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全省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连续多年保持在全国前列（2008年以来均排名全国前6位，比广东排名靠前的仅有北京、上海、天津、新疆、），本科学校校均GDP远高于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平均水平，财政保障扎实，但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在校本科生数、每亿元GDP负担在校本科生数却排名全国倒数，与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本科学校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仍然相当短缺;二是目前全省高校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转型升级急需学科专业如工学教育规模比重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科学校学科专业结构仍不合理、不协调、不适应;三是从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高等学校尤其是本科学校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本科学校区域发展不合理、不协调情况仍然突出。因此，必须坚持不懈、科学合理地做好广东高等学校尤其是本科学校结构、布局调整优化相关工作。
（一）基本原则
1.坚持统筹规划，按需设置。根据全省及各区域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口变化趋势，统筹规划本科学校的新建、更名、合并、分立、转设和退出。妥善处理好存量与增量、规模与条件、当前与长远、发展与效益的关系。以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契机，加大对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整合力度，从严控制起点低、一般性的高等职业学校的设立，鼓励办学思想端正、实力强的举办者兼并重组办学水平低的高等职业学校，政府和有关社会力量集中更多资源发展适应全省及区域经济社会需要的本科学校，既要有一批能直接对应产业、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的应用型本科学校，也要培育更多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学术型高水平本科学校。
2.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全省各区域的人文环境、财政能力、智力资源、产业支撑等因素所构成的本科学校结构、布局调整优化的需求指数，因地制宜制定不同区域的本科学校结构、布局调整优化方案，着眼于较大区域而不谋求每个地级市不顾条件地都设立本科学校，努力使本科学校设置与区域功能定位、产业结构调整、人才发展需求相协调，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投入能力相适应，以确保本科学校能够办得好并能充分发挥适应、支撑、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作用。
3.坚持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既要充分发挥省级政府统筹作用，通盘谋划和推进全省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特色、效益协同发展，又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保证教育刚性投入，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发展保障水平。同时，还要突破各种政策壁垒，积极探索混合制、股份制办学体制，推进实力强大的行业企业兴办本科教育，引进国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独立设置的本科学校。
（二）主要策略
1.珠三角要以服务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导向着力办好高水平大学，同时要新建一批小而精的特色本科学校，构建以广州（辐射佛山和肇庆）、深圳（辐射东莞和惠州）和珠海（辐射中山和江门）为中心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第一，总体上应新增20所左右（不含深圳市）以理工类、财经类为主的本科学校，其中珠海、中山、惠州等经济发达、本科学校较缺乏的中心城市应新建或由独立学院转设多所本科学校，同时鼓励支持其他市按需新建或转设应用型本科学校。第二，鉴于区域内土地资源相对紧张，新建本科学校应主要定位于规模较小、富有特色、学科专业与区域主体产业群关联紧密的特色本科学校。这种特色本科学校，一要突出需求导向，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务求与经济社会发展及市场需求对接匹配;二要突出专业导向，按照“小而精”的原则，坚持特色化、专业化发展;三要突出开放导向，引进国内外一流高等教育资源，吸引国内外一流人才，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办学、教学和管理经验，加快成长步伐。第三，继续加大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努力将中山大学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将华南理工大学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理工类大学，将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海洋大学等建设成为办学特色明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型大学，将南方科技大学建设成为国际化特色突出的研究型大学。第四，广州要下定决心积极推动和支持所辖区域内的省内知名本科学校与世界排位前200名的高水平大学合作举办独立设置的本科学校或二级学院。
2.粤东、西、北地区应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条件和能力统筹举办若干所高起点、有特色的应用型本科学校，构建以汕头、湛江、韶关为中心、辐射周边城市的高等教育体系。第一，粤东以汕头市为中心，以服务汕、潮、揭产业一体化发展为目标，重点新建包括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汕头）、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揭阳）在内的5所左右的理工类本科学校，其学科专业设置以能源与动力工程、航海技术、海事管理、轮机工程技术、船舶工程技术、航道工程技术、油气勘探和开采技术、石油化工、渔业综合技术、旅游管理等为主，现有本科学校要逐步减少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外语、艺术等专业招生规模。第二，粤西以湛江市为中心，根据粤西城市群经济社会及产业发展实际需要，新增1―3所应用型本科学校，在适当控制新增数量的同时，把工作着重点放在学科专业调整优化和扩大办学空间上。在积极巩固提升已有专业特色的基础上，着重发展与钢铁、石化、能源、海洋运输、海洋生物等产业相关的冶金工程、金属材料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油气开采与储藏技术、材料（成型、高分子）、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水产养殖、海洋地质和矿产、海洋工程、海洋文化旅游、船舶工程等学科专业，可建1所以上与这些学科专业密切相关的理工类本科学校，同时充分发挥现有的广东海洋大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广东医学院的作用，注意加快扩大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办学空间。第三，粤北以韶关市为中心，把握振兴粤北的重大机遇，着力培育若干所理工类和财经类本科学校，学科专业设置以冶金工程、材料成型、金属材料工程、机械制造、车辆工程、电气工程、汽车服务工程、农产品加工、旅游管理等为主，逐步减少文学、法学、经济、教育、历史、艺术、计算机、外语等专业设置。
3.深圳市应以更长眼光、更大魄力、更强举措、更多形式举办本科学校。根据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未来一个时期，深圳市应新增15所左右的本科学校，其中既要优先发展若干所起引领作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又要着力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学校，加快扩大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规模。第一，积极推进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招收本科生并逐步扩大规模。第二，积极引进国内高水平大学到深圳举办研究生院、分校或整体搬迁某个学科来举办特色学院，重点推进在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医疗卫生、环境保护、金融等深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领域特色学院建设。第三，创新体制机制，创造引进世界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的良好条件，在加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建设步伐的同时，再引进2-4所国（境）外知名大学来深圳合作办学。本科学校设置应主要定位于发展小而精的特色本科学校。
研究和解决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问题，既需要加强省级政府统筹，勇于改革、大胆创新，调动一切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
（参加本研究的还有黄崴、刘建伟、耿景海等）
注释：
①本研究所指本科学校为独立设置的普通本科学校，不含独立学院和成人本科学校。
②对于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
局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性分析，本文如无特别说明，拟用本科学校数、在校本科生数指代本科学校结构、布局，用常住人口指代人口规模，用GDP指代经济规模。如无特别注明，本部分数据来源均为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2001―2013年统计年鉴、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2001―2014年国家统计年鉴，同时缺少2003年广东省在校本科生和在校专科生数据。
③鉴于深圳市是我国经济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之一，因而本文特别将其列入研究范围。
④分别为2所、4所、2所。
⑤2012年由1所增加到2所。
⑥因粤北无研究生培养单位，故只研究其在校专科生、本科生与三大产业之间的相关性。
⑦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等于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除以本科学校数。
⑧本报告以1993―2012年广东省各地市小学招生数作为2005―2024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统计基数;2015―2024年本科学校数以2014年本科学校数计，依此对本科学校数量能否满足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本科教育需求进行趋势分析。
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高职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策略；区域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01-0018-06
高职院校区域布局不均衡是我国高职教育区域协调发展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本研究参照教育部2015年5月21日公布的《2015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对各省普通高等学校进行归类与分析（下文表格中数据及未明确注明数据来源的数据均根据该名单统计），通过对省域及不同区域高职院校基本状态及差异程度的比较，以期为高职院校区域布局结构调整与优化提供借鉴参考。
一、不同省份高职院校布局结构的特点
我国高职院校初步实现了从普通高等院校体系的补充角色到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高职高专院校（以下简称高职）1334所，占普通高校总数的52%，其中，民办高职306所，约占33%，占民办普通高校的比例约为42%。但是，不同省区高职院校的数量及在普通高校中的比例并不相同，省域布局结构不均衡依然比较明显，见表1。
（一）基本情况
高职院校已经成为各省份普通高等院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来看，高职院校省域分布呈现为三个特征：第一，高职院校区域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现象。普通高等院校数量较多的省份，高职院校数量相对较多，但高职院校占普通高校总数的比例则相对较少。这与普通高校较多省份本科院校的数量有关，如江苏省有高职院校85所，其所占比例为52.5%，广东省有高职院校80所，所占比例为56.3%，湖北省有高职院校56所，其所占比例仅为45.5%。第二，高职院校占普通高校比例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于普通高校总数较少的中西部地区。有7个省份的高职院校所占比例超过60%，除中部的安徽省高职院校数较多、海南省为东部省份外，其余5省均属于中西部省份。部分中西部省份由于学校数较少，其高职院校所占比例则比较大。如青海省高职院校所占比例为66.7%，但其普通高校12所，高职院校8所。第三，部分本科院校数较多的省份，其高职院校所占比例较低。统计结果显示，9个省份高职院校所占比例低于50%，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及东北省份占据了50%。与其本科院校数相比，这些省份高职院校的相对数量较少，如北京市有高职院校25所，本科院校66所。这些省份多属于本科院校聚集地，本科院校绝对数量较大。
总体来看，我国高职院校区域布局的省际差异悬殊，但与本科院校相比，省际差异较小，见表2。其中，我国不同省份高职院校的标准差为22.8，本科院校为20.6；但是，从其变异系数来看，其变异系数比本科院校低22%。因此，我国高职院校区域布局结构不均衡与相对均衡的现实，都应成为我国高职院校区域结构调整与改革需要重视的两个重要方面。
（二）民办高职院校的省域布局结构
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民办普通高校已成为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校所占比例达到了40%。独立学院划归民办普通高校之前，专科层次的民办高校是民办高等教育系统的主体。随着独立学院转型为民办本科院校，民办本专科院校的院校数量扩张进入均衡发展阶段。截至2015年，我国民办高职达量到了306所。民办高职院校依然是民办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民办高职院校的分布情况来看，省际分布差异较大，民办高职院校集聚现象比较明显。第一，从绝对数量来看，民办高职院校较多的省份其高职院校绝对数量也相对较大。如粤、苏、闽、豫四省民办高职院校数量都超过20所。民办高职院校较少的省份，其高职院校总数较少。如，津、藏、宁、青四省没有民办高职院校，甘、贵、新等省区民办高职院校不足5所。这些省份高职院校的数量一般都在30所以下。第二，从所占比例来看，民办高职院校所占比例较大的省份，高职院校总数相对较少。如民办高职院校占普通高职院校的比例超过40%的省份包括琼、沪、渝，其高职院校总数分别为11所、29所、38所，分别位列28位、22位、16位。第三，民办高职院校与民办本科院校的区域分布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如民办高职院校数量前十位的省份中，有8个省份与民办本科院校数量前15位的省份一致。总体来看，我国民办高职院校分布具有比较明显的省际差异，东中部省份依然是民办高职院校的主要集聚地。
从省际间差异程度来看，民办高职院校与高职院校总体分布状态呈现出相似的特征，见表2。从变异系数来看，民办高职的变异系数比本科院校低22.2%，高职院校省际分布差异较小。但是，各省高职院校布局存在的差距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如江苏省有高职院校85所，而自治区则仅有3所，江苏省有民办高职院校27所，而有4个省份没有民办高职院校（包括天津市）。
（三）省域中心城市高职院校布局结构
我国高职院校分布具有明显的城市聚集现象，尤其是中心城市，一般会成为各省高职院校的主要集中地。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分布于中心城市，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与之相反，非中心城市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背景下，高职院校成为了部分非中心城市最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但高职院校的中心城市聚集现象依然比较明显。针对此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教发[2014]6号）提出，“优化职业教育区域布局。各地从本区域实际出发，规划职业教育体系布局结构。……新增高等职业学校主要向中小城市布局”。高职院校需要根据其办学目标，立足地方实际，优化区域布局结构。本研究按照高职院校所在地属于中心城市或非中心城市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本研究中的中心城市是指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外，各省、自治区省会城市及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五个计划单列市。
各省的中心城市是高职院校主要聚集地，但非中心城市高职院校的数量在不断扩大。我国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职业学校数量为1280所，其中50%分布在地级市及以下地区[1]。至2015年，我国有高职院校1334所（除四个直辖市外共1216所），位于中心城市的高职院校数为592所，51.4%的高职院校分布在非中心城市。其布局结构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从各省位于中心城市的高职院校数量来看，各省间差距比较大，见表3。粤、皖、湘、鄂、豫5省位于中心城市的高职院校数超过了30所，藏、琼、青、宁4省不到10所；其中，广东与位于中心城市高职院校数之差为46所。位于中心城市的民办高职院校呈现出相似的特征，如粤、川、闽3省中心城市的民办高职院校超过了10所，但藏、青、宁3省则没有民办高职院校。
第二，从所占比例来看，位于中心城市的高职院校所占比例较大的省份，其高职院校总数相对较少。如超过50%的省份有粤、鄂、云、黑、辽、陕、琼、浙等12省份，除广东、湖北、江苏3省高职院校总数比较多之外，其他省份高职院校数都比较少。民办高职院校位于中心城市的比例偏大，但低于民办本科院校的比例。位于中心城市的民办高职院校总数为158所，占民办高职院校总数的比例为52%。但是，民办本科院校中有59%的院校位于中心城市。
第三，中心城市高职院校所占比例较少的省份主要是高职院校数较多的省份，如高职院校数位居前十位的省份中，苏、冀、豫、鲁、皖、湘、川七个省份的中心城市高职院校所占比例，位列全国排名（直辖市除外）的后十位。位于中心城市的民办高职院校所占比例较多的省份主要是中西部省份，其高职院校、民办高职院校总数少，分布集中。如新、吉、甘、辽、冀、云、鄂、蒙等14省，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三省，而且这些省份高职院校的总数也比较少。
从省际间差异程度来看，中心城市高职院校省际差异小于本科院校，其变异系数分别为50.2%、54.6%。中心城市民办高职院校省际差异则大于民办本科院校，其变异系数分别为73.8%、62.6%。我国民办高职院校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省域差异。这是因为中心城市民办高职院校的省域分布极不均匀，影响了其内部的差异程度，如藏、青、宁没有民办高职院校，而没有位于中心城市民办本科院校的省份仅有。
二、不同区域高职院校布局结构的特点
本研究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的经济区域划分原则，划分高职院校布局结构，并对之进行比较分析。综合看来，我国高职院校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东部有高职院校493所，中部有384所。从绝对数量来看，东部与中部10省占高职院校总数的比例约为66%，本科院校的比例略低于高职院校，约为64%。我国高职院校区域性集聚现象仍然比较明显。
（一）基本情况
我国高职院校的布局结构，在不同区域间及区域内部差异明显，区域特色鲜明。
第一，总体来看，不同区域高职院校占普通高校总数的比例差异明显。东部地区高职院校占普通高校总数的比例最大，东北地区最少，其所占比例分别为：东北45%，中部57%，东部63%，西部51%。
第二，从不同区域省均高职院校数来看，中部地区省均高职院校较多，与区域省均本科院校分布情况差异较大，中部地区二者的省均差异较大。从区域省均高职院校数量来看，中部较多，东部次之，西部最少。东部地区省均高职院校为49所（共493所），中部地区为64所（共384所），西部地区为29所（共342所），东北地区为38所（共115所）；东部地区省均本科院校数最多，中部与东部基本一致，西部最少。不同区域省均本科院校分别为：东部50所，中部48所，西部25所，东北47所。
第三，从不同区域内各省高职院校分布的差异程度来看，不同区域内各省高职院校布局结构差异较大，见表4。从变异系数来看，西部各省间高职院校布局差异最大，其次为东北，中部最小。就本科院校来看，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而中西部则相对较小。总体来看，我国高职院校区域布局的差异情况呈现出东西较高、中部塌陷的U型状态。
（二）民办高职院校的区域布局结构
民办高职院校的区域布局差异比较明显，并且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特征。
第一，总体来看，不同区域民办高职院校占高职院校的比例差异明显，其中，东部高职院校所占比例最大，东北部与中部差异较小。民办高职院校占区域高职院校总数的比例分别为：东北17%，中部19%，中部27%，西部21%。此外，民办高职院校的区域分布情况与民办本科院校的分布基本一致，但民办本科院校区域间差异较小，其分别为：东北34%，中部39%，东部40%，西部31%。
第二，从不同区域省均民办高职院校数来看，中东部地区较多，与本科院校分布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从区域省均民办高职院校数量来看，东部最多，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相同。其中，东中部地区省均分别为13所、12所，东北部和西部地区省均仅为7所。就民办本科院校分布情况来看，从多到少依次为：中部19所、东部17所、东北16所、西部8所，其中，东、中、东北部差异较小，西部地区与之差距较大，仅为8所。
第三，从不同区域内民办高职院校省域分布的差异程度来看，不同区域内各省区民办高职院校布局差异较大，与本科院校的区域内部差异情况基本一致，见表4。从变异系数来看，西部地区各省间高职院校数量差距较大，其变异系数为92%，其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小。总体来看，不同区域内部高职院校差异呈现出东西部内部差异较大，东北及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小的特征。
（三）省域中心城市高职院校的区域布局结构
中心城市是高职院校的主要集聚地，但是，不同区域中心城市高职院校的分布状况通常会呈现出不同特点。
第一，总体来看，不同区域中心城市高职院校分布呈现出比较显著的差异，东北部和西部中心城市高职院校占高职院校总数的比例较高，分别为：东北55%，中部49%，东部43%，西部52%；与本科院校的区域布局特点相似，分别为：东北72%，中部52%，东部50%，西部65%。不同区域中心城市民办高职院校与高职院校的整体分布存在一定差异，东北部和西部所占比例较高，东部最低，分别为：东北85%，中部52%，东部41%，西部70%，与民办本科院校的布局特点相似：东北83%，中部61%，东部47%，西部75%。整体来看，东北部高职院校及本科院校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市，高职院校与民办高职院校中心城市分布特点和本科院校及民办本科院校的分布情况基本一致。
第二，从不同区域位于中心城市高职院校的省均分布情况来看，中部与东部地区省均数量较大，西部最少，与中心城市本科院校的分布差异明显。其中，中部省均中心城市高职院校数为32所，西部仅为14所。这与高职院校总量有一定的相关性，中东部13省份（直辖市不在统计之列）中高职院校数60所以上的7个省份，西部仅有四川超过50所。从本科院校中心城市分布情况来看，东北省均中心城市本科院校数量最大，西部依然最少。中心城市民办高职院校省均分布情况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的特征，这与民办本科院校的分布基本一致。
第三，从不同区域位于中心城市高职院校省际差异来看，不同区域内部差异程度不同。从四个区域的变异系数来看，西部地区各省间位于中心城市的高职院校数差异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最小，见表4。西部地区的变异系数为61%。就西部地区来看，四川位于中心城市的高职院校有29所，而青海6所、3所；中部地区的变异系数为14%，就中部地区来看，安徽位于中心城市的高职院校为36所，山西为24所，省际差距较小。其中，东部地区部分省份高职院校主要位于非中心城市影响了其省际差异程度，如江苏和山东位于中心城市的高职院校占高职院校的比例分别为21%、34%。不同区域中心城市高职院校差异程度与本科院校的区域间差异状况不一致。就本科院校来说，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内部差异最小的为东北地区。不同区域位于中心城市民办高职院校省际差异的基本特点与高职院校的省际差异情况基本一致。其差异程度最大的是西部地区，最小的是中部地区。总体来看，不同区域位于中心城市高职院校的省域差异程度基本呈现出中部、东北、东部、西部依次递增的布局状态。
三、改进策略
高职院校区域布局结构不均衡是我国高职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局之一。高职院校区域布局结构不均衡反映了其外部生态环境的不均衡性：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高职院校主要聚集地分布于东中部经济较发达省份或各省中心城市。如经济较发达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省份，高职院校数较多，而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高职院校或民办高职院校数则较少，中部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均衡，高职院校布局特点分化比较严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高职院校的区域布局结构与普通高校区域布局结构有关。如区域高等教育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办高职院校的布局，民办高职院校主要位于高职教育比较发达、高职院校发展势头比较好的省份。这些省份的民办高职院校及高职院校分布也相对均衡。总体来看，我国高职院校的布局结构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不均衡问题，传统的东中西及东北地区不均衡，各省之间不均衡及城市布局不均衡等问题依然比较显著。因此，基于对高职院校布局结构现状的统计分析，我国需要科学设计高职院校区域布局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策略。
（一）国家继续加强政策安排，推动完善区域高职教育改革相关的配套政策
近年来，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规范。但是，截止目前，关于区域高职院校布局结构的专门性政策规范尚未出台。因此，各级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针对区域高职院校布局特点，充分利用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资源与结构优势，出台区域高职院校布局结构的政策，以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推进高职教育的质量建设与内涵发展。另外，不同区域高职院校办学经费依然差异较多，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国家应继续提高对中西部高职院校的财政支持，重点支持高职院校基础能力提升，鼓励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建立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优质高职院校。
（二）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发挥协调作用，调动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积极性
作为高职院校的管理主体和最主要的办学主体，各级政府机构依然是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主导者与推动者，承担着调整与优化高职院校区域布局结构的责任。高职院校区域布局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发挥区域高职教育优势，而合作是可行性路径之一。区域高职院校合作有助于实现高职教育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合作形式可以包括互补性合作、整合性合作、拓展性合作[2]。如东部地区高职院校通过优势互补，创新办学形式与办学层次，并在部分经济发达但高职院校比例相对较少的省份，试行并扩大本科层次教育规模；中部和东北部充分利用普通高等院校较多的优势，积极开展与本科院校的合作，建立多层次、多元化办学形式，并逐步推动高职院校向非中心城市转移；西部地区是区域高职院校均衡发展的重点。从现实来看，西部地区高职院校面临着区域布局结构不合理、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程度较低、不同类型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差异较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专业机构不合理等问题[3]。因此，应继续坚持政策倾斜的“输血”，发挥西部省份主管部门的主动性，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开展“造血”活动，建立符合地方特色的高职院校布局结构体系。如加强与东中部高职院校的合作，通过合作办学、建立招生联盟等形式，创新中东西部合作机制。
（三）民办高职院校依据政策创新发展模式
当前，民办高职院校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性特征，集中分布于东部省份，西部省份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相对滞后。对于民办高职院校区域结构调整，应重点发挥民办高职院校办学体制与机制的灵活性优势，通过放权与鼓励，重点支持民办高职院开展跨区域合作。《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创新民办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这为民办高职院校开展区域内或跨区域合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如支持东部、中部民办高职院校与西部省份或民办高职院校进行产学合作、合作办学等；支持东部高职院校与中部公办高职院校合作，尝试股份制办学，实现优势资源共享；发挥东北地区本科教育资源比较集中的优势，创新本专科衔接模式，提升高职院校办学质量。
参 考 文 献
[1]马树超，范唯.高职教育：为区域协调发展奠定基础的十年[J].中国高等教育，2012（18）：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