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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范文第1篇
【正文】
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18年的斗争历史，并将其中的经验概括为三个法宝。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一
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其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最复杂、最困难，而又对中国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现代史上，和共产党是两个最有实力的政党，二者之间的关系牵动着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间，由于两党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基础上实行了合作，第一次结成统一战线，因而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正当革命即将完成之时，由于背叛革命，破坏了两党的统一战线，因而招致革命失败。1927年以后十年内战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两党再度合作，第二次结成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包括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顾这段历史，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他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成为统一战线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
共产党和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建立——破裂——再建立，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为了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经验只能来自中国革命的实践。
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不断完善的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既有需要革命、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怀疑革命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一认识的正确性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证实。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1935年底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战线，其内容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之所以要在统一战线中增加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基于对其两重性的深刻认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因而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它有可能参加革命。
西安事变后，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内部的压力，不得不开始转变他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开始接受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种情势下，统一战线中仅仅增加民族资产阶级显然就不够了，有必要起用一个更概括、更一般、含义更广泛的概念——资产阶级来反映新情况。与此同时，还在一般意义上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并把它上升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
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这时他所说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里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用“资产阶级”取代以往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变化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发展。
由“民族资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在认识论上是一次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对资产阶级的认识由抽象再到具体的又一次飞跃是在1940年3月完成的。1939年冬到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在打退这次高潮的斗争中，对资产阶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这种认识首先反映在他1940年3月11日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在这里他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又分为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和欧美派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
根据新的认识，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有关部分作了相应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荣的信中说明了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建国初在编辑《选集》的时候还对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作过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并且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规律性认识中增添了对大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说明了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动性。
正是上述对中国资产阶级逐步深入不断完善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策略原则。也正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后来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线。
二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特点，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其结果，面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党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从此，以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不仅学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艺术，而且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揭示了武装斗争的实质。“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因此，在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与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斗争，以及与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在长时期内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这一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关于武装斗争的总概念。他说：“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三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密切相联的。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形成的又一共识。对此，1936年底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作了进一步论证。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革命，然而由于其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愿意也不可能将中国革命引向彻底胜利。这一点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中国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愿意积极参加革命，也愿意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然而由于其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组织性，也最能虚心接受世界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成功经验，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9]
如何实现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这个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并不突出。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实行国共合作，由于实际上执掌着全国政权，调动着正规军队，担负着正面抗战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如何实现自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就成为需要说明的问题。
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具体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实现基本口号的具体目标就无所谓政治领导。第二，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基本的政治任务而奋斗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多数，得到群众拥护。第三，在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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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共产党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领导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特别是土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同时也饱尝了放弃领导权招致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共产党在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争蛔跃醯取领导权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而实现对广大抗日民众的领导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其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对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11]后来，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将共产党要实现领导所需要的条件概括为两条：“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12]接着他又将这两个条件写进《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并且指出：“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13]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率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些利益和要求而坚决斗争，这是共产党实现自己领导的宝贵经验，也是的一贯思想。反复告诫全党：“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4]“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15]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制定和坚决执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帮助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认真地为农民的利益去奋斗，因而才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大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实现了党对农民以至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标准，即判定政党作用的根本标准和判定共产党人言行的最高标准。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6]“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7]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等政策，一定能够在实践中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也一定能够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长期艰苦奋斗的经历，以成千成万优秀党员和干部的流血牺牲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成为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和最坚强的领导者。他说：“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8]
四
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应有之义。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一点，把党的建设作为三个法宝之一，是基于他对共产党自身特点和所处环境的深刻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就代表着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联合他们共同奋斗。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这时农民成为共产党组织的主要来源。一批批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共产党，他们在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也把源于本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带进党内，涣散着党的组织，危害着党的事业。这种苗头一出现就引起的高度警惕。1928年11月他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9]从那时起，就十分关注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问题。
共产党的建设是在复杂的环境和艰苦的斗争中进行的。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党的建设18年的历史经验。他指出，党的建设与党的斗争是不能分离的。共产党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锻炼着自己，积累着斗争的经验，加深着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18年的历史证明，当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正确地解决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建设、发展和巩固就前进一步；反之则后退一步。18年的历史还证明，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越深刻，党的组织越巩固，就越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内先进思想和不良作风之间的矛盾；以及一些党员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然而，正是在应对这种复杂局面，处理各种不同矛盾的过程中，党的建设得到了多方面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在政治上，丰富和发展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作风上，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实现自我教育的好形式。
1945年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24年的斗争史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三大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主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实践证明，这种结合进行得好，党就前进就胜利；这种结合进行得不好，党就后退就失败。在党的历史上产生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其思想根源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当作教条，完全不顾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主义者又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根本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两种错误倾向都留下深刻教训。因此，掌握思想教育，克服错误倾向，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基础。
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共产党进行自我评判的重要尺度。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超过群众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自愿的原则；尾巴主义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落后于群众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因此，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教育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个党员每时每刻都不要脱离群众，这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新民主主义范文第2篇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恰巧迎合了俄国、中国这些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迫切需要工业化的历史要求。在苏联、中国“实现”了。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西方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仅在于他理想社会的空想性，还在于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西方民主思想完全相悖。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把它的社会成员强行划分为专政阶级和被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不会是和谐公正的社会；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阶层、每个政党都可以提出管理社会的方案供社会选择，为什么要使用暴力革命呢？因此，由民族矛盾引起的市政性质的巴黎公社失败后，暴力学说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市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了。这就是伯恩思坦和被列宁骂为“叛徒考茨基”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发端。
民主社会主义就其思想起源于拉萨尔、伯恩思坦、考茨基，兴盛于二战以后。二战后，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许多弊端已逐渐消除，社会逐渐走向民主、公正、公平，同时，以苏联为代表的集权社会主义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计划经济矛盾，以及官僚腐败、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民主社会等一系列问题以已昭然于世，这种现实，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的社会主义逐渐失去科学性，在东方，人们试图保持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克服集权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探索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4、新民主社会主义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区别于这之前到伯恩思坦的民主社会主义。新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代表一个阶级，而是代表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不仅仅是理论的理想，而且是切实可行的社会管理模式。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区别于集权社会主义又强调集体主义思想的与资本主义有一定差别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中国这种人口和资源矛盾的、集权社会主义矛盾尖锐后的、但又有浓厚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寻求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
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民主”二字的民主社会主义，它已区别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集权社会主义了。
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既批评资本主义，也攻击共产主义，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民主法制国家、自由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通过争取选举胜利，在议会获得多数，利用议会和“现行国家体制”实行社会和经济的改革计划，就能实现社会主义，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上主张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把政党看作多元化政治竞争中的一支力量，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实行代议制；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国营、私人和合作企业同时发展，主张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目标上实现社会正义，把人作为一切关注的中心，保障劳动者的决策权，收入分配合理化，发展福利事业，最终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新社会。
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曾在苏联东欧盛行，随着苏联东欧解体，他们的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他们发展的道路而获得新生，从而使“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不再有多大的意义。而中国今天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由于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使得在社会和平变革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福利性质不能全抛下，而不能不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探索，这个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在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前提下的民主社会主义，因此是新民主社会主义。
新民主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有几个不同的地方：(1 )、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空想成分，不相信人类社会是不需要管理(政府)的社会，认为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解体后的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而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形态；(2 )、人类社会是需要管理(政府)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不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专政的社会；(3 )、既然人类社会是不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专政的需要管理(政府)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只能是民主社会；(4 )、但是，新民主社会主义继承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社会公正的思想。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区别于过去的旧“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新民主社会主义新在：1 、与过去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基本点不同：新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为了改造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中国这样的社会谋求社会变革的探索；2 、社会(国家)观不同：新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不能没有管理，新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而是突出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管理模式；3 、新民主社会主义在总结人类民主政治的先进思想的基础上把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民主政治)，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社会公正作为最终目标。4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和平变革的新探索。
新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在于：新民主社会主义突出地强调了社会的集体主义思想，即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新民主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什么？是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 社会保障制度。
三、新民主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1 、集权社会主义已完成了使命
中国的集权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初始积累的使命，再使用集权政治+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已经不能快速地发展中国。要快速地发展中国，使中国融入世界文明潮流中，中国无论是走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道路，还是私有制道路，民主政治作为选择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人口和资源不存在矛盾，人民“等量”地占有现有财富而民主化完全是可行的。即便如此，由于90年代以来权力市场化，现在再采用全体国民等量地均分国有资产，已不再是等量了。
社会主义作为集体主义思想同个人主义思想一样是人类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用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社会生产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样是社会生产的一种方式。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相比较，有一个显著特点：社会主义思想突出地表达了全社会成员公正地占有生活资料的愿望。这一特点，如果用均贫富来实施，会造成社会生产停滞而缺少生机，也不符合社会的二重性原则；(社会的二重性原则即社会一方面要保障群体的利益，一方面又要保障个体的利益。)如果用新民主社会主义，避免贫富悬殊过大的方法，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健康有序发展。
个人主义思想，在民主法治社会，如果不考虑人口和资源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个人主义行为不会造成一部分社会成员缺衣少食而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那这个社会会以最大速度发展，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创造活力都会被激活。这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民主政治+ 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
民主政治+ 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道路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救亡运动中被堵绝了。由于工业化初始积累的需要，我们走上了集权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工业化初始积累已经完成，我们能否走上民主政治+ 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呢？苏联东欧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是我们不能，至少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能。这是由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和和平变革的条件决定的。当然，放弃社会和平变革，通过社会残忍的整合也可能走上这条路，然后寻求高速发展。问题是哪些人成为这种社会整合的牺牲品呢？农民？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即使我们不是这个社会整合的牺牲品，我们能忍心以“君子之仁”看到同类白白牺牲吗？
为了和平变革中国，我们必无选择：走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2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国体上主权在民和政体上主权在领导的矛盾。自从满清灭亡，任何一部宪法都写上了“主权在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要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国家，没有政府，“天下为公”。但是，由于共产主义的浩渺和工业化初始积累的需要，我们走上了集权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我们的人民在感到国家主人的喜悦的同时，他们把一切包括自身都交给了领导安排，领导行使国家(社会)意志。群众是被领导和安排的群众。
由于人是二重性的人，当领导作为人在缺少监督的条件下支配群众时，他的权力部分地会异化，使国体上主权在民难以完全实现，领导在作为管理者的同时会成为统治者，一定条件下群众只是为他创造财富的劳动者。
社会需要管理，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集权的方式和民主的方式。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帝及其皇族的国家，由于国体上主权在君，当然政体上是主权在“父母官”。封建社会解体后，共和国已明确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这种条件下能否进行集权管理呢？
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社会管理的目的是什么？是防止社会不至于在无谓的冲突中毁灭自已，是为了发展物质生产力和人自身，是为了完成人的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无限追求人(类)自身的幸福。
集权政治只有在以下两个前提下才能等同于民主政治的管理效果：一是最高领导人是完全无私的人，他的存在纯粹是为了人民的存在；二是最高领导人是万能的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不受智力和体力的限制。因为，只有他无私，他才会每时每刻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谋划，只有他万能，他才不会决策错误，始终指引人民走正确的道路。因为全社会成员都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但是人是二重性的人，没有一个人是纯粹为他人存在而无视自身的存在；没有一个人是万能的人，因为每个人的智力和体力对于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有限的。由于人的二重性，集权政治的弊端是明显的。集权政治必然将部分权力异化为人民利益的对立物。由于领导能力的有限性，领导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因此，在人民主权的国家，集权政治这种管理模式是不能保证完全实现人民主权和人民利益的。
民主政治则相反：一是它能限制领导的自然属性，即使领导想干坏事都不行，因为领导的决策、决策的实施都是在人民的监督下进行，领导想贪都不敢贪，“伸手必被捉”；二是民主政治能集全体社会成员之智慧，它克服了领导个人能力之不足。
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体上主权在民和政体上主权在领导的矛盾，克服中国政治制度之不足的唯一措施，就是实现政体上主权在民。
3 、民主政治是“纲”
新民主社会主义把民主政治看着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良性发展、解决社会一切矛盾的唯一形式。
中国有许多问题：有经济发展问题、社会矛盾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还有诚信沦丧、反腐败等等等等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民主政治问题。民主政治问题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问题。如果说“纲举目张”，那么，民主政治就是“纲”。
民主政治是“纲”，这是中国几千年集权管理的经验教训总结，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经验总结。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的管理模式，最终都要走向民主政治管理模式。十五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落后了，根本原因是集权政治阻碍了社会发展，欧洲文明为什么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就是因为它有民主的思想，民主的制度，在民主制度下创造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奴隶劳动也能创造财富，但是它的发展是缓慢的。
在当今，给人民以民主是最大的“德”，“德在衙门最好修”。不能以人民长期的痛苦换取领导私利的满足。集权社会是少数人的天堂，民主社会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天堂。社会就象一个家庭，家庭需要温暖；家庭是温暖全家人，而不是温暖部分人。
四、新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观
1 、人的解放是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统一
就人的解放来说，人的解放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解放，一是社会解放。
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却是自然的奴隶。人是自然的产物，但是并非自然界的一切都适合人的存在和发展，并非一切的自然物人都可以不通过劳动而直接满足人的需要。人要改造自然，从自然中寻找生活资料和其它物质资料，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人要同自然作斗争，解放生产力，获得自然解放。自然解放就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使自然环境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转贴于
人是社会的产物，人却是社会的奴隶。人要在社会中才能生存，人却被种种伦理道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精神枷锁束缚。而且，人在它特定的阶段被异化为非人，不被同类当作人。人要探寻社会组合关系，构建最佳社会组织结构，探索人与社会关系的真理，获得社会解放。社会解放是构建、调整、完善各种社会关系，追求没有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的社会，追求公证、和谐的社会，使个体人能最大限度地自由、存在、发展。
因此，人要获得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自然解放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解放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新民主社会主义并不认为它的目的仅仅是解放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然解放，而且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实现人的社会解放。尽管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是互为统一的关系，但是，新民主社会主义仍然要高举着社会解放的旗帜，这个旗帜就是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自己的主人，他们是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一道为发展社会和发展自身管理社会。这个实现形式就是民主政治，它具体的操作手段就是宪政民主。
2 、国不同于政府
新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不同于政府。国是区别于其它人类团体的有领土边界的社会，国的基本内容是居民和土地；家是以婚姻或血缘关系等方式存在的共同生活体；政府是凌驾于该社会之上的管理机构——国(家)政权；社会成员只存在阶层，不存在阶级，阶级只存在于集权社会，阶级只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国与政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使用的“国家”这个词是指国(有领土边界的社会)，只是借用国家这个传统称谓而已。
政府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是指对整个国家(社会)进行组织管理的政权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政府制定并直接实施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法律等政策。狭义的政府是指执行人民意志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
①政府的产生
人是社会人，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但是人也是自然人，人天生地要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国(社会)需要管理，对外抵御外侮，对内要调解矛盾、促进社会发展，这就需要一种来自于公众之中又凌驾于公众之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体现为权力、法律和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权力需要通过一定形式——政府(立法、行政、司法)行使。
自然状态下的人类，他们共同劳动，自然分配，彼此依靠集体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存在，他们是平等的，是自然状态下的平等，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自然和谐，是无意识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随着个体人的发展，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剩余产品出现，同类之间的残杀增多了，自然的平静和和谐被打破，生产力不断遭到人类自身的破坏，人类迫切地需要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来管理社会，平息冲突，缓和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来自个体人之间权利的互相转让，这种转让是有意识的，也是无意识的：既然你要加入到社会中来获取你的需要，你就应该按照社会的要求转让你的部分权利，维护社会的存在。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需要一定的管理机构来实现，这种管理机构就是政府。政府为了解决社会内部冲突和抵御外侮就需要军队、警察、法律、监狱。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公众权利的转让，政府的本质是代表社会利益管理社会事务，自觉维护和促进社会发展。这是政府存在的唯一合理依据。
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94 )如果我们把恩格斯这段话中的国家改为政府来表述政府的起源时还是比较科学的：“政府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政府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政府。”
②政府的职能
由于政府是国(社会)需要管理，对外抵御外侮，对内要调解矛盾、促进社会发展，需要一种来自于公众之中又凌驾于公众之上的权威，需要权力得到行使而产生的，因此，政府的职能只有两个：对内的管理职能和对外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职能。
③政府的构架原则
新民主主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5-0005-04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确定的社会各阶级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且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在新民主主义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在中国，这两个革命中间，无法走一般社会发展大体要经历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之路。因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社会为目标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目标的革命。这个革命成功后，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充分发展，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按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2]
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从政治上看，“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3]。从经济上看，因为整个国民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之下，所以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等方面受到限制。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限制与反限制就是这种阶段斗争的主要形式。[4]
按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因为经济文化落后，这个过渡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大约“还要一二十年时间”[5]。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在《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中，当有派的人士主张写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时，中国共产党则认为，虽然共同纲领已经保证了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但是共同纲领是属于国家政权在现阶段的施政纲领，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为现阶段需要而制定的，它不应去描述现阶段尚不能实现的理想；如果过早写入，就很容易混淆现阶段的实际步骤和将来的理想。最好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一过渡阶段的实践，等到大家的思想成熟、认识提高后再提社会主义。[6]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但是，并没有像先前设想的那样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尽管这个“相当长的时期”依然过短——而仅仅三年多就提出并实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发生这样的转变，提前结束过渡，是党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实践中，对新民主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变化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在完成之后，刚刚获得土地的许多农民，由于缺少其他生产资料，为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同时，资本主义工商业追逐利润的本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偷税漏税、劳资矛盾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不断产生和暴露，以至于党和政府不得不一次次地采取措施严厉限制，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不断反复。“三反”、“五反”后，在资本主义企业与国家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企业和社会及企业和职工之间，利益矛盾和冲突越发明显。这样，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被认为越来越显著地表现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种情况反映到实践中，就是各地频繁发生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想法和做法。
实际上，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没有经过与之相应的真正深入人心的荡涤封建残余势力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生长和奋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中的党和人民，在当时很难真正历史地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及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理论实质，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一些问题，例如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生产相对过剩及必然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等等，看得过于严重，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作用和难以逾越的影响估计不足。这就使得多数人实际上很难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好处，是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阶段。而且，短时期内很难让大多数人理解这一问题的本质，很难真正从思想理论和实践上解决问题。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国家在这方面的理论思考和政治决策。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环境推动并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要想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就必须而且完全有条件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大组织力量，尽快地实现对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它们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走社会主义道路。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体两翼”的总任务和设想，实际上是历史发展提供给人们的一种现实选择。在当时的中国，资金匮乏、物资紧缺、工业部门的构成相对简单，还处于工业化的初创阶段，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就需要把有限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等集中起来，保证重点工业项目的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事实上，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的选择：由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现实，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无疑是正确的；但最初先工业化、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得不采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办法。
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它同新中国成立时即已建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起，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实现了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本来预定为15至20年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仅仅用了三年，从而遗留了一些问题。如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否一定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8]，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等，并最终建立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是当时难以避免的历史性的选择，但是否一定要让市场调节完全退出经济领域，形成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农业的互助合作是必须的，但是否一定要完全实行农业的集中生产、统一经营和统一核算；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但是否一定要逾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阶段，等等。
1956年前后，党对社会主义改造遗留的问题有了一定认识，并提出一些改进措施，如改善合作社内部的经营管理，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责任制；既要消灭资本主义，又允许搞一些资本主义等。此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又提出许多较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如强调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提出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要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私人经营作补充；在国家领导下和计划许可范围内，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自由市场发挥补充作用；给予地方和企业一定的自，在农业生产中试行生产责任制等。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估计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需要100年或更长的时间，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步骤。[9]但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等被绝对化、神圣化，发展生产力所必须经历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被认为是可以逾越的，即可以不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而建成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或逐渐被放弃，一些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产生的问题不仅未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并且在反右、“”和化运动、特别是“”的错误中被推向了极端化。
上述问题的产生，最终源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缺乏足够认识和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对未来社会的具体设想和论点作了机械的、片面的理解或教条化，没有真正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和束缚，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最终脱离了中国实际，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回到正确的认识上来。
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从那以后，我们党一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引领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要求，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同于新民主主义，也不同于我们原先理解的社会主义，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但不是简单的回归。
首先，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表明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与新民主主义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同，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认识也有区别。现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及采取的政策，虽有某些共通、某些相似之处，但却不是简单的雷同或回归，而是建立在新基础、新阶段、新认识之上的。我国社会主义因为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过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加之人口多、底子薄，不仅长期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百多年前设想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0]即使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11]
其次，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更加科学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再将社会主义视为某种既定的、固有的模式，而是更加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再仅仅关注经济的发展，而是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即以人为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调要以人为本，将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依据中国国情，着重从方向、目标、价值取向的角度阐述社会主义，不仅对于现阶段既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又不受各种具体体制、模式、手段的束缚，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创新，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将发展生产力摆在了首要位置，发展是硬道理，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还要科学发展；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正是通过发展这个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发展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
再次，对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特征有了新的突破。在所有制问题上，既坚持了公有制这一根本原则，同时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被利用、限制、改造的对象，而是“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2]。其市场准入的领域也逐渐放宽，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可以“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13]。在经济体制问题上，不再坚持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再被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内容，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体制保证。在分配问题上，现阶段不再是单一的按劳分配，而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确立和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下，公有制经济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国有经济，它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不再仅仅是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是体现在控制力上，也就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也不应该是单纯的国家经营形式，而是可以有多种的实现形式，要推行股份制，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等。简言之，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不仅如此，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理解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如人民民主，这是新民主主义提出并坚持至今的中国的基本国体，但以往更加强调“”，强调阶级斗争，而今天则高扬人民民主的旗帜，强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关系上，坦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存，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有用的东西，继承和吸收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障碍，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应该彼此尊重、平等互信、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上，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总之，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不断结合的过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又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任务提出不同的主题和要求。明确这一点，对于肯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肯定改革开放的历史必要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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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194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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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N].人民日报，1987-10-26.
[11][1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9.
新民主主义范文第4篇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区别于集权社会主义又强调集体主义思想的与资本主义有一定差别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中国这种人口和资源矛盾的、集权社会主义矛盾尖锐后的、但又有浓厚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寻求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
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
一、提出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由
1、十字路口的选择
十五世纪以前的中国是先进的，强大的。十五世纪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西方开始文艺复兴、资本积累、自由贸易。而中国，明朝法律规定：任何人外出必须持有证件，否则关卡查获立即送官。经济、文化、劳动力的交流被窒息了。西方强大了，中国落后了。以1840年为标志，中国人开始了自强自救，洋务运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直至共和国。
洋务运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共和国为了中国工业化初始积累建立了集权社会主义制度。集权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的工业化初始积累非常有成效，由于它自身的缺陷，当它完成了工业化初始积累后，已不能再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集权社会主义以粉碎“”为标志，完成了它的工业化初始积累使命。从粉碎“”到现在，甚至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后集权社会主义。因为，由于历史的惯性，这一时期是集权政治体制下社会生产方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个重要的成就：一是确立了市场经济道路，经济快速发展，二是政治民主化已作为社会管理模式昭然于社会。而问题在于由于政治民主化没有确立，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善。相应的是社会腐败，财富分配权力化大于市场化，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完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这种状况，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是我们提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客观要求。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呢？
迄今为止，有两种社会管理模式，一种是集权政治的管理模式，一种是民主政治的管理模式。集权政治是由领导对群众的人身单向支配的管理，民主政治是承认社会中所有成员的政治平等性，由民众公推公选“公务员”，由民众制订法律的透明化管理。迄今为止，民主制度有过两种模式，一是“原始民主制度”，一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承认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获取生活资料的基本权利，但现实的社会主义是通过领导对民众的单向领导来实现社会管理，它自身缺少民众的参与管理和监督管理者的机制，我们称之为集权社会主义。
从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来说，资本主义实行“民主政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管理模式”，社会主义实行“集权政治+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是成功的，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作为前苏联和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进行工业化初始积累追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也是成功的。问题是，当集权社会主义完成了工业化初始积累后已不能促进社会发展，集权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就此走上“民主政治+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苏联东欧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现在已经获得了成功。中国呢？中国通过后集权模式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问题重重，中国能否就此也走上“民主政治+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我们的回答是不能，至少是现在还不能。这是由中国人口和资源现实矛盾决定的。
既然中国既不能走“民主政治+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又不能走“集权政治+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那么，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我们认为，这就是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2 、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
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是指：在中国现有的人口状况、生产力水平与物质资源条件下，如果不进行财富的“福利性”分配不足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和平变革的矛盾。这个矛盾从中西部差异、城乡差异、公务员与被公务员领导的普通民众的差异、社会就业困难、自然灾害频繁，甚至还有民族分裂与等现实是可以看出的。我们通过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也会得出这个结论。
中国最突出的国情是：人口过多，资源少。现在已是十三亿人口，到2030～2040年间可达16亿左右。而且人口质量并不高：一是文盲太多，二是老龄化程度严重。但是中国人耐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等对于中国的人口数量、质量和现有生产力水平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国豪称地大物博，但中国耕地面积少，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却要养活22% 的人口，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个水平还在下降；中国的水资源，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中国是美丽的国家，但生态环境脆弱，沙尘暴强度越来越强，受灾面积越来越大；北方干旱，严重缺水，且越来越严重，南方雨季的洪涝也时有发生。人口和土地的矛盾，使中国的多数农村人口必须脱离土地另谋出路，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问题也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影响着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问题。
这些例证只是一部分。这些客观的不利因素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克服的，人口数量和质量问题即使找到了解决办法，也需要许多代人的社会整合才能克服；生态环境问题在短期内也是不能解决的问题，至多是缓解。
这些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正视这些现实是理清中国社会发展思路不能缺少的因素。
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城市高失业率和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本身就是爆炸性的问题，加上集权政治自身决策的局限性以及集权官僚的必然性，决定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寻找新的出路。
这个出路就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化，即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二、新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集体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作为集体主义思想同资本主义作为个人主义思想是同等价值的范畴，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人是二重性的人。合理的集体主义和合理的个人主义作为社会观是两个完全可以重合的“圆”，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作为社会管理思想，集体主义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突出了集体的地位，个人主义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突出了个人的地位。由于人的自然属性，强调个人主义更能激活个体人的活力，但是，当生活资料缺乏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强调生活资料大体平均的社会管理模式更人道化一些，更容易使社会稳定、健康发展。这是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异同，也是最基本的因素。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集体主义的社会管理模式和个人主义的社会管理模式都是作为社会管理的两大模式，而且同处于同一社会之中，只是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不同而已。
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管理思想有三种形态：即空想社会主义形态、集权社会主义形态、民主社会主义形态。
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空想到集权到民主的过程。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集权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即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形态，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暴力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的新探索和克服集权社会主义制度矛盾的探索。民主社会主义是尚未在西方和东方实践过的社会形态。
1、空想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伴随着没落的封建社会，是封建社会瓦解过程中作为与资本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相对立的一种社会管理思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本位主义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个人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与极端集体主义相对应的极端个人主义时期。这个时期是伴随人性的复归、个性的解放、商品经济的出现、自然经济的瓦解、小农离开农舍到城里打工的时期，是小农离开温暖、舒适、习惯了的和谐、落后的农村到充满人情淡薄、竞争、拼命劳动、赚钱的先进城市生活的时期，是小农依恋和希望交织在一起的时期。封建时代之所以要被资本主义时代所取代，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了必须依靠个性的解放和个人价值充分实现才能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正如皮鞭下的奴隶集体劳动要让位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劳动一样。封建时代是黑暗的，资本主义初期是野蛮残酷的。资本主义没有温情脉脉，要生存，就得凭个人的才干、个人的天赋、个人的拼搏去竞取。带着封建痕迹脱胎出来的资本家是那样贪婪。工人在城里赚了钱，但付出的劳动和辛酸并不比乡下少。在乡村，不管怎样苦，怎样穷，总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耕牛。而在城市，除了赚几个钱，什么都没有。希望和失落的感情无时不有。刚与土地脱离到城里打工的第一代工人，当他赚了钱回到乡下的家里时，他的幸福会得到充分的体现，当他厮守在乡下时，贫穷又使他难以忍受。怎能不憧憬呢？如果富有和和谐同时具有，那该是多么美好阿？牧歌式社会主义情调与小农追求富有和和谐又无可奈何的没落情调开始共鸣。以莫尔为代表的这种社会主义憧憬开始了。这就是希望出现一个人人平等，无处不均，无处不饱的和谐、安康、平等的社会。
社会主义思想家层出不穷。各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莫尔、康帕内拉、掘地运动和平均派、梅叶、维拉斯、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等理想的社会主义同农业社会联系在一起，带有浓厚、没落的小农挽歌情调。包括法国的布朗基、勃朗、卡贝、德萨米，德国的魏特林，俄国的赫尔岑、别林斯基等都是如此。中后期的社会主义是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时已经看到了工业文明必然代替农业文明，他们理想的社会主义小农情调就少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同中后期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一是以农业立国，一是以工业立国。共同点是公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与农业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在英国，起源于莫尔，结束于17世纪中叶的掘地运动，这一时期正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初期。在法国，当英国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衰落时，18世纪的法国封建社会开始没落，法国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温床。以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等为代表。在德国，封建社会的没落较晚，开始于19世纪初期，社会主义思想以魏特林为代表。在俄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更晚，开始于19世纪中叶，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是早期的社会主义，但却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基本思想，基本感情：公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19世纪中叶，英法工业革命的曙光所产生的社会文明已为世人公认。工业革命以蓬勃生机变革整个世界，小农对农耕生活的依恋被无情的现实所遗弃，但小农那种和谐一统、平等就是平均的理想仍然生命不息，与工业文明相结合产生了中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为代表。尤其是欧文，因为他生活在工业革命的故乡。
后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为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时，工业文明的曙光已如初升的太阳，马恩看到小农的出路在于当工业文明的工人——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是工业化时代。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是欧洲封建社会彻底让位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确立的时期。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是欧洲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之前的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既是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逝世于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德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上分崩离析的、没落的封建国家。1871年德国统一后，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工业革命。19世纪40年代，随着英法资本主义革命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消退，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才开始移到处于封建专制主义没落时期的德国。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共产党宣言》P58)从这段话，或从历史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17世纪在英国，18世纪在法国，19世纪在德国。每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地区恰恰是封建制度开始解体的地区。第二，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无产阶级人数没有英法多，因为它“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未来)在整个欧洲……”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同上)第三，(在德国)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直接在一起。当时的马克思才30岁，基本思想和基本感情已经形成了。同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更缺少民主思想和民主传统。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感情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形成，但真正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他”留学“英国伦敦(1849年8月)以后形成。
马克思倦念着德国，他德国式的思辩头脑使他放眼于欧洲、世界。他不能不目睹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丰功伟绩，不能不目睹资产阶级文明较之封建制度的进步意义，与工业生产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成了他研究的起点。同时，对那些被抛弃出土地的新生无产阶级的怜惜构筑了他的基本感情和基本色彩。德国式的思辩头脑、坚定的集体主义战士，使他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既是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成功地将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基本感情同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感情相联系，使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灿烂。
2、集权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欧洲主要国家封建社会最终瓦解，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工业生产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生产，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末期，资本主义最终确立时代的社会发展思路理论探讨的一种政治思想。但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中产生，不可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
马克思同整个封建社会瓦解过程中为社会变革寻找方案的其他思想家的逻辑起点不同。其他思想家是用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反对封建专制对个性的限制和对人性的扼杀，反对封建专制把人非人化的非人道主义行为，谋求民主政治，给人以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给人以关怀、尊重的人道主义，焕发人的最大活力以促进社会发展，从而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似乎认为谋求政治平等不是目的，谋求政治平等并没有完成人的解放。马克思从集体主义出发，要完成人(类)的解放。在人类进步问题上，马克思想“毕其功于一役”，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新民主主义范文第5篇
为了使人民转让的权力不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政府的构架原则应该是权力制衡，不允许任何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存在。因为：人民转让的权力需要由具体的人来行使，而人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是从不做错事的完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证明，好人政府最终无好人。那种把自己描述成自从来到世间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没有做过错事的“人”是希望永远领导人民。因此，我们不管选择谁来行使权力，都必须对行使权力者进行制约。三权分立是现在存在的比较好的权力制衡体制。一个权力是独裁，两个权力容易勾结，四个权力容易扯皮，三个权力既使权力制衡，又使权力精简，而且象三角形一样最具有稳定性。
集权政府：
④集权政府的产生
在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过程中，人们过的是群体生活。劳动工具、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比较巩固的和内部团结的生产集体代替原始人群，要求扩大简单协作范围。在这个阶段上，氏族联系对人们的结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组织过渡。
氏族是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从原始人群中分裂出来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构成一个生产单位――公社。氏族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氏族议事会，全体成年男女都有权参加，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氏族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氏族议事会讨论决定。氏族议事会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酋长没有特权，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不称职的酋长可以随时撤换。战争期间推选出军事首领，战争以后与氏族成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它(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但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3，注：见《马恩全集》P21-634页101 条注释)
由于血缘关系严重地阻碍了原始人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近亲通婚的危害，要求彻底改变两性关系，血缘婚制逐渐被族外婚制取代，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组成部落。部落有自己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和习俗。讨论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是由各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撤换。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部落的其余成员，这些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由议事会作出。(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6 )在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首领，但他的权力并不大。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作出决定之前采取临时措施。部落之间形成联盟，联盟机关是联盟议事会，由地位和权力完全平等的酋长组成，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决定。在联盟成立时，酋长被分配在各部落中和氏族中，担任专为联盟目的而设置的新的公职。当出现缺位时，有关氏族便重新选举，同时有关氏族也可以随时把他们撤换下来；不过委任权则属于联盟议事会。联盟的酋长们，在他们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长，享有参加部落议事会和表决的权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9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由社会成员选举的具有执行公众权力意志的官员的萌芽，他们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税赋)，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
农村公社的产生，使社会管理事务复杂化、专业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和畜牧业逐渐代替采集业和狩猎，成为社会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劳动强度大，专业化和季节性强，妇女体力不及男子，而且要孕育抚养子女和照料家务，男子成为生产的主体，是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以男子为中心，父系制产生。父系制，使农业家庭经济成为农业社会经济的细胞。氏族制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当家庭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细胞时，这种情况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杂居，个体家庭成为生产单位以及迁徙自由、战俘、自由民、手工业者的出现，家长制大家族彻底瓦解，以及同乡村对立而产生的城市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关管理社会事务。氏族、部落议事会的监督、决议方式已不适应新的社会人口组成形式。社会机构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管理事务日益复杂化，管理专业化出现了。氏族内部由于生产事务简单，管理事务简单，人们朝夕相处，共同劳动，熟习氏族事务，因此能正确行使选举权和监督权。他们的管理、选举和监督能力是本身能力的自然延伸。现在，自然延伸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已不适应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管理，管理者逐渐从公众中脱离出来成为专业化管理官员，他们依靠公众缴纳的捐税维生。教育的落后使多数人缺少必要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
社会的集体主义原则需要人们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利，由于被管理者缺少必要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他们在转让自己的权利时连自身都被转让了、被征服了，他们自己剥夺了自己的管理权、选举权、监督权、议政权、罢免权，接着他们又被他们转让的权力剥夺了管理权、选举权、监督权、议政权、罢免权。由此，在管理者自然属性――利已欲的推动下，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部分地异化了，成为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对立物，成为套在公众头上的枷锁。统治者产生了！集权政府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剥削产生了！
利已，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是内在于人的身体中随时燥动着的心。当管理者一旦失去必要的监督时，公众赋予他的权力必然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异化。统治者产生了，人的社会解放的内涵增加了，公众开始了政治解放。他们除了探寻社会组织关系、构建最佳社会组织结构、探索人与社会的真理获得社会解放外，他们还要和统治者作斗争，把异化的力量颠倒过来，获得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精神解放。
⑤集权政府的职能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是通过政府(广义的政府)行使。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在于管理职能。由于公众转让的权利部分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因此，集权社会政府对内具有双重职能：管理职能和统治职能，对外有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职能。
统治职能无益于社会。统治职能是统治者或统治者集团经济上剥削人民的职能，这种剥削是权力剥削，是超经济的剥削，是政治腐败、社会腐败的根源，是中国社会走不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期率的根源。权力剥削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因此，统治职能表现为镇压人民的反抗。镇压人民的反抗除了警察、监狱外，与之相适应的是集权政治统治和维护统治职能的法律，与集权政治和维护统治职能的法律相适应的是集权专制文化。
世界上所有存在过的政府，除原始民主制、民主政府外的一切政府都是集权政府，它们是奴隶制政府、封建制政府、苏联东欧的国体上主权在民和政体上主权在领导的社会主义集权政府。
民众推翻政府不会推翻国家，民众推翻政府并非不要政府，而是需要只具有管理职能和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按人民意志行政的政府。
⑥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
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是与民主政府的构架原则相反的原则。
集权政府是公众转让的社会权力以及公众转让的社会权力部分异化为人民对立物的权力的执行机构。集权政府的统治职能从来没有过存在的合理性。集权政府作为统治职能的官员是人民的老爷，是人民之主。集权政府是根据管理社会和统治人民的需要构建的，集权政府权力部分是人民赋予的，部分是剥夺人民的，集权政府权力的行使不是在人民监督下进行的，集权政府的一切属于集权者自身。
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是没有权力制衡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领导的政府。集权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是服从集权制度的权力制衡，与被领导的领导和被领导的人民无关。
⑦阶级
阶级可以区分为广义的阶级和狭义的阶级。广义的阶级指社会中的阶级和阶层。狭义的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上集权社会的产物，狭义阶级的实质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统治者)占有另一部分人(被统治者)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必然引起阶级斗争。
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P547)
我们这里讲的阶级是指狭义的阶级。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通过三条途径产生的：一是政治途径。氏族公社的“社会职能”的“独立化”，氏族公社的首领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即上升为社会的统治者。在氏族公社时，有的人被推选为氏族首领，这些人被氏族赋予处理氏族事务的权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剩余产品，有了社会分工和交换，氏族公社的社会职能开始专业化，这些人由原来参加生产劳动而逐渐脱离生产劳动，以致后来氏族社会职能世袭化。这样，氏族首领利用手中职权把公共财产化公为私，摄为己有。由原来的社会公仆变成其他氏族成员的主人，转化为剥削者、统治者。二是经济途径。氏族公社，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分解为一个个家庭。而富裕的家庭拥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具备了比较有利的生产条件，吸收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供自己剥削，他们由氏族内部的富有者转化为剥削者。三是奴隶的使用。奴隶最初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把俘虏转化为奴隶，此后把氏族内部负债累累的成员或负债成员子女沦为奴隶。恩格斯说：“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恩格斯《路德维然。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P250)由此而得出结论：阶级的起源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并批判那种妄图用政治暴力即掠夺、战争、征服来解释阶级起源的思想。
在阶级产生的三种方式中，我们可以把第三种方式――奴隶的使用看着一种特例而不论。第一种方式――政治途径是我们赞同的。问题是第二种方式――经济途径。一方拥有的生产资料与另一方拥有的劳动力相结合而进行生产，他们之间是阶级关系还是阶层关系？他们之间存在剥削吗？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马克思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证过这种形式存在剥削。我们这里不从剩余价值的深层理论去探讨这一问题，而只从直观的现实或经验就足以怀疑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佳途径吗？我国现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过程(明确产权关系以及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剥削社会吗？这是理由之一。理由之二，恩格斯用“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恩格斯《路德维然。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P250)即政治权力的目的就能否定阶级的产生源于政治暴力吗？简单的逻辑是“目的”能否定“手段”吗？
从集权政府的产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狭义的)阶级是一历史范畴；阶级关系是对立关系；阶级关系只存在于集权社会，阶级关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阶级关系源于人民转让的权利部分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形成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想专制；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当建立国家(社会)主权在民并完善权力制衡的民主政府时就可以消灭阶级；民主社会只有阶层关系，而没有阶级关系。
⑧阶级斗争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以及由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而派生的政治对立和文化对立必然引起阶级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职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它对国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表现为统治机构与民众的对立。统治职能把一国之中的公民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非人化。人在社会中的目的并不是非人化而被当作牲畜驱使，他们只是在集权社会被非人化了，他们从他们的本能、人性出发必然要反抗这种非人化。他们要作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主人。他们要求获得政治解放，消除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想专制。这就是阶级斗争。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是自然的产物，注定人要成为自然的奴隶。同样，人是社会的人，注定人要成为社会的奴隶。作为生而自由，追求无限幸福的人，注定要寻找自身的解放：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自然解放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社会解放是构建、调整、完善各种社会关系，追求没有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的社会，追求公证、和谐的社会，使个体人能最大限度地自由。集权社会人的社会解放最主要地表现为政治解放，实现主权在民，建立民主政治。
综上所述，国家和政府是不同的概念，国家是区别于其它人类群体的有领土边界的社会，政府是凌驾于该社会之上的社会管理机构。消灭皇帝改朝换代只是更换政府，不是更换国家。国家不具有阶级性，国家是民族性的结果。但国家的民族性随着民族融合而减弱，直至消退。美国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现在的汉民族也是民族同化的结果。我们讲的国家的阶级性实际上是指政府的阶级性，是国家政权(政府)的阶级性。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在于社会管理职能和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职能。
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部分地异化为统治职能，并被确立下来：人们在转让自己部分权利的过程中连自身都一起转让了、被征服了。阶级产生了。政府的阶级性只存在于集权社会，政府的阶级性表面上是代表社会中某一阶层利益，实质上政府的阶级性是指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政府的统治职能。
3 、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 社会保障制度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是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
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即宪政民主制度。
市场经济：新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人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它是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生产的自由选择。由于公有的范围是有限的，因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
社会保障：即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不是均贫富的信念，而是人类的自然社会要求。“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资源是财富之母”。人是社会人，但人也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产物。作为自然产物的人，当然他天生地拥有同其他人一道平等地占有自然资源的权利。自然公正要求劳动者所得是其劳动所得。社会公正虽然它承认劳动者所得是其劳动所得，但它认为劳动创造的财富包含有自然财富，自然财富是全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因此，劳动所得应当扣除除他自身享有的自然财富的自然财富因素的部分。因此，每个社会成员就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中，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首要的要素。因为政治民主化是摧毁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的根本选择，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选择，否则，至多是换一个温和的又是既得利益官僚集团来管理社会，最终又走向不温和。这是其一。
其二，经济市场化，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是法制条件下的市场化，并非无序状态的市场化。法制条件就要求政治民主化。集权政治的法制化是人治条件下的法制化，这种法制是按照官僚集团的利益来制订的。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总体上反映人民的意志，而最终摧毁经济市场化。现在以文件形式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有经济市场化存在，但是在各诸侯或各县领地内存在，而且税费是官方意志，厂商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其三，社会保障制度化是实现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底线，是一个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延伸。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人民自己把自己当作拥有合法权利的人，由人民自己制订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公正性，合理性，才能真正得到落实而不至于成为一种粉饰性公文。社会保障制度由施舍是不能保障落实的，就象街头的叫化子是不能天天保障他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一样。
因此，在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中，政治民主化在今天是最主要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