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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论文范文第1篇
任溶溶早期翻译的大都是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根据马力的统计，在1948—1962年间，任溶溶翻译了40部作品，其中35部都是译自前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显然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苏联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苏联文学及其儿童文学也是如此。“50年代，由于中国奉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一边倒政策，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儿童文学蜂涌而入，大量翻译俄苏作品几乎成了一种浩大的运动。”1952年，新中国第一家少儿读物专业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任溶溶任译文科科长，该社成了当时儿童文学译介的中心。此时的任溶溶，集译者与“赞助人”于一身，又构成了其译介儿童文学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此期间，任溶溶翻译了大量苏联的儿童诗，他选取的原文作者都是声名显赫的诗人，如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阿 托尔斯泰、盖达尔等。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占主导地位，当时的社会迫切需要用“勇敢”“无私”“奉献”等精神来提高中国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修养，因此翻译的作品主要也是以革命励志类为主。例如，1953年时代出版社出版了任溶溶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立刻成了一本畅销书，7个月后印数就接近50万册。苏联的道路，青春和理想，为祖国奉献的精神，这一切让小英雄古丽雅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致使译者的意识形态不自觉地与主流意识相靠拢，当这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时，译者的翻译活动就如鱼得水，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此时译者的身份地位也得以凸显，译者的声音亦更响亮。当时的“古丽雅热”让更多的读者认识了任溶溶，他翻译的其他作品也因此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然而，当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骤变的时候，处于该系统中的文学系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一点在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的选材方面有着很明显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外国文学译介领域向苏联一边倒的状况出现了极大的逆转，苏联儿童文学作品随后被禁止出版。而此时，任溶溶翻译的《马尔夏克儿童诗选》虽已全部校订好，但也只能压下来。”
从马力列出的任溶溶译事年表也可以看出，在随后的17年间，任溶溶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呈现零产出的情况。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汉斯 弗米尔(HansVermeer)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他强调当译者在被赋予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译者的“无作为”或者“零作为”也要被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任溶溶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沉寂，也正是因为受到社会政治因素和赞助人，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不得不顺应的一种行为。当时陷于“”期间的中国急需了解世界，每个出版社在干校都有自己的连队，有关部门特地抽调翻译人员组成“翻译连”，开始翻译世界各国的历史书籍，其间任溶溶就担起了翻译《北非史》的任务。任溶溶的翻译从儿童文学的偏离，也正是与当时社会不重视儿童，儿童文学的边缘化地位紧密相关的。1978年10月，陈伯吹、严文井、叶君健、柯岩、金波、任溶溶等一批儿童文学工作者来到庐山，出席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儿童文学界从长达十年的政治噩梦中开始复苏。儿童文学的重点转向儿童读者本身，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逐渐确立。而任溶溶正是这一潮流的领军人物。这一时期任溶溶翻译了大量北欧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为中国几代小读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进入新世纪以后，年过花甲的任溶溶仍然能够紧跟时代大潮，翻译了大量英美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如美国作家怀特的《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以及英国作家伍德尔的《飞翔的鸟拒绝忧伤》等。这些作品无不体现着新时代的气息，书中“成长型”明星角色如蜘蛛夏洛、哑天鹅等教会新时代的儿童如何面对竞争、挫折、失败、压力，让他们学会与人交往、团结合作、勇敢坚强，向小读者注入的都是这个时代儿童所急需的“正能量”。因此，可以看出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其典型的时代特征，这是译者和翻译文本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明显体现，也是译者的角色在翻译活动中的“被动显形”。
二、被动显形:文学系统内的操控因素———主流诗学
上文提到，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内因是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他们关注的是诗学。安德烈 勒菲弗尔还指出，内因(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是在外因(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参数范围内起作用的。也就是说，代表某一文化或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则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这里所说的诗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手法、体裁、主题、象征、典型性人物及情景;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在任溶溶长达六七十年的翻译活动中，诗学这只无形的手也无时无刻不在操控着译者的选择。比如任溶溶早期翻译的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便是顺应当时主流诗学的做法。那些作品中的“小英雄”们，如古丽雅、铁木儿等与当时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张嘎、潘冬子、小英雄雨来等形象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作为声名显赫的儿童文学译者，任溶溶同时又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有时候他也会向主流诗学提出挑战，因此主流诗学和译者的个人风格相互作用，这一点在任溶溶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有着显著的体现。80年代初，任溶溶将瑞典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的《小飞人》三部曲和《长袜子皮皮》三部曲译介到中国来。书中的小飞人卡尔松和皮皮这两个调皮捣蛋而又叛逆的“问题儿童”的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学中英雄榜样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对中国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连原文的作者都不得不“显形”来协助译者，以帮助译文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林格伦为“皮皮”的中译本写了序言，提到“皮皮没受过多少教育，所以你们不要学她的样。”勒菲弗尔也曾指出:“有些作家会因他们早期的某些少数作品而对主流诗学产生一些显著的，甚至有可能令人不安的影响，但随后他们却发现自己逐渐成为了主流，因为他们为主流诗学引入了新元素，或因为他们将文学赋予了一个新颖的功能，或两者兼而有之。”
任溶溶便是这样一位“译家”。刘绪源先生针对任溶溶新时期的译介评论说:“中国读者开始用惊异的眼光打量这些全新的作品。当时人们的思想刚开始解放，出版社很是为难，一方面知道它们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又怕它们被定为‘坏书’而挨批。……好在那时的时代气氛总体是积极开放的，在孩子们的一片叫好声中，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和理论界也开始正视林格伦的这些奇书了。”如果说之前的儿童文学以教化功能为主，那么可以说任溶溶翻译作品中的游戏精神和热闹风格赋予了儿童文学一个新功能，即娱乐功能。任溶溶本人也说，他翻译儿童文学“无非想让小朋友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让大家开开眼界。”的确，任溶溶对林格伦的译介，令中国儿童文学界大开眼界。由此而掀起的“热闹派”童话创作，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百花齐放的局面。主流诗学通过专业人士主要是评论家们操控着文学创作和翻译，但是作家和译者也可以向主流诗学提出挑战，本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诗学观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逐渐成为“主流”。这跟作家或译者本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主体性是分不开的。
三、主动显形:译者的儿童观与个人情操
任溶溶的儿童文学译作以其题材的轻松幽默和语言的通俗易懂著称。这与译者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他的个人经历、审美情趣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翻译选材的倾向与译者的个人特征和生活经历息息相关。译者通常会选择那些与自身的秉性气质、审美情趣、文化取向等相契合的作品进行译介。例如在任溶溶早期的译介活动中，他在大的方向上顺应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翻译的是苏联以教化功能为主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译者本人幽默爱玩的性格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却左右了他对翻译作品的具体选择。比如任溶溶翻译了大量马尔夏克的儿童诗，是因为马尔夏克“善于在自己的诗里讲述有关重大社会内容的那些最复杂的概念……他的讲述往往采用游戏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那么生动活泼，那么迷人心窍并且是那么易于被娃娃所理解”。上文所说的任溶溶对林格伦的译介也恰恰是因为这位作家的作品符合译者的审美情趣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不仅翻译如此，任溶溶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翻译活动的影响，任溶溶创作的儿童诗通常是站在儿童的立场来观察生活，新奇幽默，充满童趣。其次，在翻译策略上，任溶溶也做到了时时刻刻心中有读者。他曾说:“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原作者的书既然是写给不同年龄的孩子看的，自然要让他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我们译者也就应该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9］大多数情况下，任溶溶采取的是以“忠实”为主的翻译方法，但他并不是盲目地忠于原作，他始终本着儿童本位的思想，采取以儿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方法。如当涉及一些语言和文化差异时，任溶溶便能将其深厚的英汉双语功底发挥到极致，使译作与原作在功能上达到“对等”。例如，一些英美儿童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文字游戏，读者读起来非常有趣，但是因为英汉语言的差异，这些文字游戏如果直译的话就会变得趣味全无，甚至晦涩难懂。又不能像那样采用加注解的方法，任溶溶觉得:“不得已时，偶尔加个注解还可以，多了可就不行，孩子受不了，干脆不看了。”
所以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再次，任溶溶的儿童文学作品朗朗上口，文字通俗易懂，这既与他的个性，他的“儿童本位”意识密切相关，也得益于他长期从事文字改革工作。任溶溶曾撰文提出:“儿童文学除了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并使他们获得艺术享受之外，还要向他们进行语文教育。”因此，任溶溶的译作偏爱使用口语化的语言并注重语言的音韵美。任溶溶最关心的是他的作品要让孩子们读起来顺口，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尤其是在儿童诗中，任溶溶都十分忠实于这一原则。仅举一例，便可感知到译者的良苦用心。以下是米尔恩的儿童诗“Ted-dyBear”的开篇部分以及任溶溶的译文。这是一本低幼儿童诗集当中的一首，任溶溶用其极大的创造力，既保持了语言的通俗直白，又精心设计了尾韵，使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节奏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低幼读物不同于，很多时候它们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听”的。低龄的孩子不会阅读，只能从家长、老师那里“听”书，所以流畅且有节奏感的语言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任溶溶深知儿童文学的这一特点，他的译作极好地传递了原作的精髓。而这样的译作正是译者深厚的母语功底和童心本位的儿童观相结合的产物，是译者主动操控原文，主动“显形”的结果。
四、结语
文学作品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现代文学作品 互文本 教学模式 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the Intertext Teaching of Work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 Zude
(College of Liberary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ontains more intertextualit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no works can be analyzed independently form other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the thesis probes the teaching mode of intertext for the work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angle of intertextuality, context of class and other factors in order to achieve'intersubjectivit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Key words work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tertext; teaching mode; intersubjectivity
1 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与可能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审美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在其教学方面，尤其是作品教学方面，存在着很多僵化的教学观念。这使得文学作品的教学变得枯燥乏味，也缺乏个性，也使得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接受感觉迟钝，从而导致人文精神和审美能力的贫乏。这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相悖。
究其原因，这一现状源于以“作品意义”为中心的文学教育模式，从而造成了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的单一化理解，文学作品的审美因素无法呈现，作品的意涵无法内化成学生自身的思想与情感体验，更无法创造新的审美体验。
随着教学观念的变化和技术手段的提高，教学中已广泛运用多媒体等技术手段，这为“互文本”教学的研究和改革创造了必要的和有利的硬件条件。因此，在该课程的教学中，丰富文本的样态，营造良好的教学语境成为一种必然，而不能只拘泥于单一的文本或作品及其意义分析。基于此，本文提出“互文本”的教学理论模式与经验模式，以改善旧有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正成为思想教育、审美熏陶和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领域。
2 互文本教学：一种理念
所谓“互文本”教学模式，是基于“互文本”的特点来讲解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并从实践中总结出相关理论与经验模式，改进该课程教学中陈旧的模式和手段，最终使文学作品内化为学生（包括教师）的认知与体验。
但“互文本”绝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如已广泛使用的多媒体文本。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一种新的教学观念、模式、方法或经验。“互文本”是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相关的一个概念。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文本都处于许多其他文本的交汇之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总是或多或少地与其他文本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它是这些文本的再度阐释、集中、延伸、变异、转移或深化，也就是说，各个文本之间相互指涉，构成了相互解释、相互考辩和相互碰撞、交流的意义网络或“话语场”。因此，“互文本”是与作品文本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其他文本，与此同时，教师的课堂讲解、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师生的对话，乃至课堂的情景，这些因素也构成了另外形态的“互文本”或话语。也因此，“互文本”教学应该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进行“对话”的过程，即教师和学生以文本为中介的教、学、阅读和理解活动的综合过程。也就是说，在“互文本”和“对话”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文本及相关文本的理解、对话与批判，从而真正实现与文本的对话。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同作家的作品不管是在题材、主题、还是在社会时代背景、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诸多方面，可以说都处于一种“互文性”的关系中。比如说，鲁迅的“乡土小说”尽管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存在很大差异，但其中的问题却有着相关性，那就是：这些作家是如何想象“乡土”和“农民”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或者那样想象和叙述？他们各自的想象意味着什么？追问这些问题，能给学生以更多的思考和启发，从而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不同作家和不同作品的意义。这恰恰也是“互文本”教学模式要呈现的可能性效果。
互文本教学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互文本”的阅读并在互文本之间进行“对话”，这既是为了实现知识的传授，信息的传递、价值的实现和观念的改变，更是为了实现思想和意义的共享、审美经验的获取和分享、心灵之间的融通，以最终达成一种主体间互相对话和共鸣的教学效果，实现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换言之，也就是要使学生能从多个角度、多重语境、多重体验和多种形式去理解并掌握文学作品内在的思想、情感和意蕴，同时营造“对话”的教学语境，并使学生能真正从中得到思想的教育、审美的熏陶和文化素质修养的提高。
3 互文本教学的几个向度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单纯以作品意义分析为旨归的教学模式，然而，这并不能真正使学生理解和把握作品的内在思想、情感与意蕴。互文本的教学模式，恰恰要解决的正是这种“意义中心主义”的教学模式和“单向度”的刻板的教学语境。因此，“互文本”教学的基本原则是选取与作品相关的多种形式的文本互相参照阅读，从而唤起学生对作品的多重体验和多重理解。具体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互文本教学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发展向度：
一是与同类题材的互文本进行对话，这既可以增强教学内容的丰富性，也能使某一文学作品有比较和参照的文本。二是与相同文体形式的互文本互相参照阅读，这可以从文体、体裁的角度把握某一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三是将某一作品和与其内容相关联的互文本对话。这可能会出现跨体裁、跨文本的情形，但这可以增强信息的广泛性，如相关电影文本、音乐文本、图像文本，甚至其他知识领域的文本，如历史文本、政治文本、新闻文本等。四是与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展开互文本对照，对一个作家的整体创作情况进行综合考察和内部比较，从而加深对某一作品的理解。五是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作品进行互文本的对话，这可以横向考察某一作家作品的特殊性，从而加深对该作家作品的理解。六是和与作品文本中某人物或某情节相关的互文本进行对话，这可以使文本内在的因素和其他文本内在的因素发生关联，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另外，在课堂的语境中，教师与学生各自不同的理解也构成了互文本，也需要在这些互文本之间建立起“对话”的关系。
总之，互文本教学的特色是能够使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处于一种“对话”的状态，即是在课堂上，在教师、学生和作品之间达成一种互动而且充满争鸣的“对话”关系，从而实现教师、学生与文学作品的思想提升和审美再创造。也就是说，将文学作品放置在一个意义和情感的多维网络中进行阐释和理解，以改变以往单一的、线性的教学模式和理解模式。
4 互文本教学的预期效果和可能性
所谓互文本教学，其预期效果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转变为一个充满“对话”和“交流”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既有教师和学生的现场交流，也有同一时代和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之间的思想与情感交流，更有现实和历史跨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因此，它是所有主体之间、所有文本之间的意义交流。
总之，互文本教学能使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有全面和深刻的理解，能在充满“互文性”的意义和情感网络中去把握作家的思想和作品风格，并能从多种角度、多重体验去理解某一作品内在的思想、情感和意蕴。可以说，互文本教学是实现思想、情感、意义和审美经验的再生产和增长的有效途径。因此，“互文本”教学，是从作品的“互文性”，最终走向一种人与人、人与作品、人与环境的“主体间性”。
本文为2011年度重庆师范大学校立教改项目“基于‘互文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研究”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温儒敏编著.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学习指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朱栋霖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文学作品论文范文第3篇
《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宗教文化的体现《汤姆叔叔的小屋》是19世纪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是美国废奴文学的丰碑式小说。其宗教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斯托夫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家庭，深受基督文化的影响，其兄弟都是颇具名望的牧师。她的丈夫卡尔文斯托是神学院的教授，而且还是位著名的《圣经》学者。所以说，斯托夫人的一生都与基督文化有着某种特殊的情结。第二，对于这部为废奴运动振臂高呼的代表杰作，当作者涉及创作它的动力时，说这曾源于1851年2月的一天，她在教堂领圣餐时脑海中浮现出的一幕情景：一个垂死的黑人一边受着狠狠的鞭打，一边还为折磨自己的人祈祷。这幅图像迫使她奋笔疾书，她感到写书的人不是她，而是“上帝”。第三，就小说自身而言，无论是人物，情节还是创作风格也处处彰显宗教意识。鉴于原作中突出的宗教特色，对它的翻译固然也分外重要。阐释学认为，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理解和解释。理解者不同的历史背景，各自特有的视域都会在对原作阐释的过程中留下自己的烙印。
二、宗教文化重构对比研究
原作中宗教主题的表现形式多样，分散于整部小说的各个章节，笔者对此作了总结，试图从宗教词汇和宗教人物这两个方面来探讨不同译者是如何移植原作中的宗教主题信息的。笔者从十多个译本中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译本为研究范本，它们分别是清末林纾和魏易的合译本、20世纪80年代初黄继忠和90年代末期王家湘的译本。例1：‘Mother’sbar’lsislikedatarwidder’sMas’rGeorgewasreading’boutindegoodbook-deyneverfails,’saidMose,asidetoPete.林译：省译黄译：“妈妈的木桶就跟乔治少爷在圣书里念到的那个寡妇的坛子一样——真有灵验，”摩西轻轻对彼得说。）（见《旧约圣经列王纪上》，第十七章：“上帝降灾于基列地方，嘱咐先知以利亚往撒拉法去避灾，并吩咐那里一个寡妇供养他，寡妇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但吃了许多日子，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王译:“妈妈的大桶就像乔治少爷给我们读的《圣经》里的那个寡妇的木桶——有求必应，”摩西对彼得说。例2：Therewereothers,whichmadeincessantmentionof‘Jordan’sbanks’,and‘Canaan’sfield’,andthe‘NewJerusalem’.林译：省译黄译：另外还有好几首圣歌，里面不断提到“约旦河岸”，“迦南战场”和“新耶路撒冷”。王译：还有别的一些圣歌，经常提到“约旦河岸”，“迦南战场”和“新耶路撒冷”。上述两例中涌现出了诸如“Jordan’sbanks”，“Canaan’sfield”，“NewJerusalem”和“bout”几个非常典型的宗教词汇，它们均出于《圣经》，包含着丰富的宗教文化。
林纾对于这几处宗教词汇进行了省略，没有体现在译文里。之所以如此，林纾认为：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圣笃，语多以教为宗。顾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为传述。识者谅之。另外林纾译此书的目的旨在借助域外小说来创立有助世道人心的“新小说”，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通过对外国小说内容和意境革新，达到“以彼新理，助我行文”的目的。可见，林纾并非无意忽视原作中的宗教内容，他是有意而为之，视情节与他的翻译目的为一体，认为与自己翻译目的关联不大的情节，便予以省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两位译者均采用直译，但是翻译方法不尽相同。80年代初的中国国门刚刚打开，考虑到中国读者对基督教的接受程度才刚刚开始，黄继忠对译文的解释要比王家湘详细许多，甚至不惜泼墨，借助注释准确完整地传递外来宗教文化。除了上述多样的宗教词汇，与故事情节紧密相关的小说中很多人物也都深深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主人公Tom就是个十足的基督信徒。小说第4章里Tom正式登场。作者对于Tom的出场俨然赋予了浓厚的宗教气息，身上无处不透射出基督教徒的优良品质：仁慈、博爱和虔诚。对于这种宗教教义的宣传，林纾认为这无益于他的翻译需要，所以义无返顾地省略了。林纾为了使译本能起到对当时中国读者爱国之心的呼唤作用，让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小说中描写的“黑奴”有相似之处，在第38章里，描述Tom因受残暴奴隶主SimonLegnee折磨而陷入绝望，正当此时God出现在他面前，安慰他，使他终于度过了危机，战胜了自我这一段描述，林纾就在译本中对人物息息相关的宗教文化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目的就是为了让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坚定信心，充满勇气，定能闯过难关，战胜邪恶。
相比之下，黄继忠的译文则用词规整，句式整齐，如：胸襟宽广、道德高尚、单纯诚恳、无与伦比、不假思索等，具有典型的归化翻译特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活脱脱的中国版Tom大叔的形象。王译倾向口语化，现代气息浓重，翻译更加贴切，符合人物形象。对于人物的宗教意识，小说中几位圣洁、温柔、虔诚的女性基督徒形象也是一大亮点。如：Mrs.Shelby,Eliza,Eva等。小说开篇对于Mrs.Shelby做了这样的描述：例3：Mrs.Shelbywasawomenofahighclass,bothintellectuallyandmorally.TothatnaturalmagnanimityandgenerosityofmindoneoftenmarksascharacteristicofthewomenofKentucky,sheaddedhighmoralandreligioussensibilityandprinciple,carriedoutwithgreatenergyandabilityintopracticalresults.林译：爱密柳者，贵家女也，识力高旷，心术惠懿，硁脱沟之第一闺秀也。恒人仁爱，特托空言，而爱密柳之为人，实于行为中推荐其仁爱。黄译：无论就其智慧或德性而言，谢尔贝太太说得上是个高贵的妇人。她不但天生气度宽宏（这是坎特基如女共有的特征），而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原则和宗教信念，并且不遗余力地把它们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王译：谢尔比太太在智力和道德两个方面都属上乘。她不仅具有人们认作是肯塔基女人的特点的天生的宽宏与慷慨之心，而且有很高的道德和宗教意识和原则性，并以极大的热情和能力把这些付诸实施取得实效。从例3中不难看出，原文中具有极度博爱精神的Mrs.Shelby在林译的笔下被描绘成一名温婉贤惠的大家闺秀。其中体现出的“仁爱”思想又不乏中国儒家传统道德的气息，这些既是林纾想要传达的，又是符合当时读者期待的。黄译和王译这里均将Mrs.Shelby高雅、聪慧、宽厚、慷慨的形象展现出来了，只是方式各有不同。黄继忠在句式和词序方面进行了调整，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而王家湘偏重直译，将原文内容与形式完完全全介绍给读者。
三、结束语
文学作品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英美文学课教学 文学作品 电影 互动
一、英美文学的课程教学目标
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文学是英美两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英语专业学生素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英语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英美文学系统地反映了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学生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了解英美国家的基本情况，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增强学生的文学修养，又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因此英美文学课的教学有助于英语专业的学生学好其他的专业基础课。
英美文学课的教学目标在于，对英美两国文学史进行介绍，使学生了解英美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主要作家、作品及其创作特点；通过阅读、分析一定数量的英美文学作品，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提高口头与书面表达等运用英语语言的能力：发散思维，使学生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文化的理解，进而提高其综合素质。
二、英美文学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英美文学课教学缺乏趣味性。
由于历史跨度大，英美文学流派众多，作家风格纷繁多样，以及不同时期复杂的历史社会背景等因素，加之英美文学课教学的传统模式是教师单方面的讲解和单一的“教材+黑板+粉笔”的灌输式教学，这些较为单一的方式通常难以产生多种的感官刺激，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大容量的知识，往往感觉枯燥乏味，难以调动学习兴趣，教学效果也常因此而事倍功半。
(二)数字化影像教学虽然激发了学生兴趣，但效果不够理想。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变革，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之前，学生往往不能在英美文学课堂上积极进行深入有效的互动。传统的教学方法现在得到了一定改进。在英美文学课的教学中，使用英文原版电影进行辅助教学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教师所采用。电影提供了直观的艺术形象，使文本变得形象、具体、生动，从而成功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改善了课堂气氛。通过观看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学生可以直接感性地了解相关作品，提高自身对作品的感受力及英语听力。因此，电影教学具有可行性及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比拟的优势，一度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欢迎。但作为形象文化的影视与作为文本文化的文学毕竟是有差距的，若只停留在看电影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影视只是激发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一个手段，并不是最终目的。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运用，不应成为教授文学作品的“快餐”。教师在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时应注重其实效性，只有正确借鉴电影这一形象化的表现形式，进行有效的课堂活动，将电影与文学作品、欣赏电影与欣赏文学作品结合起来并使其互动，才能使学生成功地理解并欣赏文学作品，体验到经典文学的美妙。
三、实现电影与文学的结合，兴趣与内容的统一
虽然电影和文学作品都属于艺术，但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它们的表达方式存在着差异。文学的传达媒介是文字和语言，它们与艺术形象的关系是间接的。而电影的传达媒介则是直观运动着的影像。文学为电影提供了大量素材，很多优秀的电影都改编自文学作品，电影的成功又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同时，应让学生了解电影与文学作品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绝不能用电影去代替文学作品。
(一)教学前，做好充分准备。
首先，一定要把好选片关，尽量选择那些忠于原著的影片，因为它们最能体现原著精神，从语言、情节到主题都对原著进行了很好的诠释。对一些经典的作品，可以让学生在阅读原著的基础上反复观看。
其次，在组织学生观看影片前，一定要让学生先读原著，这样可以避免先看电影所造成的先入为主的弊端。而且，电影作为改编后的艺术，存在忠实性的问题，即改编后的电影与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背景、时间、空间等不一定具有完全一致性。因此让学生在阅读原著的基础上再看改编的影视作品。既可以对作品和影视艺术有双重了解，又能受到视听冲击力，从而激发情感，启迪想象和联想，增强学习兴趣，让他们在饶有情趣的状态下进入作品意境。影视作品本身也是一种艺术的升华，可以加深对原著的认识和理解。
再次，播放影片前，教师应围绕作品的欣赏重点，将背景知识、剧情梗概和艺术特色、作家等相关内容简要介绍给学生，导人对该作品精彩片段的阅读与欣赏，并就作品主题、人物形象等提出相关问题，供学生课下讨论，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并围绕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布置思考题。这是正式进行课文教学前的必要铺垫。可以避免学生在观看影片时一味追求故事情节而不加思考的被动状态。如在欣赏《飘》时，首先应向学生介绍该作品的历史背景，即美国南北战争，在此社会条件下，学生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作品主题。
(二)教学中，情节与教案相结合。
观看影片时，可以在观看英文原版电影的基础上，把光盘上的有关情节和教案相结合，制成多媒体课件。在教师分析情讲解后再欣赏相关的电影剪辑，学生能更充分地体会到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把教师与学生的看、听、说、写等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加强了英美文学课的直观性、生动性、形象性。另外，除了从头到尾地为学生放映影片外，可以摘取一些精彩片段重点讲解，作为作品中最精彩内容的节选，它是学生进行语言学习和文学欣赏的重点，这些经典的画面、语言和镜头，足以代表这部作品的艺术水准。对于这些精彩片段，教师可以把电影节选和文本选读结合起来讲解，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例如在讲解《哈姆雷特》中著名的内心独自时就可以播放电影的相关片段，这比教师朗诵或让学生朗诵的效果要好得多，能收到声情并茂和身临其境的效果。
(三)教学后，布置作业及其他教学活动。
观赏完影片之后，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影片，选取不同的切入点，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例如分析评论法，教师可以组织小组讨论，让学生对作品的思想主题和艺术特色展开探究和讨论。如在欣赏《阿甘正传》时，要让学生重点体验剧中人物的语言及内心世界，分析人物形象，就阿甘成功的秘诀进行深入讨论。学生通过分析能得出，阿甘的傻，其实是一种保持孩童般的纯真及大智若愚的人生态度。电影通过阿甘的传奇经历，重新定义了愚钝与智慧，肯定了旧的道德及社会主体文化，宣扬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它又否定了其他前卫的新文化。另外，通过将影视与原著欣赏相结合，可以使用比较法。首先要从主题方面比较。影片是否忠实于原著精神实质。比较的目的应是强化原著的主题，而不是喧宾夺主地突出电影的主题。其次要从语言上比较。一般而言，名著的语言都有精炼、个性化、生动等特点。改编成电影电视后，不仅具有原来的色彩，而且经过编剧、导演和演员的艺术处理，常常是更加精彩感人，富于魅力。通过比较，学生能更加了解语言的表现力，也更能体会原著语言的精妙之处。另外。还可以对由同一作品改编成的不同电影版本进行比较。
文学作品论文范文第5篇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由湖北少儿出版社出版，浙江省五位作家的作品入选该书系。它们分别是金江的寓言集《乌鸦兄弟》、田地的儿童诗集《我爱我的祖国》、沈虎根的小说集《小师弟》、李建树的小说集《蓝军越过防线》、赵冰波的童话《窗下的树皮小屋》。这五部作品的出版，展示了浙江省儿童文学创作的实力。近日，五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在浙江召开，本报特刊发对这五位作家五部入选作品的评论。 编 者
深刻 简洁 情趣 读金江的寓言
吴其南
在文学园地中，寓言是一个谈不上显赫但有自己艺术个性的文学类型。有人称寓言是 小说的童年 ，意思大概是说寓言包含了小说的要素但没有达到小说的成熟。如寓言有故事、有意蕴，但故事都很简单，意蕴都很理性，且感性的故事和理性的意蕴之间总是明显地分离着。故事是个别、是例证，通过这个例证，读者可以走向理性的一般。获得这个理性的一般后，可以抛弃原来的感性故事，不像成熟的小说那样， 理之于情，如水中盐，蜜中花，性存体匿，无痕有味 。但谈寓言是不是一定要拉上小说是有疑问的。拉上小说，也不一定要用成熟小说的尺度去评价寓言，就像不能全用成年的标准去要求童年一样。寓言之于小说，如杂文之于抒情诗。比之抒情诗，杂文处于文学的边缘，但谁也不否定鲁迅的杂文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关键是怎样准确地把握寓言的艺术个性，写得有深度，有特色。金江的许多寓言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获得了成功的。
金江有些寓言写得单纯而又有深度。单纯，即不朦胧，不多义。朦胧、多义在诗和小说中是优秀的品格，但在寓言中却未必。一个小小的故事，容量和可供表现的空间都很有限，加之其明显的理性性质，只有写得更单纯，才能有深度，才能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如《船夫和他的孩子》，一个船夫划船划得热了，脱了衣服，以为孩子也热，也将孩子的衣服脱了。划一阵脱一件，自己脱得光膀子也没有事，孩子却被冻僵了。这是讽刺、批判主观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具体的环境中生活，受到环境的影响。构成环境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同处在一个很小的环境中，每个人承受的环境作用的因素也不一样。船夫没有考虑到这些具体差异，以己度人，自己划船热了以为别人也热，自然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事件虽小，但却触及到社会、人生中很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所以就显得很有深度。如《乌鸦兄弟》，写遇事时互相指望的自私心理。刮风了，巢破了，乌鸦兄弟都冻得难受，但谁也不想自己去把巢补起来。哥哥指望弟弟，弟弟指望哥哥，谁都不动，最后一起冻僵了事。这种互相指望、依赖的心理藏在人物的内心深处，没有说出来，很隐秘，能将这种隐秘的心理揭示出来，作品便有了理解和感受的深度。
寓言要 寓 ，要将一种理解、认识寓含在一个感性的小故事里，怎么 寓 自然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先讲一个小故事，而后由叙述者在故事结尾处点明寓意的；也有先讲一个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某种理解和认识，再讲一个小故事以作佐证的；还有将理解、认识寓含在故事中，叙述者只讲故事，把理解的任务留给读者的。这些在金江的寓言中都有表现。我以为，寓得最好的，当属含意很深、故事很单纯因而寓意很显豁，作者不直接言明而读者却能很准确地把握或可叫作 暗寓 的那种。上面说到的《船夫和他的孩子》《乌鸦兄弟》都是例子。《三只老鼠》《呆人补被》《好好先生》等都是例子。《三只老鼠》也是写隐秘的自私心理。本来，三只老鼠接起来，轮流到缸底喝油，是有可能都喝到油的。可由于自私心理，都怕别人不遵守约定轮不到自己，刚一接上就都松手，争先恐后地往缸里跳，结果都落到缸里，永远也逃不出来了。作者没有说点题的话，但寓意仍很显豁。这增强了金江寓言的简洁性，而简洁应该是优秀寓言的一个重要特点。
金江的有些寓言的故事也写得很好，有一种寓意之外的艺术感染力。如《呆人补被》，被子太短，盖不住脚，就剪上面的补下面的；盖不住头，又剪下面的补上面的，如此反反复复，始终顾此失彼。但阅读中会发现，作品多了些比寓意顾此失彼或顾彼失此的含意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人物的 呆 。 呆 是一种性格特征， 补被 只是表现之一。 补被 如此之 呆 ，做其他事，还不知会现什么 呆相 呢！这就有了比理性寓意更多的趣味。《从岩缝里长出的小草》，岩石以风化的泥土养育了小草，小草对虽然贫瘠却无私养育自己的岩石妈妈充满了感激，少了些理性的澄明却多了些情感的润泽，已有些接近拟人化的童话了。还有些作品，因为主要是给孩子们看的，叙事说理中包含较多的儿童情趣。如上面提到的《乌鸦兄弟》《三只老鼠》等，虽未说就是为儿童写的，但却更贴近儿童心理。这也为作者的寓言平添了一份能令小读者亲近的艺术感染力。
不断探索的印记 读沈虎根的小说集《小师弟》
郑晓林
沈虎根的小说集《小师弟》，入选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对于入选，沈虎根本人谦虚地说，这些作品只不过是起到了 老照片 的作用，只是忠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那段生活、那段情绪，离真正的经典还有差距。而我以为，沈虎根的《小师弟》真实地记录了一位老作家创作演进的轨迹和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可以说，这本书是他不断探索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印记。
按照我的理解，《小师弟》可以反映出沈虎根创作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鸡》开始到《大师兄》，共10篇。我们知道，沈虎根从小就做学徒，解放后经过自学成了知名的工人作家，因此他的作品非常贴近社会，有着深厚的生活功底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与读者不会有距离感。他的作品结构朴素，文字也平实，他经常采取白描的笔法，看似简单，功力却深，往往在娓娓而来、不动声色的现实主义描绘中，表达出人物生活的无奈、人生的悲苦和对命运的勇敢抗争，从而给读者真实地展现了中国上世纪40年代社会底层的人生百态，给我们了解40年代少年的生活状态提供了有血有肉的叙述。从这点上讲，《小师弟》既是 老照片 ，也是一部生动的历史范本。今天的读者，尤其是网络的一代，很有必要去了解一下过去年代同龄人所遭受的苦难，惟有如此，才能品味今天的甘甜。
沈虎根的学徒生活小说独树一帜。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里，小奥立佛在棺材店里的学徒生活写得很精彩，但沈虎根写得不仅仅是一个 我 ，还写了关通、大师兄、二师兄、小师弟的悲惨生活，从而构成了一幅旧时代学徒的悲苦群像。由于沈虎根在人物塑造方式上注重细节刻画，对人物又倾注了很多的感情，因此，往往很快就打动了读者的心。
与沈虎根学徒系列小说同时代，还有一部非常著名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更前面的时候，还有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些表现少年苦难的作品都有着共同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那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沈虎根自己也说，我遵循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社会主义是灵魂，现实主义是血肉，两者结合达到精神上的教育、认知和美感。沈虎根当年没有跟风去写 高、大、全 式的英雄人物，而是写活了自己周围的小人物，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组栩栩如生的、独特的旧时代学徒的群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