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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庾信由南入北的经历,一方面使其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另一方面,故国之思、亡国之哀、羁旅之愁以及道德上的自责,时刻纠绕于心,使其创作中大量使用“秋”、“枯树”、“鸟”等“悲苦”类的意象。此类意象一方面反映了庾信后期悲苦而矛盾的羁旅心态,同时也反映了创伤记忆对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庾信 悲苦 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题目”。意象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庾信作品中的意象是其理性观念的最完美的感性形象表达,是庾信对外部世界独特观察力、感悟力、审美表现力的综合体现。尤其是其后期作品中大量运用的“悲苦”类意象,不仅表现了其卓越的艺术表现能力,同时也反映了故国之思、亡国之哀、羁旅之愁以及时时不能释怀的道德上的自责。本文拟从其“悲苦”意象大量运用的原因,以及具体意象的分析来探究庾信后期作品意象的选用与其“悲苦”心态的关系。
一 家国之变与“悲苦”类意象的心理成因
论者大都根据庾信的个人处境,将其生平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庾信前期的生活可以用林怡的概况来形容,即“风流世家子”,“春风得意欢”。庾信出生在一个既有政治地位又有文化素养的世族家庭。齐梁之际新野庾氏是一个极有影响的世家望族,其祖辈就人才辈出,庾信本人的仕宦生涯也可谓一帆风顺。《周书・庾信传》记载:
“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累迁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出为郢州别驾。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于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
另外,《北史・庾信传》中也有相应的记载。从文献记载可见,庾信是一个既才华横溢又饱受恩宠的文人。仕梁期间成为宫廷文人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后却接连遭逢了两次重大的人生灾难。第一次是侯景之乱,这次叛乱使繁华的建康城沦为一片废墟,第二次是江陵之祸。庾信公元554年4月奉命出使西魏,而同年11月江陵为西魏攻破,梁元帝身死,江陵士民百官尽被西魏掠入长安,庾信也因此羁旅北国。这使庾信遭受了第二次沉重而严酷的打击。对他而言,金陵之乱既使他因临阵脱逃而蒙羞含诟终身,又给他带来家难:“二男一女,并得胜衣,金陵丧乱,相守亡殁。”国难家恨使庾信从此结束了前期的春风得意、裘马轻狂的生活。而江陵之祸,则不但使他蒙使命不达之辱,而且使他历亡国之痛。羁旅异域,终至客死北国。并且其中又接连遭受父死母丧,女儿外孙相继亡殁的悲哀。这一重大的家国之变,使庾信由前期的风流世家子,春风得意臣,沦为羁旅他乡客,悲愁不尽身。虽然庾信因由南入北而使他获得了接受北方文化的机会,使其创作融合南北文学,达到极高造诣,正如杜甫所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但也使其终老也难以摆脱种种复杂矛盾情感交织的“悲苦”之情。正如黄承吉所言“羁臣到死愁难尽”、“肠断江南日几回”。庾信自谓晚年所作《哀江南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倪作注解时借以发挥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注释庾集题辞》)可谓深契庾信后期文学的精神特质。庾信的性格心态随着社会时局和个人处境的变迁而发生了极大的裂变,在其后期诗文中流露了强烈的故国之思、亡国之哀、羁留之恨。同时也因处境心态的巨大变化导致后期作品大量使用“秋”、“树”、“鸟”、“鹤”、“泪”、“月”等大量“悲苦”类意象。
二 “秋”之意象与秋景心态
庾信作品中运用频率较高的首先是“秋”意象。据吉定在《庾信研究》中考证:庾信秋景作品几占其创作的二分之一的分量。其题材包括羁旅、乡关、哀离、赠别、边塞、隐逸、田园等。写秋成了庾信创作的一大特色,在庾信的全部作品中,以“秋”字为标题或在作品中出现的就有153次。秋意象的展现可算是庾信诗赋的艺术特色之一。而这一意象的选用其实也与其特殊的心境有关。加拿大学者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秋是悲剧的原型。”一说到秋天,总与凄凉、忧愁、郁闷等连在一起,“秋”好象与“悲”“愁”总有不解之缘。宋玉的《九辨》开篇即:“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可谓首开“悲秋”的传统。后世很多文人皆有写秋之作,如曹植“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燕歌行》);杜甫“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苏轼有《秋声赋》,马致远有《秋思》。由此可见,“秋”意象在诗文中反映的文化心理大都与几种悲凉情感相对应:游子羁旅之愁、贫士失职之苦、情人离散、骨肉分离、破国亡家之悲。
庾信作品中描写的秋日、秋鸟、秋风、秋花、秋草、秋日小园也无不与以上情感相对应。如:怀秋独悲此,平生何谓平(《拟咏怀》其九);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拟咏怀》其十七);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拟咏怀》其十八);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拟咏怀》其三)。这些诗歌集中表达了庾信经由变乱破国亡家的悲哀。又如: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轲(《拟咏怀》其二十六);苍茫望秋景,羁旅对穷秋(《秋日》);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表现了诗人羁旅异域的悲伤情怀。哀叹自己流落异国,人生地疏,如苏武、李陵之身处匈奴,甚至联想自己不如大雁,能秋返故乡。另如《伤心赋》首段从秋风骤起,草木凋零入题:“悲哉秋风,摇落变衰。魂兮远矣,何去何依,望思无望,归来不归。未达东门之意,空惧西河之讥……”(《伤心赋》),借秋景抒发丧亲之悲。从作品分析看,庾信大多通过“秋”意象来表现自己的心态和对外在社会动荡不安环境的体悟。虽然庾信后期逐渐受到北国统治者的赏识和提举,但羁旅他乡,老死难归的悲凉以及世人对其弃城变节的鄙薄,加之后期相继遭受丧亲之痛,个人生活的凄凉。这种巨大的人生变故,无尽的心灵矛盾的折磨,都使庾信的审美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先秦时期就确立的含蕴悲凉、萧索情感的“秋”之意象恰好切合了庾信秋景般的心境。使其作品大量言说秋树、秋雁、秋日,同时也有大量作品直接将“秋”字用于标题之中。
总之,庾信作品中的“秋”意象既是对 “悲秋”传统的继承,又是对自我悲哀愁苦如萧飒、凄凉、肃杀的秋景般心态的反映。
三 “鸟”之意象与失群处惊之悲
在庾信后期创作中“鹤”、“雁”、“鸿鹄”、“鸳鸯”等鸟类意象也大量出现。“鹤”意象自《诗经》以来,在古典诗文中逐渐被丰富成为成仙得道,超尘脱俗、永恒不朽的象征,同时也因“鹤”孤高的形象,凄厉的叫声,而蕴含着人世错迁变故的哀婉悲凉之情。其后“鹤”也与故土之思的伤痛紧密相连。据林怡在《庾信研究》中统计,“鹤”在庾信诗文中出现近五十处。并且作者多用鹤的悲鸣永诀,凄惨死去的情形,表现诗人的消极心境,如其因周明帝悲叹双鹤而主动请缨而写的《鹤赞》:
“九皋遥集,三山回归。华亭别泪,洛浦仙飞。不妨离缴,先遭见羁。笼摧月羽,弋碎霜衣。塞传余号,关承旧名。南游湘水,东入辽城,云飞欲舞,露落先鸣。六翮摧折,九门严闭。相顾哀鸣,肝心断绝。松上长悲,琴中永别。”
作者借助哀叹双鹤因遭擒获而悲凉死去的故事,来描写人间的生离死别。令人肝胆摧裂。另外,其文中的“鹤”的意象多具有孤傲清高,思乡重情的人性特点。如:“闻鹤唳而心惊,听胡笳而泪下”(《哀江南赋》);“生民忽已鱼,君子徒为鹤”(《和张侍中述怀》)。这种描写中无不隐含着作者对人生的空幻感和悲凉感。
另外,据吉定在其《庾信研究》中统计,庾信描写秋雁的作品也达18篇,而且其笔下的雁多具失群、单栖、无归的遭遇。庾信将自己在北地独特的心灵体会,运用于对雁的描写,使其作品中的雁已不再具有雁的自然特征,而是多在非常态下生存。如写秋归之雁“可怜数行雁,点点远空排”(《晚秋》),“犹忆方塘水,今秋已复归”(《赋得集池雁》)。这其中充满了哀怨和凄清。除此之外又如:“失群寒雁声可怜,夜半单飞在月边”(《秋夜望单飞雁》);“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这正是庾信如离群孤雁般心境的写照。另外,其作品中除了多次描写鸟之失群单飞之外,还多次表现惊鸟的形象。如“骇猿时落木,惊鸿屡断行”(《从驾观讲武》);“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村”(《拟咏怀》);“闻弦鸟自落,望火兽空惊”(《伏闻游猎诗》)。这其中与其说写的是鸟之惊,不如说写的是庾信经由两次变乱,又在北朝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惊恐心境的写照。此外,如“青田松上一黄鹤,相思树下两鸳鸯。无事交渠更相失,不及从来莫作双。”(《代人伤往》)其中的描写反映的作者的心境无不带着深深的痛苦与悲哀无奈。
以上作品中描写的这种失群处惊之鸟的意象,正与庾信经历丧乱,东奔西走,后又沦为亡国之臣的处境相通,也隐喻了其始终难以释怀的沉痛的故国之思,是其对痛苦人生真实体验的反映。
四 “树”意象与半枯之心
在庾信的后期作品中描写了千姿百态种类各异的树,有南国之槟榔、八桂、橘树,北地之石榴、枫子、交让、龙门之树、梧桐。但无论何树多比喻自己失节的厚颜和思归不得的心情。皮厚而无心无节的树,记录了庾信在动乱之中仓皇弃城出逃的悔恨心境。而无复生意的半枯之树更是形象地展现着作者的半枯之心。吉定在《庾信研究》中提到:庾信写树有的以树自况:“譬之交让,实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虽残生而犹死。”(《拟连珠》二十七)有的明写枯树,暗托心情:“盖闻卷不死,谁必有心;甘蕉自长,故知无节。”(《拟连珠》三十八)“交让未全死,梧桐唯半生”(《慨然成咏》)倪
注曰:“言心非死非生,若枯树也。”他反复咏叹无复生意的枯树:“独怜生意尽,空惊槐树衰”(《拟咏怀》二十一);“古槐时变火,枯枫乍落胶”(《园庭》)。特别是《枯树赋》,寓言式地说明他自己由南入北,了无生气,虽生犹死的心理。开篇即:“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结尾:“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树与人合为一体。另也有对漂泊流徙的枯树的哀叹:“漂流从木梗,风卷随秋箨。”(《和李司禄喜雨》)
枯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联故土信息的语码符号。叶落归根是中国人故土难迁的传统观念,而庾信拔本伤根、迁徙异地的经历,使他产生了与树相关的系列物象的思考,大量运用“树”意象,其实一方面表现自己的乡国之思,失节之哀,丧子之痛,另一方面也表明“树”记录了他的真实的心路历程。历经丧乱,变节易主,遭遇子女陨于战乱,父母相继离世的庾信,如半死枯树般了无生趣。正如吉定所论:
“他强烈的故国之思,隐逸之念,失节之痛,生存之艰,年华老大的复杂心态,通过秋日枯树这一原型意象得到了生动的记录和再现”。
另外,庾信后期作品中也大量运用猿、云、蓬、泪、月等意象。这些“悲苦”类意象无不记录着其后期难以超脱的愁苦心境。
综上所述,在庾信的后期创作中所大量选用的“秋”、“树”、“鸟”等“悲苦”类意象,是其后期悲苦心境的折射,是破国亡家、羁留异域等创伤记忆在作品中的再现和宣泄。这类意象的运用不仅使其作品“暮年诗赋动江关”,同时也对古典诗词的此类意象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怡:《庾信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2] 吉定:《庾信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 (清)倪:《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
[4] 张喜贵:《庾信诗赋中悲秋心理透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5] [韩国]姜必任:《庾信对北朝文化环境的接受》,《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中秋节写一篇周记范文第2篇
启蒙初学者要注重解释字、词含义，古书中词句的意义，弄清文辞语意的停顿和终结，以便他们口诵。学习要从基础开始。初进学校的孩子，可先学宋代人朱熹辑录的《小学》，再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论语》这本书，总共有二十篇，是孔子学生追记孔子生前言行和思想及弟子间相互问答中有意义的话。《孟子》一书，一共七篇，内容主要是辨别王道和霸道以及宣传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
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
著述《中庸》这篇文章的，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中庸的意思是待人接物处理事情要至公至平、至真至正、无太过、无不及。《大学》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文章的内容是论述怎么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管理家庭乃至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方法和道理。
《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古代学子读书的次序是，能通解《孝经》，再熟读《四书》，然后才可读《六经》（《诗经》、《书经》、《易经》、《周礼》、《礼记》、《春秋》），此《六经》是古代学子必须讲习和研求的教科书。
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
《易经》有三种：《连山》、《归藏》和《周易》。《书经》的内容，像现在的政府档案，有策略、法令、建议、公告、作战命令、人事命令等，里面的道理深奥。
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
西周时周公姬旦写了《周礼》，记载了朝廷设立天官、地官、春官、秋官、东官等部门的情况，保存了当时有关的制度。“大戴”戴德和“小戴”戴圣都曾汇编《礼经》并作了注解，记述了生人的语言，详细记载了上古的礼乐制度。
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诗经》包括了“国风”、“大雅”、“小雅”和“颂”四部分不同内容的诗，称为四《诗》，分别用于教化、讽刺、宴饮和祭祀，最值得学子诵读。因战乱《诗经》消亡，相传孔子又作《春秋》，褒贬分明，善恶分清。
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彀梁。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阐述《春秋》经义的多种著述中最著名的是《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春秋毂梁传》，称为三《传》。明白了经学的深义，再有选择地读诸子，应当选取其中的要言以补正学；记录下其中有益于世务的实事以备参考。
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子书中的“五子”是指荀卿的《荀子》、杨雄的《法言》、王通的《中说》、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周的《庄子》。通晓子经之后，就读各种史书，从中考察各个国朝的世代系统，了解历史事件的始末。
典故：
中秋节写一篇周记范文第3篇
探讨文明起源，文字的出现是一项重要标志。那么，中国古代文字究竟出现于何时呢？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半坡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到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再到良渚及龙山时代的刻写文字，新的发现层出不穷，极大地推进着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然而，材料毕竟嫌少，加之这些发现年代久远，研究难免不带推测成分，以致学者间认识很不一致。即便这些符号已有固定的语音，亦非随意刻划，而且是用来“记言”乃至于“记事”，但都是以单个或孤立的形式出现的，很难断定是成熟的文字。文字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工具，不仅要有记录语言的功能，还必须具备传达语言的功能，而这“传达”功能则是判定书写符号是否文字的重要标志。如果这些刻划仅仅为制作人（或制作圈）出于某种记忆需要所作“记号”，不为制作人（或制作圈）以外其他人所认识、所使用，即便其中带有制作人（或制作圈）的某种意识，这些“记号”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是文字[1]，只能说其所表现的是原始书写（或绘画）艺术。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这些符号：
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的意义。……与我们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它影射出我国文字未发明以前，我们祖先那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传说，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2]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发现甲骨片，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证明，刻划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主要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而称之为“卜辞”。其所使用的文字只有几千字，一半以上可以认识，不认识的大都是专名，如地名、人名、族名等，其义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读。虽然卜辞所使用的文字并不是殷代文字的全部，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卜辞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凡祭祀、征战、田猎、疾病、风雨冥晦、年辰丰欠、时日吉凶、用人用牲多寡、分娩或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过龟甲兽骨的占卜。用现在的概念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无所不包。《甲骨文合集》集一个多世纪来出土甲骨之大成，著录甲骨卜辞近5万片，根据记事内容分为四大类、二十二小类。
四大类为：（一）阶级和国家，（二）社会生活，（三）科学文化，（四）其它。
二十二小类为：（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贵族，（3）官吏，（4）军队、刑法，（5）战争，（6）方域，（7）贡纳，（8）农业，（9）渔猎、畜牧，（10）手工业，（11）商业、交通，（12）天文、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祸福，（20）卜法，（21）文字，（22）其它。
卜辞的程式非常简单，大抵是“某日某人卜问某事，吉或不吉”，有时记录其效验。记日用干支而不用数目字。下面，结合甲骨文的记事内容，了解一下甲骨文的记事形式。
命令：
[乙巳卜]，[殼，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合集》1）[3]
组建三军：
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合集》33006）
调集兵员：
辛巳卜，争，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乎伐方。（《英藏》150）
今岁受禾：
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惟王八祀。（《合集》37849）[4]
生男生女：
甲申卜，殻，贞妇好娩嘉。王占曰：其惟丁娩，嘉。其惟庚娩，弘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惟女。（《合集》14002）
四方受年：
乙巳，王卜，贞[今]岁商受……。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合集》36975）
……
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4个部分。
癸酉卜，亘，贞臣得。王占曰：其得。佳甲、乙。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十二月。（《合集》641）
其中，“癸酉卜，亘”是叙辞，在癸酉这天占卜，由卜人“亘”主持卜问。“贞臣得”是命辞，“贞”是卜问，问逃亡的“臣”能否抓到？“王占曰：其得。佳甲、乙”是占辞，“王占曰”是商王根据龟骨上的兆纹作出判断，能够抓到。“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是验辞，甲戌这天“臣”逃过“舟”这个地方后就失去线索，到15天丁亥日被抓到。最后，还注明此事发生在十二月。从这条卜辞来看，记事文的基本要素――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经过，一应俱全，比起《春秋》记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春秋》是经过“系日、系月、系时、系年”编纂的记事，而卜辞仅仅是一个个占卜的记录，未经编纂（当时尚无“编纂”意识）的零散记事。作为占卜记录，卜辞还存在下述情况：
其一，卜辞中占辞是最重要的部分，决定着卜问之事是否可卜，问能否抓到？凡此种种，引起不少学者的怀疑，“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并认为到商代晚期占卜日趋程式化而呈现出衰落之势。[7]
其三，从甲骨发掘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占卜甲骨并没有将占卜结果契刻上去，我们所见到的有卜辞的甲骨，仅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卜辞的上述实际情况至少表明这样两点：1、商王自充贞人，显然“贞人”并非如后来人们所说就是“史官”；2、商王的绝大多数占卜结果都不契刻到甲骨上，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的说法很难成立。
根据甲骨文记事的成熟程度，人们推测在其前必定有一个相当长的创制阶段，或许就是承继夏代而来。然而，迄今为止，经过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甲骨文、现代考古与历史学、民俗学等的综合研究，结论仍然是中国自商代开始进入成文记事的历史时期。具体时段，大体在商王先公上甲至示壬、示癸的时代。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发表以来，经“甲骨四堂”的不断探索，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已经形成这样的认识：
殷之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8]
70年代以后，又进一步推断中国“成文历史的开始”当在“二示”即示壬、示癸的时代。[9]
不过，这里所说“有史时代”或“成文历史”，不是说此时中国已经有“史书”或“史学”，而是指从这时起中国开始进入用文字记事（“成文记事”）的历史时期。
二、口述传说的流传
语言的出现较文字更早，口述传说理所当然地要比成文记事更早。但在人类初始阶段，“口述”的内容并非传说，而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由于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只能凭着记忆一代一代地传述。所谓“十口为古”，口述的内容便渐渐地成为“古事”即往事了。
由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流传的传说主要是原始记忆中先祖们生存斗争的事迹，包括客观外界的映象，先祖们的来历，先祖们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与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等等。这种口述传说在文字出现以后，并没有被系统记录下来，仍然是以口耳相接的形式流传。为了便于流传，语言表述方式不断被加工、整齐。
直至西周末年，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卲公谏厉王弭谤时提出：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0]
西周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上至公卿列士，下及百工庶人，以各种形式（献诗、献曲、献书、或箴，或赋，或谏，或传语）发表言论，出谋划策。在这样一种全社会的“文化运动”推动下，口述传说得以广为流传，并不断被记录下来，逐渐形成文字记载。甲骨文、青铜铭文基本不记口述传说，到了春秋时期口述传说被人们在各种场合反复征引，因而得以出现在现存的早期各类文献当中。《诗》、《书》、《易》、《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著述、楚辞……，无一没有口述传说的内容。不同的是，有些传说被人为地加以神话，有些传说被人为地历史化了。
下面，围绕禹、夏的历史，对上述文献中保存的口述传说作简略考察。
《诗·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道其倬，韩侯受命。”《长发》：“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女戎方将，帝立子生商。”都是在借往事说今事，虽然简单，但口述的特点明显。
《尚书·洪范》所记，是殷遗老箕子听到的关于禹的传闻：“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没有说禹如何治水，只说禹继鲧之后得到上帝的赐予，所赐是治国安民的要诀――“洪范九畴”。
《皋陶谟》开篇交待明白：“曰若稽古”，即根据传说整理。既为传说，流传中必然形成不同说法。今文《尚书·甘誓》是夏后启伐有扈氏，而《墨子·明鬼下》“观乎夏书，《禹誓》曰”所引文字与《甘誓》基本相同，却是禹伐有扈氏。《吕氏春秋·先己》亦为“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究竟是禹伐有扈氏，还是夏后启伐有扈氏，已经无从弄清楚了。司马迁认为夏后启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11]，采用了今文《尚书》和《吕氏春秋》的说法。
《左传》中有关禹、夏的传说，都出自春秋时人之口。
襄公四年：魏绛与晋侯论和诸戎，引用“夏训”。“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绛对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钅且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这就是夏史上所谓的“少康中兴”，是魏绛根据“夏训”所说。而所谓“夏训”，也仅仅是魏绛所得之传闻。
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越王以甲楯五千保会稽，遣大夫文种因吴大宰噽以求和，吴王将许之。伍员以为不可，亦以“少康中兴”为例告诫夫差：
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这是出自伍员之口的“少康中兴”，连根据（出处）都没有交待。
两则“少康中兴”的传说，一则出自魏绛，一则出自伍员，说法不尽相同，司马迁未采用，《史记·夏本纪》没有“少康中兴”的内容。
《国语》中关于禹、夏的传说，同样也是出自春秋时人之口，如《鲁语下》“孔丘论大骨”是孔子所闻：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此“僬侥氏长三尺”，即《山海经·海外南经》、《大荒南经》的“小人国”。
《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哙既立”条，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举国属之，子之大重。另有人进言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子之三年，燕国大乱。
这一传闻，春秋时有几个“版本”，《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罗列如下：
潘寿谓燕王曰：“王不如以国让子之。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则是王有让子之之名，而与尧同行也。”于是，燕王因举国而属之，子之大重。
一曰，潘寿阚者，燕使人聘之，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对曰：“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今王信爱子之，将传国子之。太子之人尽怀印，为子之之人，无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群臣，则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
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今王欲传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传之而实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司马迁对待这些传闻，态度颇为慎重，只在《夏本纪》中这样写：“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禹铸鼎象物，也出自春秋时的传说。《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庄王。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对答说：“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墨子·耕柱》也有同样说法：“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这是启铸九鼎之说。《史记·楚世家》叙王孙满此语则作：“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所谓“虞、夏之盛”，显然是指禹时。不论是禹铸鼎还是启铸鼎，迄今考古所见，未有夏器，且铸鼎象物，也为夏代初年生产水平所不能。虽然诸说云云（包括《吕氏春秋·先识览》、《慎势》、《离谓》、《适威》等篇），仅仅传说而已。至于以《山海经》为“后人录夏鼎之文”的说法，就更加不可足为信了。
禹克三苗，是墨子在回答“以攻伐之为不义”的辩论中引出。墨子认为应当区分“攻”与“诛”的不同，举例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扌益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12]《战国策·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论河山之险，吴起认为“河山之险”不足以保“伯王之业”，举“禹放三苗”、“汤灭夏”为例：“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险，而右天谿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
《吕氏春秋》在论述“人主之行与布衣异”时以鲧与禹的行为作比较：“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徉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13]这与《史记·夏本纪》所记“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全然不相符。
上述考察虽然未能尽数钩稽现存早期文献中关于禹、夏的记载，但仅此已足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一、口述传说到春秋时期，经常为人们引用，或与朝臣谏君相关联，或为学者发论作佐证，因而得以流传。
二、长达上千年的口耳相接的辗转传述，同一件事出现多种说法，而引用者仅仅根据各自的需要转述，并未认真考异，其真实程度大都有待进一步证实。
三、所谓“夏书”、“商书”，并非成于夏代之书、成于商代之书。夏代尚未进入“成文记事”时期，不可能有所谓“夏书”。商代虽已进入“成文记事”时期，却无编纂意识，也不可能有所谓“商书”。所谓“夏书”、“商书”，是周秦之际的人们根据有关传说整理、编纂的“关于夏代之书”、“关于商代之书”，预示着历史编纂的即将诞生。
三、历史编纂的诞生
商周数千年间，虽然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并驾齐驱，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却总是零零散散、片片断断的过往之事。记事已经相当成熟的青铜铭文，自宋以来虽经著录，却仍然是一团“混沌”。直至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两周金文辞大系（时间系统和地域系统）之后，这些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才成为说明它们所处时代的历史纪录。这正是历史编纂意识运用在青铜铭文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西周末年的献诗、献曲、献书、或箴，或赋，或谏，或传语，不仅推动了口述传说的流传，而且推动着口述传说的整理。整理反映过往来程的素材（包括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并以一定的体裁编纂成书，历史编纂应运而生。
历史编纂的诞生，大体经历两个步骤、创出两种体裁。
两个步骤，一是整理口述传说使之成文，一是汇集口述传说、成文记事，进行编选。两个步骤互为交叉，前后不必一定如刀裁斧断。
两种体裁，一是分类编纂，一是按年编纂。
《诗》的整理编纂，《史记·孔子世家》只说对了一部分：自有诗以来，口耳传诵者陆续用文字记录下来，多达“三千余篇”。到孔子时代，经“去其重”，选出“可施于礼义”的“三百五篇”，上起商、周的始祖契和后稷，下至西周末年的幽王、厉王，分类（风、雅、颂）编纂起来。自商周始祖至西周末年，延绵上千年。“国风”所采包括15国，虽然主要在黄河流域，但也远及长江流域。在那样长久的年代里，在那样广阔的地域中，表现在“三百五篇”中的差异却很小，尤其是音韵差不多一律，充分表明“三百五篇”是经仔细加工过的。但并非“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其编纂时间在孔子之前。《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赵衰向晋文公推荐卻縠为三军统帅，说：“臣亟闻其言矣，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早于孔子的卻縠，以善治《诗》、《书》闻名，表明孔子之前《诗》已经编纂。到襄公二十九年（544），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请观于周乐”。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等国风，为之歌《小雅》、《大雅》，为之歌《颂》。除了“郐以下无讥焉”，季札一一作以评论。此时孔子尚在少年，鲁国已经有了与传本无异的《诗》存在了。如果说孔子与《诗》三百五篇有关系的话，也不过司马迁所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诗》三百五篇，在孔子之前已经编定，为这一时期历史编纂的一大成就。
《尚书》的整理、编纂，比《诗》的整理、编纂要复杂得多。《孔子世家》写得不如《诗》清楚，只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安国序称：先君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这到是交待出了整理、编纂经过：流传的“典、谟、训、诰、誓、命之文”，经孔子“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选出“足以垂世立教”者“凡百篇”，编纂成书。《尚书》最初的编纂，亦在孔子所处时代。
现存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其中《虞书》二篇、《夏书》二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七篇。
夏代尚未进入“成文记事”时期，《虞书》、《夏书》四篇，文字必为后来书写。篇前的“曰若稽古”，明白告诉读者，其所根据是古来传说。其成文时间，学者间意见颇难一致，早可至商末周初，晚可讫战国末年。我们不妨将这一长长的时段视为其流传阶段。
《商书》五篇，虽然有“成文记事”的甲骨卜辞，但以商代可能达到的书写实际而论，很难断言为商代遗文。现代考古发掘表明，在甲骨刻辞之外，商代已经用笔书写。不过，除了在陶片等物上的书写符号之外，迄今尚未见到有“成文记事”的“典”与“册”。《尚书·多士》中“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句，究竟应当作何解释？整段文字的意思是说以德选任官吏，如果将“有典有册”解释为“有记载历史的典册”，殷才得以“革夏命”，显然与上下文意不衔接！甲骨文中数见“工典”、“工册”、“登册”，于省吾专有《释工》一文，考证“工”乃“贡”之古字，“登册”与“贡典”同义：“其言贡典，是就祭祀时献其典册，以致其祝告之词也。”[14]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作册”是进行册封、册命。准此，则“有典有册”一句才能与上下文意一致。《商书》五篇，显然不是这种性质的“典”与“册”，因此仍然应视为后来加工、整理而成。
《周书》十九篇，以周初彝铭《大丰簋》、《大盂鼎》相比证，《大诰》至《立政》的十余篇可以确定为周初的文字。其余几篇，成文较晚，且有争议。
就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情况来看，《虞书》、《夏书》经长达1500多年的口耳传述，至孔子所处时代方才整理成文，难以取信。[15]《周书》则是“成文记事”的代表性文字。
《尚书》的整理、编纂，完整地反映了早期历史编纂诞生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分类编纂，不论诗还是文，虽然是在历史编纂意识下的编纂，诗中有史诗成份，文可谓历史文献，但还都不是过往来程的连贯记述。只有按年编纂出现，才使史学走出萌芽状态，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16]，名为《秦记》。司马迁所见《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17]由此可知，早期的“纪事”未必按年编纂。司马迁作《三代世表》，只能作成“世表”，是因为没有根据“论次其年月”。《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始，表明其所见最早纪年只能上推至公元前841年，这似乎暗示着按年编纂出现的年代。
从共和元年（前841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经历了三个半世纪的时间，中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简史――《春秋》问世。《春秋》作为鲁之春秋，按照鲁国国君“十二公”在位顺序，以事系日、系月、系年，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间的大事，表现出过往来程的基本脉络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成为中国编年史的始祖。[18]
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侯使韩宣子起使鲁，在鲁见到《易》、《象》与“鲁春秋”，韩宣子感叹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19]继“鲁春秋”之后，出现一个各国编纂“春秋”的热潮：晋有“乘”、楚有“梼杌”。[20]《墨子·明鬼下》又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的内容。出现所谓“百国春秋”，进一步推动着历史编纂的发展，《左传》集“百国春秋”之大成，将编年史推向成熟，是为中国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
[1]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通常为了便于记忆，往往也作各式各样的“记号”，除了自己或极少数相关人而外，不为他人所知，不具备“传达”的功能，因此这些“记号”从来没有被当作文字。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3]“殼”应写作“”，下同，音que,鵲，贞人。
[4]“惟王八祀”，系指王在位八年，但非历史纪年。“惟”或作“佳”（wei，音维）。
[5]据陈梦家统计，甲骨文中共有120位贞人，属于武丁时期73人，祖庚祖甲时期22人，廪辛康丁时期18人，武乙时期1人，帝乙帝辛时期6人。详见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第202－205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6]“丧命”二字，卜辞刻划复杂，各家释文不一，特此说明。
[7] nbsp;参见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第5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D·N·Keightley：SourcesofShangHistory－TheOracle－BoneInscriptionsofBronzeAgeChin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
[8]郭沫若著《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第362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
[9]于省吾《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
[10]《国语·周语上》“卲公谏厉王弭谤”条。
[11]《史记》卷2《夏本纪》。
[12]《墨子·非攻下》。
[13]《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
[14]收《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
[15]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86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夏代起公元前2070年，至孔子所处时代，不少于1500年。
[16]《史记》卷5《秦本纪》。
[17]《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三》。
[18]《春秋》是经过再加工的，并非“鲁春秋”原貌。
[19]《左传》昭公二年。
中秋节写一篇周记范文第4篇
一、关于《左传》介绍的教学设计
进行《郑伯克段于鄢》教学，必不可少地要给学生介绍一下历史散文著作《左传》，传统教学模式一般就是直接给学生介绍它的体例、内容、文学价值等等，这样很容易让学生感到一种模式化、程式化，好像古代作品的教学就是要先讲出处，比如讲《蒹葭》，就要先介绍《诗经》，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就要先介绍《论语》等等。为了打破这种模式，笔者在介绍《左传》时，采用与《春秋》对比的方式：同学们，在先秦时期有两部非常有名的史书，一部是《春秋》，一部是《左传》，实际上这两部史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你们知道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吗？（先请学生回答，老师再讲解。）
这个问题学生一般都不能完整的回答出来，在他们想知道却说不出来的情况下，老师再讲解，学生兴趣就会高涨。讲解可以抓住以下几点：
联系：都记述了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重大事件和矛盾斗争。所谓“传”，就是注释或解释经义的文字。《左传》据说就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为《春秋》这部史书做的传。《左传》也叫《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与另外两部注释《春秋》的书《谷梁传》、《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
区别：①《左传》比《春秋》记载的历史多13年，《左传》记叙的是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共254年间的历史，而《春秋》起止时间是从鲁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前722-481）；②《左传》比《春秋》记载的历史更为详细，《春秋》记事很简单，类似现在的新闻标题。③《左传》文学性更强。表现在第一是它善于对纷繁的材料进行剪裁，繁简得当，章法有条不紊，善于用委婉曲折的文笔表达外柔内刚的外交辞令；第二是善于用简练的语言描写头绪纷繁、波澜壮阔的战争，揭示敌对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争胜负的原因；第三是善于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内心活动和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我们说它是文学价值很高的散文名著。
介绍完以上的内容后，可以以这样一句导语“为了体验《左传》的魅力，我们来学习它的首篇《郑伯克段于鄢》”自然过渡到该篇文章的教学。
二、关于《左传》文言基础知识掌握和文意理解的教学设计
1.教师首先朗读一遍课文，让学生初步了解文意，然后探讨一个问题，即：“这篇文章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一场家庭纠纷。因为这场家庭纠纷发生在特殊的国君家庭，所以是一场争夺权位的斗争。记叙了郑庄公同其亲兄弟共叔段为了夺国君的位置而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2.在此基础上，布置阅读预习
①参照注释和工具书，弄懂全文的意思。
②朗读课文不少于5遍。（第一课时结束）
3.第二课时开始时，老师可以这样一句导语导入新课：
学习古典文学作品（文言文），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文句理解关，这是学习这类文章的基础，过好了这一关，一切学习、欣赏、探析都能展开，否则如同隔靴搔痒，蜻蜓点水，学不到深处。上节课，同学们已经自己对文章进行了学习，今天大家与我过两招，如果接得住我这两招，就说明你已过了这一关了。
第一招，提出本文中的重要词句，找同学解释，然后老师加以强调补充，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文言知识。
第二招，用原文中的语句或段落回答几个问题：
（1）母子不和、兄弟相残的祸根是什么？
（2）共叔段被封于京之后，如何在母亲姜氏的支持下，一步步得寸进尺，扩大势力，企图篡夺王位？
（3）郑庄公的大臣和他自己对于共叔段的嚣张有何反应？
（4）解决了弟弟之后，又如何处置他的母亲，母子之间的关系怎样得以和解？
过招测试后，老师再简单归结每个段落的主要内容，学生齐读体悟，结束这一环节的教学。
该环节教学设计的特点就是让学生自己主动地掌握文言知识和理解文意，特别是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以过招测试的方式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和认识，既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针对性，又避免了逐句逐词讲授的枯燥乏味，使学生的大脑一直处在一种紧张学习的状态。因为这一阶段的教学主要是发挥学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作为学习的主角，所以课堂效果比较明显。
三、关于《左传》人物和写作特色教学设计
在彻底搞懂文章内容之后，再来评价其中的人物。可以一连问五个问题，和学生探讨。
1、@个故事中的家庭你喜欢吗？
2、母亲姜氏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3、哥哥郑庄公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4、共叔段这个人又如何呢？
5、在郑庄公处置了弟弟共叔段后，郑庄公和母亲搞得非常僵，这个僵局由谁来打破的，为什么他能成功？
通过以上问题的探讨，和学生一起欣赏故事中的人物，感受文章写人的艺术和古人进谏艺术，从而回归到刚上课时《左传》的文学艺术上，让学生对《左传》的文学艺术有个具体感受。
四、关于“春秋笔法”的教学设计
教学的落脚点最后还是要落在《春秋》与《左传》写法对比上，从孔子对这种道德沦丧深恶痛绝的态度入手，引入《春秋》对该事件的写法，从而体验“春秋笔法”的妙处。具体过程如下：
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之间开始了互相兼并的战争，各国内部统治者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也加剧起来。为了争夺王位，骨肉至亲成为殊死仇敌。孔子对当时道德沦丧的现实深恶痛绝。因为他讲究“礼”。具体表述就是六个字：义、行、慈、孝、爱、敬，即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孔子认为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能处理好君臣、母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孔子一生都主张克已复礼，要恢复以前的“礼”，因此，孔子对郑国国君家庭内部争权夺利不顾伦理道德的情形也是十分不满，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他在《春秋》里对这件事的写法。
“郑伯克段于鄢（yān）”，六个字中有丰富的含意：“书（指《春秋》）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不像弟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像两个国君相战），故曰：‘克’；称‘郑伯’（称爵不称兄），讥失教也（兄本有教弟之责，但庄公不教弟，反而养成其恶），谓之郑志（说这是郑庄公的本意）。不言出奔，难之也。”（“出奔”是有罪之词。如果说“段出奔共”，不说“郑伯克段于鄢”，就说明整件事情都要归罪叔段了；其实庄公也有罪，难于下笔，所以“不言出奔”。）
这种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的写法就叫“春秋笔法”。
中秋节写一篇周记范文第5篇
一、品课文语言
任何绝妙的思想都离不开传神的语言，要让自己的思想感情准确的表达出来，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教材中的名家名篇，或朴实亲切，或委婉隽永，或凝练准确，或言简意明，字字珠玑，教学过程中，我注意引导学生对妙词佳句、精彩片断进行咀嚼品尝，领略奇妙粗，达到学以致用。如教学朱自清先生的《春》，“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一句中的“笼”字时，我让学生想象一幅“春雨蒙蒙，水气弥漫，整个屋顶上烟雾缭绕”的美景，通过这一思维活动，学生体会了“笼”字的生动形象，于是，有的学生写到：
清晨，我漫步在学校的小路上，小路两旁，垂柳依依。虽是春寒料峭，但如果你稍加留意，便会惊喜的发现，新芽已偷偷的探出了头，东张西望的打青春的消息。草坪边的池塘里，弥漫着一层淡淡的水气，如烟似雾，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
教学中，我还注意引导学生学习文章的修辞手法，如语言大使老舍的散文《济南的冬天》一文中，运用恰当的修辞方法，写济南的地理环境及济南的水，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在学了这样的文章之后，我向学生提议：“运用恰当的修辞方法来修饰你的语言。”学生情绪高涨，思维活跃，妙语迭出。王玉娟同学这样写自己家乡秋天的景象：
如海的高粱举起火把，无边的大豆摇响铜铃；看那炸蕾吐絮的棉花雪白一片，沉甸甸的谷穗金光灿灿；棒槌粗的玉米穗仰首朝天，红薯地也赛过了绿色地毯……啊！此时此刻，你怎能不想到党的政策威力无边！
为了提高学生语言综合表达能力，我积极营造写作氛围，为学生创造表现提供机会。让学生每天写日记，留心观察周围的人和事，观察自然景色的变化；在班级墙报上开辟“优秀日记选登”栏，每周展出一次；要求学生写“校园之声通讯稿”，每人每学期至少20篇；发动学生办“语文手抄报”，每周进行一次评选；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征文演讲活动。如“我为学校添光彩”、“新世纪的我”演讲会，“红烛颂”诗歌朗诵会，即兴作文比赛，“我爱家乡”、“我爱校园”征文等20多次大型活动。
二、抓课文的细节
好的细节描写，逼真生动，是文章借以显示人物性格、表达主题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课文中凡是出现对突出人物性格有重要作用的片断，就引导学生比较体味，领悟其妙处。鲁迅的《孔已己》中对孔已己的一系列动作描写，刻画了这个迂腐不堪、自命不凡而又不失善良的多余人形象；周立波《分马》中“老孙头摔跤”的细节描写，活现出老孙头风趣幽默的性格。之后，我引导学生进行仿写，谁在作文中借鉴变通得好，就在班上宣读表扬，增大“赏识效应”。久而久之，学生写的多了，琢磨得透了，人物塑造的有血有肉。学生王萍萍在作文《母亲的心》中就成功的运用了细节描写：
……母亲已经拿着线追过来了，我正要脱衣服，却被母亲一把安住：‘不要脱，会着凉的！’母亲微笑着，她那坚决劲儿，不容我半点摧辞。母亲弓着腰，老化的眼睛靠近褂面瞅着，我看见他的手哆嗦着，笨拙的绕着线，僵硬手指，用力捏着针，一次一次老穿不上针眼，半天，才穿上一针……
读到这里，谁会不为这拳拳的慈母心感动的流泪呢？
三、仿课文的开头、结尾
中学课文堪称“风头”、“豹尾”的开头结尾，俯拾皆是。好的开头，先声夺人，令人爱不惜手；好的结尾，则以高屋建瓴之势，画龙点睛之效，令人“把作品读完之后，把它的第一面翻开来重新再读一边”（列夫?托尔斯泰语）。如魏巍的《我的老师》开篇点题，开头只有一句话；茅盾《白杨礼赞》译文开篇抒情，统领全文；老舍的《济南的冬天》结尾画龙点睛。像这样的“风头豹尾”，我总是先发动学生自己主动的“引入”题为期妙处，再要求他们做读书笔记，熟读成诵，化为己有。有的学生写《恩师难忘》，开头说：“一看见那本红色的笔记本，往事就浮现在眼前，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恩师梁顺海。”有的学生写《我爱秋天》，结尾说：“我爱这充满了成熟和繁荣气息的秋天，我更爱那些造就了这欣欣向荣建设的劳动者。”
四、“那”课文的构思立意
当代作家丛维熙说：“作品的构思可比作工程师的草图设计，只有经过反复推敲之后，才能大兴土木，挖基开槽，一砖一石的盖楼建厦。可见构思立意、布局某篇之重要。诚然，作文构思方法种种，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可以从课纹理广泛的占有、拿来。学完扬朔的《荔枝蜜》后，就让学生以《蚯蚓》、《小草》为题，采用育秧现役的手法进行写作；学完彭荆风的《驿路梨花》之后，就给学生题目，让学生用“误会法”进行写作，效果都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