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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劝学中的成语范文第1篇
孙 权 劝 学
教学目标
1.了解《资治通鉴》的有关常识。
2.积累文言词汇、文中的成语，理解文意。
3.正确朗读全文，读出人物语言的身份、情态，分析人物性格。（重点、难点）
4.领悟学习的意义。
教学过程
一、情感启动
1.导入新课
很多伟大的领袖都强调过学习的重要性，列宁说：“学习学习再学习。”毛泽东主席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都说明了学习的重要性。早在三国时期有位伟人也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那就是吴国国君孙权。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孙权劝学》，体会读书学习的重要性。（板书：《孙权劝学》《资治通鉴》）
2.预习指导
（1）掌握本文有关文学常识。
（2）正确朗读全文，尝试读出人物语言的身份情态。
（3）识记本文涉及的两个成语的现代含义。
（4）根据书下注释尝试翻译全文。
预习检测：
（1）文学常识填空：本文选自《》，是（）
（时期）杰出的（ ）家和（ ）家（ ）主持编纂的一部（）体通史，记载了从（）到（ ）共（ ）年间的史事。书名是当时皇帝宋神宗定的，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即为统治者治国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
（2）解释成语含义：
吴下阿蒙：
刮目相待：
【抢答，按组加分，纠错加分。】
二、解题生疑
根据题目引导学生提出问题：
（1）孙权是谁？
（2）劝谁学习？
（3）为什么劝？
（4）劝学结果如何？
三、读文求解
1.学生齐读文章，寻找答案。
（1）吴国国君
（2）吕蒙
（3）卿今当涂掌事，读书大有所益
（4）吕蒙进步惊人。
【 抢答，按组加分，纠错加分。】
2.再读释义。
（自由朗读文章，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展示（口述）、评价）（自学3分钟，小组合作2分钟）
（1）叙述性语言：译文
（2）孙权：译文
（3）吕蒙：译文
（4）鲁肃：译文
四、三读析人
1.怎样分析人物形象？（刻画人物的方法）
2.分析文中人物语言展示人物什么身份、性格、心理。【评价的同学有感情的朗读该人物语言】（自由朗读文章，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展示板书、评价）（自学3分钟，小组合作2分钟）
（1）孙权：身份（）；性格（）；心理（ ）。
（2）吕蒙：身份（）；性格（）；心理（ ）。
（3）鲁肃：身份（）；性格（）；心理（ ）。
五、求异思辩
如果孙权劝学无效，吕蒙不学习，结局会怎样？（展开你的想象运用简短的话语进行说明）
六、学以致用
谈谈学习本文的收获或启示。（用一句话说明）
七、班长总评
学科班长总评
八、教学反思
课堂实践后发现的问题：
1.学生对于文学常识的审题过于仓促，导致很多同学都没有完整的回答出本题答案，在下次的授课中，应先给学生10秒钟的审题时间，之后再进行抢答。
2.据题生疑中学生又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问题“怎样劝的”，也应该给予确定。
3.朗读由原来的三读：初读理解大意；再读释义；三读析人；增加到四读深入理解，设置在人物分析之后，有感情的分角色朗读课文。
4.人物分析，学生板书的答案书写不是很规范，无条理，所以改用表格的形式，更加明晰。
5.题目《孙权劝学》既交代了人物也交代了本文情节，吕蒙就学和鲁肃鉴学亦是如此。所以在讲解人物形象时同时也交代了文章情节。
6.文章情节有详有略，由此应该引到文章写作手法的讲解。
孙权劝学中的成语范文第2篇
细心想一下，我们教学文言文的目的不外乎两点，一是学习古人智慧，滋养创新精神，汲取语言精华，加强道德修养，塑造完美健康人格；二是培养学生将来阅读文言文的方法与能力。在听了魏书生老师的一堂文言文教学后，受益很大，我曾尝试了一下，觉得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也轻松，效果较好。魏老师那种教学的核心还是将课堂的主阵地交给了学生，而不在于老师讲多少。我把它总结为文言文教学五步骤。
一、初读，扫清阅读障碍
这一环节要注意课前的激趣很重要，一定要让学生把学习文言文过重的心理负担卸掉，轻松上阵，愉快地进入课文。主要任务是通过圈点，记下初读过程中发现的陌生字词。解决的办法不是老师直接出示事先准备好的注音解词答案，而是让学生自己或相互利用工具书去寻求答案。好处是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到遇困难想办法解决的方法。我在上《孙权劝学》一文时，发现孩子们提出了“孰若孤”一句中的“孤”念成“弧”了，“遂拜蒙母”一句中的“遂”读作“逐”了，这都是我备课中未预设到的。这样把课堂还给学生，孩子们不仅加深了对这两个字的认识，还区别了两组形近字。
二、再读，掌握节奏和停顿
再读课文，目的是注意停顿，让学生读得通顺流畅。教师可以先范读一下，然后分小组一边读，一边评价，相互比较，对重点的难以划分的句子勾画下来，交由小组讨论。老师只是引导一下，停顿难的关键在哪里。对于《孙权劝学》一文中：“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肃遂拜蒙母”等语句要充分调动学生反复朗读，从中找到正确的句读。这一步骤的关键，教师要营造学生积极朗读和讨论的氛围。不要吝惜教学时间，这一关过好了，对于下一步骤很有
帮助。
三、互读，理解文章大意
大多数教师包括我在内，平常教学文言文最爱，最喜欢讲翻译，生怕哪一点没讲到，或者没讲详细，于是一堂课滔滔不绝，结果是老师疲倦、学生反感，达不到培养孩子阅读文言文能力和方法。这时教师可以放手让孩子结合注解进行朗读。老师还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问题。我在上《孙权劝学》一文时设计了这样几个问题：孙权是如何劝学的？什么地方体现出孙权的善劝？吕蒙“乃始就学”后有什么进步？文中如何表现这一点的？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去阅读。之后集体交流：你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句子和词语？大家各抒己见。然后集体讨论，有的学生借助工具书帮助解答，我想总比老师直接讲解要好得多，毕竟给了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四、研读，总结升华
在理解了文章大意后，重要的一点是细细地研读，所谓研读，即钻研阅读。由于语文学科所具有的特殊个性，它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只重在明白“说什么”，语文更在乎探究“怎么说”。即不仅仅满足于对课文言语内容的理解，更重视对言语整体的感受，在理解的基础上，调动感觉、知觉、表象、联想、情感等心理功能去触摸和体验语言的形象美和精神美。因此，语文学科的“研读”，并非只是简单地抽取内容的理性信息作逻辑层面上的处理，它同时也研究揣摩语言在表达思想内涵上所体现的情感之真、精神之善和形象之美，充分体现研读过程中学生解码吸收心理流程的多向辐射状态和个性化读解的丰富性。有咀嚼味道地读。仔细揣摩人物的情感。我主要引导学生采用小声读和分角色朗读来体会人物的语气、语调和情感。例如，①“不可不学！”应该是怎样的口气？（用双重否定的形式，语气坚决，表现了孙权对吕蒙要求严格，同时严厉中又可见关心、厚望。）②“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应该怎样表达？（邪”表示反问语气，译为“吗”，隐隐可见孙权对吕蒙不听劝诫的不悦神情和略带责备的意味。）③“卿言多劳，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应该怎样表达？（反问句，语重心长，言辞恳切，鼓励吕蒙求学。）
五、诵读，反思拓展
孙权劝学中的成语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因其丰富的人物个性、诗词歌赋和战争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和军事价值。在其中的人物塑造中，诸葛亮杰出的军事和辩论才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不灭的印象。本文从传统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了在他江东之行劝说孙权联合抗曹，与江东的众谋士舌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为当今的修辞辩论技巧提供一些借鉴和方法。
一、引言
《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文学著作取材于历史，但又不为历史所限制。 它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惊心动魄的战争描写深深打动着中外的读者。在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中，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一片段向读者展示了诸葛亮非凡的才华和气度，他运用其清醒的辩论策略和技巧一一驳斥了以张昭为代表的江东众谋士的降曹思想，为孙刘联合扫清了道路。在传统的西方修辞学中，修辞的概念始于演讲与辩论,被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劝说的技巧”（the artificer of persuasion），本文以传统修辞理论分析了诸葛亮在其辩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修辞策略，意在开拓些以逻辑为基础的巧妙有力而又行之有效的辩论技巧，为现在的演讲与辩论提供些方法和策略。
二、西方传统修辞学理论概述
传统修辞学起源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主要以论辩和演讲的方式用来影响法庭、集会上的听众，或者称赞、颂扬某些人或事。修辞被当作一种劝说的特别技巧。著名的修辞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修辞理论对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理论依据。
柏拉图（plato）在其书中列出有关篇章结构的文章：以引言开头，进入说明，直接或间接的论据、或然性、证明和补充说明、驳斥指控和辩护。他对修辞学的主张在演说者须知晓真理；基本勇于应该界定；词类应恰当安排等等。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则坚持修辞的生成性（genesis）和分析性（analysis），这种特性后来成为现代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他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是“劝说的技巧”，在辩论中，为了说服别人，要采取一定的战术策略，并且这些战术策略要随听众和场合的变化而变化。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西方修辞最著名的一位修辞学家，他的著作《修辞学》（rhetorique, rhetoric）是最古老和最有影响的修辞学专著，为西方古典修辞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世界修辞学提供了经典著作。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提出一系列三分法描述：演讲者，主题，和听众。演说要想打动听众，需要三个因素：一是内容，二是文辞；三是演说技巧。他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说者的人格，和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以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劝说的风格特征包括：清晰（clarity），适体（propriety）,和正确（correctness）.他还将演讲的过程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认为修辞学是一种反诘的方法，是一种工具，人们借助这种工具来面对或然性和可能性（problematicity）的问题。
三、诸葛亮舌战群儒之修辞策略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曹操统兵百万来讨伐江东，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诸葛亮随鲁肃来到江东劝说吴主孙权联合抗曹，吴主孙权并不了解诸葛亮的雄韬武略，对他的才能持有怀疑的态度，因此才想出用江东的谋士试探诸葛亮。而且江东的众谋士对诸葛亮是只听到传闻但未见其人，对他也是半信半疑，有些人认为他更是徒有虚名。相反，诸葛亮却心怀坦然，他十分了解江东吴主和他属下的心理，对他来说，来江东有两个任务：一是要说服孙权不能降曹的利害关系，二是要自下而上使江东所有人的意见保持一致，也就是不能让孙权的谋臣产生任何动摇孙权意志的举动，所以他已经想到了对策，可谓胸有成竹，对全局已有了成熟的判断和掌握。在与吴主孙权和众谋士的辩论中， 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修辞策略：
（一）先徐后速法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入脱兔，敌不及拒”。意思是知己知彼而后动，欲速则不达。在与众谋士的辩论中，诸葛亮没有急于求成，主动向众谋士讲明降与战厉害关系，而是蓄势待发，等待他们来发问，然后一一驳斥他们的偏见和错误思想从而证明自己的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远见卓识。这样，循序渐进地从心理上使众谋士消除对曹操的恐惧，了解抗曹生降曹灭的道理，加深对联合抗曹的认识。
（二）擒贼擒王法
在江东谋士中，张昭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当年孙策临终时，曾对弟弟孙权说过:“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在主战主降的立场上，他主张降曹。因此，使他心服口服地主战就相当于说服了大多数的谋士，对孙权的决定其到关键性的作用。诸葛亮深知这一点，因此与其的辩论也最激烈和最尖锐。他阐述了刘备兵败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诸葛亮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而是因为刘备的贤德贻误了战机才导致现在的窘境，一方面驳斥了张昭对刘备的不公正的指责和对诸葛亮才能的怀疑；另一方面又指出刘备的境况只不过是一时，一旦养精蓄锐，一定会重整旗鼓，前途无量；也从侧面指出张昭的鼠目寸光的局限性和力求自保的降曹思想的错误。
（三）旁敲侧击法
在驳斥薛综和程德枢时，诸葛亮没有从正面指出他们的错误，而是以儒家思想为道德准则，“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和“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后世，名留后世。若小人之儒，惟物雕虫，专工汉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义正词严得指出他们不为国家和社稷着想而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的唯诺性格，使他们理屈词穷，无话可说。诸葛亮以其丰神飘洒，气宇轩昂的气度和豪迈自信、爱恨鲜明、才华出众的人格魅力的赢得了这场舌辨的胜利；并将众谋士的心态调整到正确的状态，用充分的论据唤起了众谋士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和必胜的信心。亚里士多德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讲者的人格力量，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这一修辞理论在此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四）机智激将法
在舌战群儒后，吴主孙权为诸葛亮的口才所折服，但他仍旧对孙刘联合抗曹的可能性和成功性持有怀疑的态度，使他举棋不定,烦躁不安。诸葛亮洞悉他的心理，借助《孙子兵法·始计篇》中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的激将法，故意夸大曹操的势力，让孙权对曹操俯首称臣的方法来激怒他，从而推动事态向抗曹的方向发展，使吴主孙权明白唯有下定决心与刘备联合抗曹才能挽救江东。诸葛亮为孙权分析了抗曹的必要性以及曹操失败的必然性，坚定了孙权抗曹的信心。
诸葛亮的江东之行无疑是成功的，这都归结于诸葛亮非凡的才华，他纵观寰宇的全局意识使他能够站在更高处去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结论
诸葛亮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和辩论技巧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多为读者提供了广博的学习资料，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为现代社会待人接物，辩论演讲提供了诸多的技巧和方法。只有巧妙的运用这些技巧，才能打动听众，使人信服，达到演讲及劝说的目的。
参考书目：
[1]从莱庭 西方修辞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孙权劝学中的成语范文第4篇
一、文言文拓展阅读的教学方式
1．改变写作背景的出示时机
语文教学中最重视知人论世，文言文更甚。文言文的背景离我们很久远，所以在教学之前必须让学生知晓一点当时的背景就很有必要。事实上教师在教学文言文时，一般会直接告知学生这篇文言文的相关文学常识，往往也不管学生这个时候是否需要，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作机械的告知了事。其实关于文章背景的出示应该是在学生理解有障碍的时候，在突破教学难点的地方，这个时候如把写作背景讲出，学生就能够比较轻松地跨过理解的障碍，获得深刻的启迪。比如在《桃花源记》中，学生学完了课文，却不明白作者为什么会写此文，如这个时候带领学生了解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学生会很快理解陶渊明虚构这个“世外桃源”故事的缘由了。
2．适时插入相关的诗文故事
有的时候，只是出示写作背景还不能让学生完全理解。如果巧妙地引入所学文言文相关的故事或者诗句，学生理解就更加深刻。比如，在理解《陋室铭》一文中，“可以调素琴”是怎样表现出作者的“德馨”呢?在以前，这类的问题是不太被重视的，背诵翻译后就不再详细的理解分析了。其实，可以通过陶渊明写的诗句“但识琴中趣，何劳琴上音”中，学生对以琴传德的理解就可以更加全面，理解也更加到位。常常进行这样适当的拓展阅读，学生必将能更好地理解教材，思维更加活跃，也更添学习的情趣了。
3．举办形式多样的兴趣活动
有专家研究过，在一节课上，学生能够保持注意力的时间一般为15分钟。那么如何在这个15分钟之外也让学生持续一定的兴趣，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形式多样的拓展了。比如，古诗文名句接力，文言故事表演，播放视频资料，或者改写课文等，在引导学生参与的同时，自觉地放飞学生想象的翅膀，课堂才会呈现真正的活力。现在的教学不再是以前教师的一言堂，不再是教师填鸭式的讲授，学生不再是被动接收的容器。学生是课堂的主体，课堂教学要求教师务必贯彻“以学定教”的原则，遇到重难点时，学生的活动如何、学生的收效怎样，是衡量新教育观照下的课堂极为重要的标准。让学生在活动中求知，在活动中探究，在活动中提升，从而更加轻松快乐地追求“三维”目标的达成。4．推崇学以致用的学习方法语文学习中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读写用结合。文言文在实际教学中，设置有效的活动化形式，拓展到生活，焕发课堂的生命力。比如，结合《陋室铭》教学，可开展“发帖悟法”活动，引导学生运用所学到的“铭”，参照其形式写写自己的生活。学生有话写了，也就理解了“铭”的写作形式。再如读陆游的《卜算子 咏梅》后，可让学生也来填词一首。阅读和写作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与所学的文言文进行相关写作，既可以透彻理解全文的旨意，又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其良好的审美情趣。
二、文言文拓展阅读教学的案例分析
1．对题目主旨拓展阅读教学
根据题目中提到的“劝学”，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拓展名人的学习故事或者劝学故事。比如在《赵普》一文中，题目和中心旨意都与《孙权劝学》有相似的地方，学生在读完《赵普》后，对赵普听从赵太祖“常劝以读书”及赵普“晚年手不释卷”的细节描写后对古人求学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还可以根据题目中的“孙权”，联系到三国的文言故事，拓展教学的思路。
2．对人物命运拓展阅读教学
孙权劝学，采用了“苦口婆心”的劝说方式，有没有其他的劝说方式呢?比如直截了当的、干净利索的“吕蒙教学”，我们对此进行探究，有没有劝说失败的，且没有达成效果的。这样的拓展和文章人物命运相似或者相反的阅读材料，让学生明白一件事情结果会是多样的，思维进而拓宽。
3．对作者拓展阅读教学
孙权劝学中的成语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伦理意识;封建教化;劝谏;局限性
中国是一个厚人伦、重礼教的国度。强烈的伦理意识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层面。建立一个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一直是历代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政治家的理想。当蒙古大军横扫中原、元统一中国的时候,蒙古统治者以其游牧民族的特性使其统治带有野蛮性和血腥味。频仍的战争和异族血液的注入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痛苦,更从深层次上导致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的废弛,以儒家为正统的封建伦理纲常遭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这使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元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元曲作家作为背负着沉重封建文化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身上体现了维护封建礼教的高度自觉性和责任感。所以元曲从一开始就表现了高度的伦理关怀。与西方戏剧不同,我国古代剧作家不仅更多的把目光投向平凡琐碎的家庭生活,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现实人生,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并且剧作家对此类生活的处理更多带有伦理化色彩,通过或褒或贬的笔调,表达他们的伦理精神,以实现戏曲的惩恶扬善的封建教化功能。
元杂剧《杀狗劝夫》题目正名为《孙虫儿挺身认罪,杨氏女杀狗劝夫》,臧懋循的《元曲选》中不载作者,清代焦里堂在《易余曲录》中以《录鬼簿》中萧德祥名下有《王然断杀狗劝夫》一目,便断定为萧德祥作,王国维也从其说。王季思在他的《玉轮轩曲论》中从作者生平和语言风格及地名方面考证对此说提出质疑,断定为北曲初期无名氏之作。①
《杀狗劝夫》是一部较为典型的家庭伦理剧。杀狗劝夫的故事早有流传,后来才被搬上戏曲舞台。《杀狗劝夫》在群星璀璨的元杂剧中并不是一部十分优秀的作品,但是它揭示到封建人伦的许多方面,成为我们研究封建时代伦理精神很好的标本。所以当我们被其传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吸引之余,不得不探求它所蕴藏的伦理精神。《杀狗劝夫》出场人物不多,但它触击到了几种不同的人伦关系,主要有兄弟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
(一)兄弟关系。在封建人伦中,兄弟关系是仅次于父子关系的血缘关系。在对父子、兄弟关系定性描述中,传统道德更重视“上”对“下”的约束,强调晚辈绝对服从长辈:子对父孝,弟对兄悌。《杀狗劝夫》中,孙家的父母去世,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孙大理所当然的成了孙家的家长,而家长在封建家庭中有绝对的权威,他们具有对财产的拥有权和对家人的生杀予夺权。孙二一出生就注定了他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孙二身上较好的体现了封建道德所称道的“悌”。长兄当父,他是十分敬重哥哥的,该剧用三场戏的浓墨重彩的来表现这点:一是自己身无分文去给哥哥拜寿,二是冒着被毒打的危险在雪夜背哥哥回家,三是敢于为哥哥掩盖罪行,承担罪责。孙二在道德上是一个完人,作者怀着赞美、欣赏的态度来刻画这个人物形象。按理说,“兄严弟悌”便已经形成一个平衡的关系,因为中国传统道德讲究“和为贵”,并且在家庭内部强调基于“晚辈尊重长辈”基础上的和睦相处。但是,孙大听信谗言,百般歧视压迫孙二,独占家私,把孙二赶出家门,让他走投无路,并且诬赖他偷东西。正是孙大打破了这种平衡,所以他处于被谴责的地位。但是作者认为孙大并没有给兄弟伦理关系造成致命的伤害,他的行为只是一个可以容许的偏差,所以作者留下了让他回归封建道德正轨的可能性。作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把孙大置于被批判地位,否则整部戏的主旨就要彻底改观。
中国封建伦理道德具有一套烦琐复杂的规范,虽然它不是靠国家机器来强制执行,但是它深入人心,体现在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特别反映在生老病死这些人生大事上,所以才有孙二给孙大拜寿、给父母上坟、背孙大回家等情节,因为这些事情最能体现中国伦理精神。传统伦理道德具有内省性,强调主体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并不强调彼此互动性的约束。所以孙二不管自己处于怎样的弱势地位,不管兄长怎样践踏自己,他还是单方面地认认真真地身体力行着封建道德,孙二的所作所为被当时社会群体所称道的,决不会有人说他是“愚忠愚孝”。相反,假若孙二对嫡亲兄长见死不救,兄长过生日不闻不问,那才会被认为大逆不道!孙二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他与孙大是同胞兄弟而没有其它选择的余地,在日常生活中他所能固守的也只是如此,所以他一再强调与孙大是“同胞共乳亲”,以强调自己的所处地位和表示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如果说孙二其他的行为在今天看来都具有合理性,那么“替兄背狗”则值得仔细分析,这个情节最能体现封建伦理道德的“精华”与“糟粕”并存。作为晚辈,为兄长排忧解难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居然为孙大包庇罪行,承担罪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孙二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他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义无返顾地替孙大承担了一切罪行。假如孙大真得杀了人,触犯了国家刑律,这在刑律严酷的元代,孙大很可能被杀头的。所以孙二用付出生命代价的危险来实践封建道德中的“悌”。用今天的眼光看,孙二的行为也触犯了法律,犯了包庇罪,是从犯。但是作者在处理这一情节时,丝毫没有认为孙二的行为是犯罪行径,相反还为孙二的行为津津乐道,最后还让封建法律执行者――清官王然给孙二加官进爵。我国古代社会的“泛道德化”观念使“礼”、“法”不分,“礼”大于“法”,所以只要孙二的行为是符合封建道德,人们不会去计较它是否违法。在对待兄弟关系上,作者并不是一味的宣传“愚忠愚孝”,而是从兄弟双方的立场对兄弟二人都提出了要求,虽然没有用民主平等的思想来规范兄弟双方的行为,但是作者能够在不触犯封建道德的前提下凸现兄长应该怎样对待弟弟、怎样维持兄弟关系平衡的问题,多少有些合理性。
(二)夫妻关系。古代社会男女是不平等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古代中国根深蒂固。在封建伦理道德中,有很明确的对女性角色的定位和对其言行的规范,如“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还有特别针对女性的“三从四德”,这些套在女性头上的重重枷锁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很低下,在政治、经济上处于无权的地位。中国古代社会男性占主体地位,女性的生活往往局限于家庭这块小天地。在家庭内部,妻子只是丈夫的附庸,是繁衍后代的工具,她的职责是维护整个家族的利益,相夫教子。
元杂剧虽然也刻画了一批果敢乐观、活泼聪慧的青年女性形象,如崔莺莺、赵盼儿,李千金等,但是她们种种大胆甚至有违封建道德的行为都是在她们没有出嫁之前,当她们为人妻子、做人媳妇后,就要恪守封建伦理道德。对于古代女性而言,夫家才是她真正的家。元曲可以容许她们在婚前追求自己的爱情,甚至怀着欣赏的态度,但绝对不容忍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破坏“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对于本剧而言,杨氏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超出当时女性的行为规范。作为妻子她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孙大,所以从一开始,她并不能阻止孙大与柳隆卿、胡子传厮混,不能制止孙大听信谗言把嫡亲弟弟赶出家门。在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她由于处于次要地位而束手无策,因此她只能选择“杀狗劝夫”这个迂回曲折的方式,而不能越出自己地位与丈夫据理力争,她只不过是在履行“相夫教子”的职责。在剧中,孙大的行为威胁到整个家族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杨氏还看出两个“乔人”的真正目的在于“破坏了俺家私”,而这与她的切身利益相关;另外,孙大把自家兄弟赶出家门、独掌家私是遭时人谴责的,这有关孙大的社会名声;此外,孙二从家族脱离出来,意味着家庭不和,是被时人诟病的,这又关系到杨氏自己的名声。所以从整个家族的利益出发,从丈夫的角度出发,从自己名声出发,她必须要成为家庭的粘合剂。她的行为具有很好的效果,一方面不至于因为与丈夫分庭抗礼有损自己贤惠的形象,另一方面又巧妙的让丈夫改邪归正使得家族的整体利益得以维持。不可否认,她对孙二怀有一定的同情,否则便不会有对孙二的种种关心,但是这种同情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假若她与孙大夫唱妇和,对孙二刻薄,那么也会有损贤惠的名声。与孙二一样,她也是在单方面的实践着封建道德规范。但她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声和家族利益,以至于在南戏《杀狗记》中,连丫鬟迎春都看出了杨氏的破绽,质问她为何不偷偷地周济孙二。杨氏也是作者塑造的又一个封建道德的完人,是作者树立的又一个道德榜样。
(三)朋友关系。友亲关系是有别于血亲关系的人伦中的又一大关系。朋友之间要讲究“诚信”,讲“义气”,所谓“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说的就是朋友关系的超功利性。一方面要求人们对待朋友要诚实守信,讲义气,一方面要求人们择友而交,反对结交狐朋狗友,酒肉朋友。孙大与柳隆卿、胡子传的关系就属于后一类型。柳隆卿、胡子传是泼皮破落户,寡廉鲜耻,与孙大打得火热图的就是孙大的万贯家私。孙大被蒙蔽在两乔人用谄媚、曲意奉承、信誓旦旦所编织的伪装里,直到后来关键时刻两人才撕下伪装,露出丑恶的嘴脸。孙大和柳隆卿、胡子传都违反了封建道德,当然要受到谴责。但作者的目的自然不仅仅在谴责。在戏中,柳胡二人的本质一步步暴露出来,是他们自己撕下伪装,最后让孙大认清两人的庐山真面目,与他们断交,痛改前非。这样处理就是要世人擦亮眼睛,认清这一类人的本质,达到劝世教化的目的。有意思的是,孙二与杨氏反对孙大与柳胡交往的最关键的理由并不是柳胡二人的恶劣品行,而是因为柳胡是“外人”。中国独特的亲族结构凝聚成社会关系的基本内核,形成我国社会关系民族特点――宗法性: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的远近别亲疏,注重血缘身份,强调伦常秩序。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一种稳固的系统,具有封闭性和排外性,外人的“入侵”被视为整个家族的威胁。虽然柳胡二人与孙大结拜兄弟组成准血缘关系(本质上是友亲关系),但是在强大的血缘关系面前是非常脆弱的。柳胡是外人,正是他的入侵导致孙家家族的破裂,理所当然的要被清除出去。元曲中不乏对生死之交,至死不渝的友情的描写,如《范张鸡黍》、《东堂老》,但是对于外来者对家族的入侵却进行严厉的鞭挞,例如《老生儿》中女婿张郎想独吞刘家财产,后被清理出去,从而维护了宗法制度的纯洁性。这与元代的特殊情况有关。元代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前所未有的,在汉族知识分子心灵上投下沉重的阴影,对于外来入侵有一种挥散不去的痛恨。中国社会关系宗法性的特点使整个社会形成“家――国”一体的格局,当剧作家把笔触向家庭生活时,捍卫宗法制度的思想不由自主的流露出来。
本剧的中心是杀狗劝夫,而这一行为的行使者便是杨氏,可以猜想,这一题材在最初的主题应该和南戏差不多,重在“劝夫”的封建教化上面,这可以从南戏《杀狗记》在人物形象塑造、矛盾原因解释、关目安排上看得出来。但是这一题材到元初杂剧作家笔端就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色。
讽谏是中国戏曲由来已久的光荣传统。元代特殊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气候更使元曲秉承了“讽谏”的传统。元代中期虞集指出“所谓杂剧者”,“包含讽谏,无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为美刺之一端也”②,把“杂剧”与“讽谏”、“美刺”相提并论。元曲作家以犀利敏锐的眼光看待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元曲嬉笑怒骂的批判性和讽刺性的内容。这在元初杂剧作家那里表现得最为强烈。作家往往有一种与现实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他们用慷慨激烈的笔调来反映黑暗的社会生活。《杀狗记》作为元初作品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它大致反映了两个突出的社会现象:
(一)小人当道,恶人横行。柳隆卿、胡子传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仁义道德,他们不能自食其力,过着寡廉鲜耻、狗苟蝇营的生活。为了谋求物质利益,他们往往打着仁义道德的招牌。他们对朋友信誓旦旦,实则另有所图,关键时刻则退缩不前,甚至不惜拆散他人家庭。柳胡二人与孙大结交正是看中了他的万贯家私可以满足他们卑污的生活,而他们又善于投其所好,极尽表演伪装之能事。孙二被赶出家门固然有孙大残忍的一面,但是很大程度上与柳胡二人的挑拨离间有关。传统道德中,朋友之间要讲义气,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被传为佳话,而柳胡二人居然也装模作样的结义,他们后来的种种行为反过来给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奉行的是损人利己、明哲保身、趋吉避凶的人生哲学。他们不但对孙大的困境见死不救,相反还落井下石,恶人先告状,想从中捞一笔。在南戏里面,这二人是解元;在元曲里,他们在公堂上强调自己是饱学秀才,可见他们也是读书人,但是他们把仁义道德抛到九霄云外,走的是实用主义路子,正如孙二在公堂上说,他们是“似这般钻懒帮闲,便是他封妻荫子,他讲不得《毛诗》,念不得《孟子》,无非是温习下坑人状本儿,动不动掐人的嗓子,哎,这好歹斗的书生,好放刁的贼子!”一个读书人的灵魂被社会腐蚀到如此堕落低贱的地步, 可以想见社会风气是如何的肮脏。柳胡二人的形象具有典型性。如果说莫里哀的像《悭吝人》、《伪君子》等讽刺喜剧触击到人类本性阴暗面,那么柳胡二人也触击到人类本性中诸如贪婪、狡诈、虚伪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张驴儿(《窦娥冤》)、刘衙内(《陈州粜米》)、鲁斋郎(《鲁斋郎》)、答丢夫(《吝啬鬼》)、伊阿古(《奥赛罗》)等一批人的影子。自宋以来,以理学为主体的儒家文化在元代受到冲击,理学对社会的束缚相对松弛,思想上的散漫无序才出现象柳隆卿、胡子传这样的社会怪胎。作者带着愤世嫉俗的心情把他们搬上舞台,让他们像小丑一样跳跃于舞台,又满怀信心的把他们扫出历史舞台――两人最后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二)骨肉相轻,贫富分化。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关系是一个稳固的统一体,在正常情况下,这条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容许断裂。虽然家长在家庭中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如果为了个人私利而置其它家庭成员的生活于不顾,甚至剥夺其生存的权利,这是封建礼教所不容许的,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孙家父母双亡,孙大“长兄当夫”,有抚养孙二、使其成家立业的责任,但是孙大却抛弃了这个责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因,那么能让孙大能无视兄弟情感的深层原因在于他有独吞财产的野心,而柳胡二人的挑拨仅仅只是一个外因而已。物质利益的驱使他敢于抛弃骨肉兄弟,陷自己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宋元以来,商业经济的迅速繁荣,金钱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私欲膨胀,“贵易交,富易妻”成为文学中常见的现象。孙大正是一个被金钱腐蚀、利欲熏心的人,它是一个社会阶层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经济原因。那么这部戏曲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最好注脚。孙大与孙二对立、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家产这一经济原因。我们能从作品中强烈的感受到这种对立。作品不仅体现了孙大霸占了财产后,过上了游手好闲的富贵生活,而且还深刻刻画了金钱对他灵魂的腐蚀,他骄横暴戾,愚昧无知,不分好歹,对待骨肉兄弟惨无人道。元曲中常常有这样一句台词:“自家骨肉且如此,何况区区陌路人。”因此,孙大的形象具有更深广的社会意义。如果说,“杀狗劝夫”故事的早期形态中孙二还是一个读书人形象,那么在此剧中作者有意淡化他的读书人形象,只在交待他进城是靠给人“题笔”谋生才让人隐隐约约知道他是一个读书人。作者把孙大与孙二的对立处理成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对立,这样便突破了下层知识分子仅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自怨自艾的狭隘社会视角,站在普遍的社会立场上审视贫富分化的这一社会不平现象。《杀狗劝夫》情节模式很明显带有《吕蒙正风雪山神庙》等一类题材的影子,但后者却是描写封建贵族在发迹之前遭受的苦难,最后他们都成了社会特权阶级。孙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下层老百姓,作者能够站在下层老百姓立场为他们唱出一曲悲歌可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戏曲综合了叙述和对话两种因素的话语模式使得作者可以借剧中主人公之口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感受和看法,例如,孙二背狗那场戏,作者借题发挥让孙二说了一段慷慨激昂的独白:“这等人是狗相识,这等人有甚么狗弟兄。这等人狗年间发迹来峥嵘。这等人的是狗气狗声,这等人使的是狗心狗行。有甚么狗肚肠般能报主,有甚么狗衣饭泼前程?是一个啜狗尾的乔男女,是一个拖狗皮的贼丑生。”这可以看作是当时孙大这一社会阶层的生动写照,作者的愤懑与爱憎几乎让他拍案而起了。作品中我们还能够感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气息,比如孙二在风雪中站在下层人民立场上对大雪发表一通议论之后,然后大叹“我想古来贫儒,也多有受苦的”,然后历数朱买臣、韩愈、苏秦等人,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还是不忘为知识分子唱一曲悲歌。
本剧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小人当道、恶人横行,骨肉相残、贫富分化的,交织着冷酷与黑暗的社会风情画卷。作者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平,义愤填膺甚至于要拍案而起。作品保持了初期北曲激昂慷慨的风格特征,但是缺少像《窦娥冤》的斗争精神,它试图借助于伦理调和来解决矛盾。从总体上上看,作者的最主要目的在劝惩人心,恢复封建伦理纲常秩序。作品以孙大与孙二的矛盾为起点,以杨氏“杀狗劝夫”使孙大回心转意、兄弟团圆为终点。作者能把人世间的不平等呈现于世人面前,并且能清醒的认识到物质财富的不平等对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深层作用。从剧中笔者能够看到,作者把矛盾的根源归结为孙大在伦理道德中偶尔的偏离而导致伦理秩序的失衡。作者虽然没有寄希望于孙大的自我反省、自发向善,但是把解决问题的关键寄希望于杨氏这样的贤妻良母“劝谏”来使人心的向善,封建伦理纲常秩序的恢复,也就是说作者想通过“劝谏”来达到挽救人心的目的,表现了作者的历史局限性。靠贤妻“杀狗劝夫”来劝谏这一离奇的方法本身就值得怀疑和批判。作者没有看到,像孙大之流之所以这样,既是封建伦理纲常本身带来的结果(比如嫡长子继承制),也是人类至今无法克服的人性弱点造成的。在剧中结尾处,孙大回心转意,孙二回归家庭,做了家庭财产的忠实守护者,每个人都走到正常的伦理轨道上来。孙二最后向孙大妥协了,他为自己争取到应得的一份财产,成为富贵阶层的一员。这个结局与元曲中落魄才子最后高中状元、全家荣华富贵的大团圆结局何其相似。如果说孙家是一个特例的话,那么世界上还有许多相似的悲剧如何解决?难道都寄希望于贤人相劝?作者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表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勇气,但是把希望寄托于社会上层的良心发现则表现了他的历史局限性和幼稚。
【参考文献】
[1]《玉轮轩曲论》 王季思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 , 第 273―274页。
[2]转引自《元代戏剧学研究》,陆林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249-2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