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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证券市场国际化外部风险防范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对于中国而言,开放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新兴市场,并且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国际资本的流动及国外金融机构的进入在未来将对我国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把国际化的外部市场风险一起带进来了,资本市场开放相伴随的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国外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相伴的是金融风险的逐步凝聚。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和拉美经济危机以及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日渐国际化的趋势下,外部的风险会通过全球经济和H股市场的走势传导至我国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面临着潜在的外部风险,这也是整个新兴市场面临的重大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正确认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并且有针对性地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的外部风险
(一)波动性风险
1.证券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较低的新兴证券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主体时,国内证券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14个新兴国家资本市场实行开放后,其中7个国家波动性风险显著增加。
截止2007年12月,我国股票市场流通市值约为90652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一家大型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资产即可达到上千亿美元,因此国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对我国证券市场波动性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我国QFII制度的不断完善,海外投资者无论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将出现明显的扩张,因此如何扩大我国资本市场容量,增加市场流动性,以防范证券市场开放进程中的市场波动性风险值得市场参与各方的高度重视。
2.本国证券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大量有关新兴证券市场的研究表明,在证券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国市场和国外市场在资金流动、组合管理等方面的联系加强使得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相关性增加,并且随着证券市场开放进程的深化,这种相关性将愈加显著。因此,国外资本市场出现的波动,可能通过外国投资者在本国市场上投资行为的改变,以及国内投资者心理预期和投资行为的变化等渠道,将这种波动传导到国内市场,这就是所谓的联动效应或溢出效应。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明显上升。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即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7年到2000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第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一定的同步性。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随着QFII的引入,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与境外成熟市场如美国市场的相关性明显增加,溢出效应的传导主要通过QFII的投资行为以及以基金为代表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心理预期及投资行为的改变。随着QFII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放宽了QFII的投资期限,这将使QFII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扮演一个更加积极、更加活跃的角色,而这必将导致显著强化溢出效应。如何防范溢出效应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增强市场对外部冲击的免疫力值得监管当局高度重视。
(二)系统性风险
1.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在资本市场开放后,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此后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除了当事国经济结构失衡等基本因素外,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大规模资本流动是引发东南亚和拉美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对于规模尚小、流动性不充分以及避险工具相对缺乏的新兴证券市场,短期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对该国的金融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多项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受到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等条件的限制,外国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并非完全理性。这意味着一个上涨趋势可能吸引巨额资金的持续流入,使得资产价格逐渐脱离基本面,最终产生价格泡沫;而一个下跌趋势可能导致巨额资金的持续流出,最终由于羊群效应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引发或加剧金融危机。
尽管目前我国资本账户仍然受到较严格的限制,但随着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加速,尤其是QFII制度的不断完善和QDII的相继推出,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包括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将显著增强。在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以及市场容量相对较小等固有缺陷的条件下,如何引导国际资本的有序流动将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构成严峻挑战。
2.传染效应。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下,外国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导致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在多国间互相传染的主要原因。这种传染效应的触发因素之一是开放经济体之间的金融联系,主要包括多国间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相互联系,而这种联系产生的根源在于国际投资者的全球化资产组合动态管理。这种机制将使得第三国的资本市场受到强大的卖压并引发市场动荡,从而使得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从发源国传染至其他国家。传染效应的另一个触发因素是国际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新兴证券市场普遍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等缺陷,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和强化羊群行为,如果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国际投资者撤离的羊群效应将导致恐慌迅速蔓延,最终使得类似或相关国家也遭遇大规模的资本撤离,从而将金融危机迅速传染给其他国家中国-伴随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证券市场正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者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市场,这一点可从QFII在我国股市投资额度的逐年增长得到验证,我国证券市场与其他新兴证券市场之间的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因而,弱化传染效应,防范来自其他新兴市场的负面冲击,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显得非常必要。
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中外部风险的防范策略
(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增加市场透明度
通过分析周边新兴市场及我国内地引入QFII的历史可以看出,QFII是注重基本面分析的价值投资者。他们的正反馈交易以及羊群行为等非理性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兴市场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所致。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严格监管误导或欺诈性的信息披露行为,有效地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海外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
(二)渐进有序地开放资本账户
东南亚及拉美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条件不成熟或不具备时仓促地开放资本账户,可能引发巨大金融风险。我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规模较小、发展不规范、监管制度不完善等缺陷,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资本账户的开放应采取渐进有序的开放步骤:现阶段对国外资本应保持宽进严出,防止针对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或套利资本短时间内大量撤出,等到市场规模扩大、监管水平提高等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减少限制直至完全放开。
(三)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冲风险
虽然在东南亚危机期间我国香港股市受到期货市场投机活动很大的冲击,然而金融衍生品交易本身并不必然产生风险。相反,严格监管下规范的金融衍生品如期货、期权等能够为海外投资者提供必不可少的风险对冲工具。他们在市场动荡时可以不用通过直接在当地或其他市场抛售股票来减小风险,而是通过金融衍生品交易来对冲风险,从而在市场下跌时减小市场卖压,起到一个减震器的作用。对于我国证券市场而言,可适时推出股指期货,改变只能单边做多的市场现状,为海外及国内机构投资者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并且在未来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推出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
(四)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国际合作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应实行审慎的开放政策,防止国际游资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冲击。回顾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泰国货币危机的最重要原因是证券市场的过度开放,泰国政府过早地放松管制,外资大量流入,货币当局却来不及建立相应的金融法规和监管机制,对外资的结构和流向也未加控制,使得大量以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资本流入。金融市场一出现波动,这些投机资本就迅速撤离,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因此,证券市场国际化离不开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经验和监管手段等还比较落后,在推行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强对国内证券市场的监管,同时加强与其他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解决信息交流的障碍,防止证券市场风险在国家间的扩散。
综上所述,从全球角度看,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不可逆转的阶段。但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个过程利弊兼具:利用得当,国际化的证券市场可以为其提供低成本便利的资金来源,加速其经济发展;相反,如果该过程失控,则可能对其金融体系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成败关键在于国际化进程节奏的掌握、市场监管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稳定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崔秀娟.论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J].经济研究,2007(1)
2.曹风岐.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应分四阶段[N].经济观察报,2003
市场化进程论文范文第2篇
北京人的调侃，北京官员的睿智，往往两者的结合经常创造出一些颇具智慧的词语，比如，称失业为“待就业”，称经济下滑为“负增长”。最近，一些国学大师成为媒体新宠，我们天天竖着耳朵听他们谆谆教诲那些博大精深的孔孟中庸之道与和几辈子都弄不明白的易经，却把邓小平“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的政治遗嘱忘到九霄云外。任由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停顿和倒退”，市场配置资源被某些政府主管部门和少数央企取而代之，我们是否可称其为“逆向改革”或“对冲市场化进程”。 最近，一些主管部门官员、行业专家和媒体对风电、太阳能的产能过剩问题穷追不舍，大谈特谈其危害及种种罪责，似乎可再生能源的产能过剩已经威胁到经济“企稳回升”的大好形势。与此同时，他们却对那些央企、大国企燃煤火电厂的疯狂建设避讳再三。一边大家合唱“节能减排”的高歌，一边对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燃煤火电项目想方设法继续大开绿灯泛滥视而不见，凸显了一种逻辑上的莫名其妙。 2008年中国全国发电总量34510亿千瓦时，其中燃煤火电发了28030亿千瓦时，而风电只发了130.8亿千瓦时，仅占总发电量的0.38%不到。2008年风电装机容量838.77 万千瓦，在建499万千瓦，目前的装机容量不过1000万千瓦，而少的可怜的太阳能发电量和装机容量，根本就上不了电力统计年鉴。而2008年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近8亿千瓦，其中燃煤火电就占6亿多。全国在建的发电容量9202万千瓦，其中火电6555万千瓦。大家为什么对火电过剩视而不见，对刚刚有一点点热乎劲的可再生能源却合力大泼冷水降温。 也许，中国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真是有点过剩，从市场的角度，卖不出去就是过剩。你建了风电场，电网公司说我没有办法让你接入，风电说来就来，说没就没，我的电网无法承受这么多的风电；你建个屋顶太阳能电站，电网公司说我没有办法让你并网，我的电网只能受电，不能反送，万一我停电检修你那里出了太阳不就把我的工人电死了。 这些年来，央企是越办越大，行业的集中度也是越来越高，对行业和市场的控制能力自然也越来越强悍，很多大事没有央企的态度政府基本难以定夺。大家都在问，不是有个《可再生能源法》吗，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么一点点可再生能源的并网问题？电网公司说要并网也能解决，但要建设一个“全国同步交流特高压电网”，解决西北5个“风电三峡”和1个“太阳能三峡”的接入和输电；还要在全国进行“统一坚强智能电网”的改造，解决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安全使用问题，这需要几年的科技攻关和建设周期，需要几万亿的投资，需要政府解决电价问题…… 说来说去问题就在电价上，风电上网电价国家最新规定是0.51～0.61元/千瓦时，可是风电资源最多，风电项目上的最多、最快的内蒙、甘肃的脱硫燃煤火电的上网电价分别是0.2749元、0.2615元/千瓦时，即便是要建设沿海风电项目的江苏，脱硫火电电价也不过0.3535元/千瓦时，火电厂已经建了却闲着不用，银行的钱都还不上了，却要买贵了一倍的风电，多出来的差价怎么解决？ 2008年由于煤价上涨，五大发电集团出现较大亏损。考虑到缓解火电企业的亏损，又不要加大CPI压力，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国家发改委2008年8月20日将火电价格上调0.02元/千瓦时，而销售电价暂不调整，等于让电网公司背了这2分钱。国网华北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宗林曾对媒体表示，据测算，国网公司每年将因此增加公司购电费用420亿元，销售电价应联动提高1.91分/千瓦时；到2008年底已垫支购电费151亿元，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上调电价。 一说上调电价地方政府、专家、媒体都不干了，大家都盯着发电企业和电网公司的员工开着多么好的车，住着多么大的房子，享受多么优抚的福利待遇；盯着他们好大喜功，盲目扩张，不求利润。谁也不愿意“为了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更富而买单。现在发电企业95%是国有的，五大发电公司占44.9%，其他央企占10.5%；电网更是两大央企控制，全国3172个市县中，国网公司占了2201个，南网公司占了401个，控制全国82%的市县供电，上
市场化进程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市场一体化；经济发展差距；长三角区域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市场一体化是与市场分割是一对相对应的概念，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两者相互联系。市场一体化有利于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并进一步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形成规模经济，对一国的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反，市场分割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市场分割主要是指一国范围内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利益，通过行政管制手段，限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或限制本地资源流向外地的行为（银温泉等，2001）。众多文献从市场分割的弊端、成因和影响因素等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
市场分割的弊端主要是引起市场运行机制扭曲、造成市场信号失真，使社会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郑毓盛等，2003），也不利于各地小市场形成一体化的大市场，也就是形成规模经济（盛斌等，2011）。然而市场分割也会有其积极一面，市场分割通过促进各地之间的竞争，进而促进效率的提高，如陆铭等（2004）实证了适度分割有利于经济增长，并且对于开放程度更高的地区，市场分割越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李善同等（2004）也认为地方政府的保护一定程度上收到一些实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经济发展。可见，认为市场分割有好处主要是从局部和地方来考虑，而没有从整体福利来看，如果从整体福利加总来看，并不能得出市场分割有利于总体经济增长的结论（盛斌，2011）。
为了消除市场分割的消极影响，首先要搞清楚市场分割形成的机理。已有文献主要从三方面分析市场分割形成的机理，即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和分工激励（皮建才，2008）。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制度实施以来，各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财政和经济利益，对本地的资源和市场进行保护，以便当地企业进入某一行业，从而增加当地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这种政府行为被归结为财政和经济激励导致的市场分割形成的原因之一（银温泉等，2001；林毅夫等，2004）。然而，财政和经济激励不能完全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合作、形成连接的市场时，并没有出现地方政府之间坐到一起研究彼此间的协调发展（周黎安，2004）。于是，学者们开始从地方政府之间的晋升激励的角度进行分析，周黎安（2004）认为，由于现行的官员晋升制度是根源于"基于相对绩效的考核制度"，即通过竞争选拔优胜者并以相对次序决定最终胜负，他使用了简单的博弈模型证明了，在这种政治锦标赛下的情况下，地方官员没有激励进行经济合作。还有学者从分工激励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都开放本地市场，同时参与分工，那么落后地区由于处于劣势通常只能分到少量的生产份额或者是低端的生产类型；为此，地方政府就会采取策略性分工，在初期为了保护本地市场不受侵害，而不与发达地区进行分工，以便后期抢占一个更好的议价位置（陆铭，2004）。
总的来说，以上分析市场分割形成的三方面原因，可以归结为都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关系，出于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产生了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和经济激励、晋升激励和分工激励。对于落后地区来说，落后地区往往在基础设施方面、经济实力方面、产业发展效率和竞争力等方面都弱于发达地区，在与发达地区竞争时处于劣势，因此落后地区就倾向于保护本地市场。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如果在市场一体化化程度高、经济资源充分流动的情况下，经济会自发产生集聚效益，经济发达地区会吸引落后地区的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形成核心―结构，而落后地区变得更加落后。为此，落后地区有激励保护当地市场、不愿意促进市场一体化。对于落后地区来说，落后地区往往在基础设施方面、经济实力方面、产业发展效率和竞争力等方面都弱于发达地区，在与发达地区竞争时处于劣势，因此落后地区就倾向于保护本地市场。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如果在市场一体化化程度高、经济资源充分流动的情况下，经济会自发产生集聚效益，经济发达地区会吸引落后地区的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形成核心―结构，而落后地区变得更加落后。为此，落后地区有激励保护当地市场、不愿意促进市场一体化。对于发达地区来说，通过整合落后地区市场可以扩大市场规模，但是，由于整合落后地区市场存在整合成本，导致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市场整合度随着落后地区的经济收益高而上升，随着发达地区经济收益高而下降，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呈反向关系，即发到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差距越大，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市场整合的程度越小。由此可鉴，如果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大的话，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不愿意进行合作和整合市场，这样的话，就不利于地区之间开放各自市场、形成统一大市场。
除了从理论上分析我国地方市场分割形成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实证研究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如桂琦寒等（2006）从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经济方面考察了地它们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并认为鼓励对外开放，推进非国有化进程，是推进市场一体化的主要措施，另外，还考察了区间的技术差距和省际间的距离等因素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范爱军等（2007）也从对方开放和政府干预两方面选取变量考察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本文将重点考察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皮建才（2008）也在“在官员晋升制度下，发达地区倾向于市场整合，发达地区在权衡市场整合后的收益之后选择是否促进市场一体化”这一假设框架下，构建理论模型证明了地区发展差距是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决定性力量。地区间收入差距会阻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对这一理论性结论目前还没有实证检验，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简单的理论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经济发展和一体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因此，本文将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理论、计量模型与指标说明
1. 理论。本文的理论模型主要在Alesina和Spolaore（2005）、Acemoglu和Robinson（2006）、皮建才（2008）等的理论框架下构建。
假设存在两个地区，即发达地区1和落后地区2，市场面积均为x，市场整合的过程就是发达地区将其市场面积扩大到落后地区的过程。进一步假设，发达地区每单位市场面积的经济收益为y1，落后地区每单位市场面积的经济收益为y2，且y1>y2>0。地区1整合地区2的每一单位地理面积，获得的单位收益是u，付出的单位成本是c（y1-y2）。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即u>c（y1-y2），发达地区整合落后地区市场将是有利可图的。
进一步假设在政治晋升制度下，相对绩效更好的地方政府官员就可以获得晋升，所以地方政府关注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关注自身的相对绩效是不是更好。用V表示相对绩效。假设地区1整合地区2的z个有效地理面积单位的市场。
地区1的绩效为：V1=xy1+uz-cz（y1-y2）（1）
地区2的绩效为：V2=xy2+z（y1-y2）（2）
地区1为了保住自身的政治晋升收益，会选择V1>V2时的z值，此时有：
z（u-（1+c）（y1-y2））>x（y2-y1）（3）
当u>（1+c）（y1-y2）时，z的最大值是x，市场整合度（用MI表示）为1，即发达地区将落后地区面积全部整合。
当u
即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市场整合度随着发达地区经济收益y1上升而下降，随着落后地区经济收益y2上升而上升，可见市场整合度随着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收益差距减小而上升。
2. 计量模型。本文参考范爱军等（2007）的方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ntegit代表市场一体化指数，gapit代表地区发展差距，Xit表示控制变量，对这些变量的选取和构建方法，将在下文说明。？茁反应地区经济非均衡发展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如果为负，说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市场一体化，反之，则促进市场一体化。？琢k表示控制变量的系数。
3. 指标说明。
（1）市场一体化指标构建。为了构造衡量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指标，首先需要构造市场分割指标。本文参考盛斌等（2011）选择各类商品价格指数的方法，选择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2000年～2008年的8类商品的消费价格指数，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
公式（6）中，k表示第k类商品。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既利用统计年鉴上商品的环比指数，又通过取对数消除了异方差，还通过取绝对值消除城市间两两配对的先后顺序。这步完成后，得到120个配对城市9年8类商品共计8 640个（2011）的方法，构造本文的市场一体化指数（用integ表示）如下。
间经济发展差距。本文还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用pinc表示）变量作为人均生产总值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之所以选择这一变量，是因为人均收入变量更能体现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质量。
（2）控制变量指标选择。影响市场一体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干预和经济开放两方面（范爱军，2007），本文也从这两方面选取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一般预算支出作为衡量政府干预经济的变量，选取外商直接投资衡量经济对外开放程度。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统计年鉴》，虽然该统计年鉴始于2003年，但是2003年统计年鉴里包含了从2000年开始的数据，故本文的数据从2000年开始。
三、 实证检验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对市场一体化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1。模型（1）、（2）、（3）分别面板数据混合、个体固定效应和个体随机效应回归结果。三个模型均显示，经济非均衡发展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呈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说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地区市场一体化，可见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是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理论性结论。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一般预算支出这两个控制变量，均在不同程度上呈显著负向相关。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系数为负，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地区间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地区间市场一体化，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地区在吸引外资增强自身竞争力同时也增强了控制资源流入流出本地区的能力，意味着FDI阻碍了市场一体化，这一结论同范爱军（2007）得出的结论。政府一般预算支出系数为负，说明了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地区间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地区间市场一体化，也间接地说明了地方政府出于保护当地财政收入和利益考虑，对市场的干预也阻碍了市场一体化。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采取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衡量地区经济非均衡发展指标。模型（4）、（5）、（6）都显示，地区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差距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也呈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说明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是稳健的。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干预这两个控制变量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都显著且系数变化不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市场一体化呈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说明控制变量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也具有稳健性特点。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已有研究市场一体化的成因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并通过构建简单的理论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实证了这一理论性结论。经济发展差距是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关键因素，那么，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是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首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加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发达地区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面临产业转型和升级问题，加强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产业地区间良好的转移。根据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区域条件，将不同的产业布局到适合其发展的地区，实现产业布局的帕累托最优。其次，加大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补贴和补偿的力度。本文分析了处于劣势的落后地区会采取保护本地市场的行为，为了避免落后地区保护本地市场的弊端，需要支持和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让落后地区享受到与发达地区共同发展的好处。可以通过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来帮助落后地区发展，比如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来实现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补贴，另外，可以建立地区间利益协调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来实现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和补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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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进程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主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研究，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并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机制；社会基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在传统观念的不断转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进行的，也是一个对经验进行总结与发展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历史相对较短，这也说明相关的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所以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该重视这一特殊性。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前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出现的主要前提就是改革开放，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传统的社会理论体制缺乏活力，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其自身的弊端，在当时，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的过程中受到“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文革时期对其产生的冲击，导致社会主义处于停滞的状态，难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第二代领导人的出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有效的解决。邓小平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尤其是在文革之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原来越远。步入困境就应该对现状进行处理，通过改革的方式来面对当时的局面，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的工作重点，全面发展经济，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作目标，并在这一基础上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在当时，并没有完善的改革计划与路线，也没有全面的理论可以为改革提供依据，所以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形成改革的理论，以此来对中国的国情进行结合，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活动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主要动力。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主体机制
由上文可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中所产生的，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实践提供了指导与理论来源，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也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特点与功能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属于学术体系的范畴之内，也是一种理论上的信仰，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主体是国家方针与政策的在制定者、理论工作者以及党共同构成的。以下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析与研究：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属于学术体系，所以应该遵守理论体系构建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比较严密的逻辑结构，并具有系统性、一致性、相容性以及系统性等原则。从内容上来讲，应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范畴、基本原理以及理论中心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以此来保障内容与结构上的统一，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向着科学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属于理论信仰，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基础。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无论是在教学的过程中还是在研究实践中，很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妖魔化了，这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有效运用，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重点内容，面对这一现象，很多研究人员在对其运用的程度上存在一定的矛盾，一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流地位，也有一部分的研究人员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西方的管理体制进行借鉴，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状况来对其进行创新等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引导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研究主体来讲，党、国家制定的相关方针政策与理论研究工作人员之间的地位与所起到的作用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前者主要是通过实践活动和分析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并明确地对其进行指导，为国家制定战略、政策等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后者则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学术上的研究与探索，并通过辩证的方式来对其进行论证。现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进行研究的方式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应该明确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应该进行多学派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不断的创新与完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来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源主要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的研究与考察。通过研究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来源呈现出复杂性与多元化的特点，以下对其进行简单的说明：出现复杂性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不同经济理论所研究的主体内容不同，这就导致了研究的基础、立场等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而多元化的特点简单的说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来源相对较为广泛，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此之外，还包括市场社会主义、西方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等。由此可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如果通过以上经济理论进行直接借鉴，会导致理论上出现冲突，逻辑思维上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近几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已经存在这些问题，其直接影响到研究的效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的状况，所以应该对其进行处理与改善，以下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理论平台，其对人类发展中的成功经验与文明成果进行有效的吸收与借鉴，尤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形成有着直接关系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源的主要原因就是对中国经济进行研究的方向上，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毫不动摇的坚持，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同时通过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用性进行有效的证明，将其与其他经济理论进行比较，使之更加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状况。而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源也是由依据的，西方经济学具有完善的理论基础与知识体系，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具有一定的国际性，通过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借鉴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从不同的经济理论中吸收营养，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完善自我，推动我国的建设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理论来源，所以保障马克思主义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把握我国经济与建设向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前提。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方法进行研究，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其他经济理论进行吸收的鉴别器。而西方经济学理论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规律进行了客观的反应，对其进行借鉴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市场化。虽然不少的经济理论均有优秀的成果，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有针对性的进行借鉴，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不同的经济理论进行鉴别，对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进行有效的区分，对于优秀的理论成果进行批判的继承，对其它经济理论体系中正确的研究方法进行吸收与借鉴，选择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经济理论，以此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建设。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尤其是在实践过程中容易出现实践与理论上的冲突，这就要求在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机制中的矛盾与冲突进行辩证的认识，通过对优秀成果的借鉴与吸收，来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使其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进行升华，形成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统一理论。
参考文献
[1]庞增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机制[J].社会科学，2012（02）.
市场化进程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转型国家；市场化改革；民主化取向；孪生性
政治经济学简明词典这样定义：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指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目标，并由此形成统一的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体系，实现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双轨过渡体制的改革过程，它不仅包括狭义的市场即各类产品、要素的市场，更强调并包括国家的市场型管理体制，而且包括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因此，是一个广义的市场概念。市场化改革是以建立市场型管理体制为重点，以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为标志，以社会经济生活全部转入市场轨道为基本特征的改革；通过市场运行中的各种经济组织和所有制改革，完善市场基础；通过法律重新确认财产所有权，形成真正的商品交易者。为达到这些目标，必须改革和完善国家调节的职能，确立国家对经济有效的宏观调节，以维护和稳定市场运行为目标，确立新的财政、金融体制和各种市场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各种经济法规和法制机构，依法调解市场运行中各种经济矛盾，实现市场行为的规范化。
以市场化为主线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取得了伟大进展，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理论，在实践中正确推进改革，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我们必须从市场化改革与政府的责任，市场化改革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入手来总结市场化改革与民主化取向的孪生性及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一、市场化改革与政府的责任
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时候，政府应做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是在摸索中。以卫生、教育领域改革为例，有人提出现在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问题主要来自于市场化改革，认为不如回到政府统管卫生的体制中去。这种想法忽略了卫生产品中公共品与私人用品的经济学要义。例如：卫生监督执法、重大疾病的控制与预防、健康教育等是公共品；计划免疫、传染病预防、地方病防治与管理、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从业人员健康教育等，具有公共产品，政府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另一方面，医院、卫生院要有盈利目标，要有成本核算，要考虑市场需求，要根据医院与政府资源的关系和所提品的性质，来界定这些领域中的市场化比重。实践证明，行政介入过大，会影响卫生机构自我积累能力和发展后劲，“对前期市场化改革的认识分歧，缘自人们的道德评价标准不同。以权利、公正、功利这三个普适性伦理原则来审视我国市场化改革，我们还是很容易地看到改革所体现的道德进步性。但是，由于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计划经济下不曾出现的不道德乃至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因而也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对于改革本身的怀疑和反对。因此，未来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具有明确的道德取向，明确政府责任，更充分地体现权利、公正、功利原则，成为利益分享、公众参与、推动道德进步的改革。”[1]因此，卫生资源的市场配置与卫生产品的政府责任是需要分工结合的，把握这两方面结合的度，才能实现市场化改革的初衷。
二、市场化改革与法制建设
1979年以来，国家立法机关把立法当作法制建设的首要工作来抓，据统计，1979～2000年，除了颁布1982年宪法和两个宪法修正案以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33件，年均立法16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700多件，年均制定行政法规40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6000余件地方性法规，年均立法300余件；国务院部委和省市地方政府制定行政规章3万余件，年均制定1500件。中国政府各个部门清理了各种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废止、停止执行或修改了20万件以上地方性法规， 而依法执政，严肃执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此外，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普遍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臻完善，依法司法、依法行政也蔚然成风[2]。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研究表明：虽然在执法方面，当前加大了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加强了对法律法规的解释工作，正在推进行政执法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但还存在大量问题，而我们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尤其是市场化进程，它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政府改革等等，只能说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进行，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尊重人民对利益的保护和对公平性的呼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面临如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应遵循中央决策，明辨是非、审时度势，进一步坚定改革决心和信心，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重大突破，努力将市场化改革大业进行到底。
三、中国民主化转轨之路
秦晖提出“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的问题时，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觉得中国国情与“美国”或“普鲁士”相去太远，还是“四小龙”式的“亚洲价值”国家或同样出现了“腐败市场”的拉美、意大利经验对中国更有可比性。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不可能以这些“模式”来硬套，任何转型社会（如中国与俄国）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秦晖称为“斯托雷平式道路”。是否与所谓改革派、保守派冲突，我们没有明确的结论，公众则自有判断。实际上，运用博弈论的理论看，各利益群体的讨价还价反复博弈相当充分，更重要的是民主的委托授权－监督机制解决了把“看守者交易”变成合法的委托交易的问题。虽然正是由于这一过程中充满讨价还价与反复博弈，使“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升高，甚至出现阶段性经济动荡，然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仍然要与民族化进程的改革相联系。
然而，如果在民主化时公共资产已经先流失掉，在社会矛盾严重时民主政府分没有可分的，卖没有可卖的，就会丧失平衡能力，如果到了不能不从一些人那里夺来资源给另一些人并且力度超过一般的“二次分配”，社会稳定就会大受冲击。迄今世界各国的民主化成功过程虽然细看各有特点，总的说来无非是两大类：第一类，像拉美、南非、东南亚，民主化以前就是传统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化以后还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转轨问题，在民主化过程中为避免失序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政治博弈。新兴国家“先发展，后民主”的模式确实成功，问题在于这并不等于“先私有化，后民主”也能成功。中国如果等到公共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完毕后再来搞民主化，就会面临以上两类国家都未面临过的大难题：长期被说成是“公有财产”主人的公众一旦有了知情权、监督权乃至政府命运决定权时，结果会让他们大吃一惊 。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对经济民主的讨论涉及的是整个社会分配制度和生产方式，因此必不可免地涉及政治民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问题为讨论政治民主提供了实质内容。1990 年代以来，有关政治民主的讨论明显减少，这显然是因为这一话题仍然充满禁忌。如何在情境中界定民主和规划切合实际的历史目标的确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政治民主不仅是社会实践的目标，而且也是文化反思和历史反思的课题，对政治民主的诠释一方面受制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另一方面则与国际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密切相关。在中国的独特的市场社会形式中，不存在脱离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的政治民主问题，也不存在脱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经济民主问题。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民主问题在 1990 年代显然增加了新的社会内容，另一方面，讨论经济民主却无法回避政治民主问题。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乐观地认为“市场化”能够自然地解决中国社会的民主问题。在媒体和大众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中国当代情境中，特别是中国的文化生产与国际的和国内的经济资本的活动密切联系的时代，放弃对文化生产、文化资本的分析，也同样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经济民主的分析，但文化民主问题似乎基本上没有涉及，这也多少显示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现代化理论对他们的潜在的影响。
在中国的语境中，国家机器与市场的关系错综复杂，而文化的生产一方面受制于国家机器的运作，另一方面则受制于经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但是，经济和市场也本身从来就不是脱离国家的领域。在当代的条件下，文化生产就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部分。因此，对文化问题的分析需要超越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而将文化理解为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有机的部分。换句话说，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化批判一方面需要与对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的分析相联系，另一方面也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寻找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的结合点。在这方面还很少有学者提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因为真正的理论创造需要大量的经验分析和历史研究，而后一方面的工作仍然是相当不够的[4]。因此从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民主化进程的过程来看都与转型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具有无法割断的孪生性。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孔令锋，向志强.市场化改革的道德审视与政府责任[J].岭南学刊，2006，6：36.
[2]赵凌云.中国法治化与市场化的历史关联与现实互动[J].法商研究，2001，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