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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达5000万，历经大小10余万次战争，这是一段惊天地、泣鬼神、激昂悲壮的反侵略史。传统抗日题材影视剧主要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期间的英勇表现，如《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夜幕下的哈尔滨》等，这些电影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激起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的作用。而现在的抗日神剧为了表现我军的神勇，就可以让其丢个手榴弹就把飞机炸下来;为表现鬼子的愚蠢，就可以让小孩子轻松偷袭得手;为让情节更丰富、更符合娱乐精神，就可以设计女角色在遭后拔地而起，瞬间秒杀几十人。所以近两年，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对抗日剧的批评都一直不绝于耳，直到2012年一张惊世骇俗的背对镜头、面朝我军战士、相互敬礼致意的窈窕女图片的横空问世，终于引爆了对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抗日神剧的讨论与质疑。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在2013年4月10日严厉批评了抗日剧的粗制滥造，直指抗日剧越来越俗、越来越二的现象。对抗日剧最早的批评声音来自网络。纵观当今抗日神剧的创作，其历史建构主要呈现以下几种倾向:
1.第1种倾向是武侠科幻化。
武侠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淀，自古以来民间就有习武强身的民俗，在抗日剧中适当演绎本也无可厚非。但在这些电视剧里，抗日英雄一个个仿佛李寻欢附体，取鬼子性命易如反掌，唾手可得。这根本不是真实的抗日历史，活脱脱就是一部部武侠科幻片。但就是这些剧情夸张、超乎逻辑、与历史相去甚远的抗日剧，却常常拔得收视头筹。抗日剧中的武侠因素备受中国市民阶层青睐，有其内在的文化心理动因，“东方文化是一种求内的含蓄型文化，但中国自古又有一种强烈的尚武传统，武侠剧的诞生为爱面子的中国人找到了一种释放生活中的各种暴力压抑的完美渠道”。抗日神剧利用中国市民阶层的心理，为了收视率，不顾抗日历史的真相，片面夸大功夫和冷兵器在抗战中的作用，这种做法不仅让部分国民误以为依靠这些功夫和冷兵器就能真正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更严重的是会潜在地在受众中滋发一种“暴力娱乐”倾向，使观众在获得心理的同时，加剧人们对暴力的麻木感和宽容度，暗示在生活中解决争端的唯一方式就是武力抗衡。但抗日历史真是这样的吗?不，抗日神剧中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据《南方周末》纸上忠烈祠(2003年8月23日)上的报道:“中华民族全民抗日，历经22次会战，1117次战役，38931次战斗。其中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全军覆没。”如此惨痛的战争代价，演变为个人竟然可以玩凌波微步，空中翻转720度，在日军重武器齐备的情况下，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杀鬼子如同儿戏一般的战斗。如此狗血的剧情，使抗日神剧的播出备受质疑，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嘘声。
2.第2种倾向是偶像滥俗化。
如今的抗日剧大量启用面貌俊美的年轻男女演员，采用新潮时尚的造型服饰，加入诸多暗恋、单相思、虐恋等爱情戏戏份或偶像剧元素来吸引青少年受众。2012年下半年，多家卫视一口气推出多部抗日偶像剧，抗日剧男女主演几乎个个都是俊男靓女，吴奇隆、刘恺威、王雷还有朱雨辰等的加盟让抗日剧立刻受到年轻观众的力捧。像《向着炮火前进》中吴奇隆饰演的雷子枫，《战旗》中王雷饰演的金戈，《一触即发》中钟汉良饰演的阿初和阿次的形象等都是偶像剧中典型的高富帅形象。显然，抗日剧的偶像滥俗化与剧目出品方的受众策略有关。当下电视观众日趋老年化，年轻观众大量流失，而广告的消费对象又主要是20－45岁之间的观众，所以出品方不得不在剧中加入偶像因素，以此吸引年轻受众。“偶像化并非抗日剧‘泛娱乐化的’原‘罪’”，但抗日剧不应只流于依靠特定时尚元素的表面形式，而更应使受众在感受青春激情的同时，心灵被净化、道德被升华。
3.第3种倾向是人物脸谱化。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大众文化的载体，具有建构社会形象意义或模式的功能，但在实际信息传播过程中，大众传媒所再现出来的日本士兵形象具有形象刻板化的倾向，影响了受众对日本士兵形象的认知。在这些抗日神剧中，日本军人总是很邪恶猥琐、衣冠不整的，见到平民百姓就喊“八格牙路”，在八路军、民兵等抗日英雄面前，他们均是不到5秒钟便抱头鼠窜、大呼“饶命”的弱智形象。当正面人物被神化，反面人物被丑化时，娱乐效果呈现出来了，但它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让人无法深入思考引发战争的原因，未能反映残酷战争施加于军人的种种回响，没有展示士兵对战争的恐惧，没有反映战争对人的异化。更没有从人性上予以反思:是什么让日本兵从也是对父母亲孝顺的儿子，有爱的兄弟姊妹，在家乡安分守纪的公民而蜕变成了一个个杀人不眨眼的战争机器，在毁了中国人民生活的同时，最终也毁了他们自己的人生?“在这些抗日剧中，历史的真相与当下的真实已经被娱乐得无影无踪，这绝非爱国主义，而是愚民主义。这种泛滥和幼稚化倾向对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影响是非常恶劣的，不能任由电视台和投资方为了收视率肆意的涂抹。”央视《新闻1+1》栏目中的这段话无疑是对抗日剧现状最好的警醒。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里如是说:“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给历史整容，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后人，最可怕的是历史还可能重现。面对抗日剧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沉重的历史主题，中华民族抗战的悲壮和牺牲的惨烈，我们怎能以这种游戏、娱乐、狂欢的方式来解构战争的残酷，来消解民族英雄的崇高，来亵渎血与火的苦难历史!
二、欲望与消费:抗日神剧热播的社会语境
在消费主义肆虐的背景中，对于意识形态的管控和对于经济利润的欲望的合谋，是当今抗日神剧热播的主要社会语境。有学者曾将当代电视剧艺术生产的境况概括地描述为:“政治力量与市场力量通过权力的较量、谈判、协商，建构了主流电视剧的特点，实现了娱乐电视剧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视剧娱乐化的殊途同归。”抗日剧的产制同样要受到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效益服务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一部分，抗日剧的写作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符码的组织生产，要以此证明通过革命手段缔造现代国家的历史意义与合法性，这是国家主流文化借助大众传媒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询唤”个体，并施以不可抗拒的教化的工具。另外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期，这种变化影响到文化领域，形成了相应的变革:“第一，几乎所有的文化事业都被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都以一种产业化的模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第二，既然文化被产业化，那么，商品逻辑和市场逻辑就一跃成为左右文化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文化场’越来越受到‘经济场’的制约。”这样，一方面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断然不会放弃其在所控制领域内的文化监护和文化培育的权力和责任，电视剧的创作和播出方向一直受着主管部门的调控。另一方面，为了经济效益，电视工作者要不断追求更高的收视率，要尽可能地让自己的电视节目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就需要电视节目符合人们内心更本能的需求，因为只有满足这种需求才能获得一种普遍的接受与认同，这种需求就是死亡、性与享乐等，简言之，就是对人体感官的直接性刺激。
政治话语和经济力量的角逐与合谋，使抗日神剧的一统江山地位建立了起来，看似非理性的电视潮流实则是中国电视剧从业人士在题材选择上四处碰壁后极其理性的清醒选择。由此，通过现象剖析本质，官方之所以允许抗日神剧的热播，其实武侠、魔幻、偶像元素都只是表象，官方真正要宣传的还是日本官兵对中国人民的残酷杀戮，共产党英勇抗日，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伟大功绩。像《箭在弦上》从一开始徐一航的自叙和她手中第一箭的射出就使用了魔幻剧的手法，这只占据画面大部分的箭闪着冷冽的青光，翻滚着从抗日胜利的那一天一直穿越回了她爷爷前清武探花的靶上。荣石去溶洞中拜访钱旅长，为他的同学、身为共产党抗日义勇军大队长的张贺购买武器时，溶洞中的场景完全是按游戏中的场景布置的:游戏中张牙舞爪的青铜龙头，在龙头旁飞来飞去的蝙蝠。这些场景的设置意在拉近与青少年的距离，在消费主义盛嚣尘上的时代，利用后现代主义的杂糅、拼贴等手法，在潜移默化中输入主流意识形态，并提高收视率，以此获得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在剧中着重表现的都是日军对平民的杀戮，像在徐一航的婚礼上，日军对徐家上下及宾客几百口人的屠杀，旨在激发民众对日本残暴的恐惧和仇恨，以此衬托以张贺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率领的抗日义勇军英勇抗战的伟大功绩。电视剧文本通过武侠、魔幻与偶像等元素将共产党打下江山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给不接受裸抗日宣传的青年一代的意识中，“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笔者认为，这才是抗日剧拍得如此雷、如此二、如此滥仍然得以一路顺畅播出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三、对策与思考:抗日剧如何建构历史
抗日战争胜利已过去60多年，我们的前辈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种代价因为侵略者人性中的恶，也因为中国近代以来在文明上的落伍。随着经历如火如荼战火硝烟的老人的一一离去，当年的亲历者、见证者越来越少，对峥嵘岁月的追忆会逐渐只能依靠间接的史实传递来实现。如何客观真实地铭记历史，永远传承华夏民族英勇不屈、顽强抵御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是一代又一代国人无法回避的课题。在抗日剧创作中，传奇英雄、革命浪漫主义表现手法都是必要的，但“度”的把握仍是关键。抗战背景所要求的历史真实、现实主义所追寻的审美诉求仍然必须是其必备的根基。抗日剧创作应符合美学原则，应具有革命历史时期所要求的精神价值，创作者应处理好基本精神价值和现代观念的互动关系。
(一)尊重历史，理性书写
建国以来，很长时期内，影视艺术被迅速地纳入“一体化”的格局，甚至在政治权力的绑架之下，主动出让自己的话语权力，以其“虚构”的特性，使叙事意义和传播效果显得单薄脆弱而且可疑。这在米歇尔 福柯看来，则是一个权力的游戏，他认为:“虚构有可能在真理中起作用，虚构的话语可以产生真理的效果，真实的话语可以产生或‘制造’尚未存在的东西，对它进行‘虚构’。我们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历史’，这种现实使它真实，我们也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尚未存在的政治。”事实上，国产抗日剧属于“双重虚构”，即用虚构的电视剧来虚构历史。针对以上现象，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第一，文化审核机构应该给影视松绑。长期以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地雷”无处不在，很多导演在拍摄敏感题材时如履薄冰，历史真实自然不能客观呈现。第二，编剧、导演等文艺工作者们要有文化担当，要懂得对艺术良知的坚守，电视可以娱乐，但历史不可以调侃。第三，重建影视剧的评估体系，在消费社会，票房和收视率是评价影视剧优劣的唯一标准，影视剧拍摄和制作机构为了追求高票房和高收视率，想方设法吸引观众，完全不顾历史底线和道德底线，导致大量粗制滥造的影视剧充斥荧幕或者荧屏。影视剧的评价体系应该开放、多元，不能把票房和收视率作为唯一的风向标。第四，观众应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在收看影视剧的过程中懂得鉴别、思考。
(二)尊重人性，彰显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对所有人、所有生命的关注和重视，超越民族、阶级、国界等，我们的抗日剧到底该表现什么?最起码，不应该成为政治的附庸和扩音器，也不应该沉湎在戏剧情节里不能自拔，用暴力与来满足人们的低级好奇与，而是应提升人文精神内涵，提升艺术价值，以此来赢得社会的尊重与喜爱，达到所有艺术作品努力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抗日题材影视剧不仅要表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伤害与痛苦，让中国人记住本民族的苦难;更重要的是要表现战争对所有人的生命的摧残、对所有人的生活的伤害，最终表达全人类反战、追求和平的愿望，深化主题。以美国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视剧《兄弟连》为例，《兄弟连》以人为本位，处处体现对每一位士兵的关怀，对每一个人的关怀。在《兄弟连》第三集的末尾，即空降兵团休整完准备重新开赴战场的时候，马拉其带着晋升的喜悦去蓝太太的洗衣店取衣服，蓝太太问马拉其是否可以帮其他士兵拿一下衣服，他们可能忘记来拿了。马拉其呆了一下，脸上沉重了起来。随着蓝太太一个一个地报着那些再也回不来拿衣服的士兵的名字:伊凡斯中士、二等兵摩亚、布劳泽、葛瑞、米勒、欧文……镜头掠过一个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士兵们的衣物时，深沉的配乐响起，感觉就像掠过一个个士兵的衣冠冢，体现了深重的悲哀和难以言说的苦楚。最后在黑色荧幕上打出了这样的字样:“E连29日撤离前线之前，已经失去了65名兄弟。”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战争中的每一次升迁，每一次荣誉获得的背后，是许许多多年轻士兵们的受伤，甚至死亡。他们不能再见到明天的太阳，他们永远不能再和亲爱的家人们在一起。通过一幕幕的场景，《兄弟连》深刻揭示了战争本身的悲剧内涵，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价值判断，张扬了一种反对战争、尊重生命价值的世界性价值观。而在神剧《抗日奇侠》中，团长刘建功率领的独立三团，在一次残酷的战争后，一个团死的仅剩十几个人，可是剧中画面展现的只是战后缴获武器的笑脸，报告战功时的喜悦，没有体现半点失去这么多战友的忧伤。战争到底是什么?抗日剧作为当代中国一种独特的文艺模式，很多情况下写战争却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人道，忽视对战争中的人的感性命运的揭示，在血与火的壮丽描写中放弃了对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的思索，在冲锋陷阵的枪林弹雨中看不到个人牺牲的悲苦和家庭破碎的心酸，现在更加上插浑打科、不着边际的恶搞，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我们予以理性的审视与反思。
四、结语
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消费者社会化理论
文化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精神需求而在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方面进行的消费，主要囊括教育、社交娱乐、旅游观光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对于正在汲取知识、储备能量的高校大学生而言，切实把握他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现状，明晰他们的文化消费观念、掌握影响他们消费行为的因素，对更好地引导其开展文化消费具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一、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消费者社会化理论中的家庭、同伴、大众媒体等外在变量因素对消费者进行的消费行为起着重要作用，结合大学生消费者自身性别、年级、价值观念等内在变量，笔者提出本文研究模型（图1）。
目前我国大学生文化消费的主要特点在于浅层化、消遣化、娱乐化，因此本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假设均围绕影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行为进行展开。
H1：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浅层化、娱乐化倾向明显
H2：男性大学生会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图1：本文研究模型
H3：高年级大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4：理工科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5：211高校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6a：与父母的沟通频率越高，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H6b：大学生在从事文化消费时受父母影响程度越高，他们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比例越高。
H7a：大学生接触媒体的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7b：大学生对媒体的认可程度与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8：同伴的信息作用越明显，“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二、研究方案设计
此次研究在于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在文化消费过程中是否呈现出浅层化、消遣化倾向，同时探索主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研究采用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LES 模型）进行研究。
关于家庭影响变量的设置，我们采用了Viswanathan，Childers&Moore等人使用的调查问卷，选取其中部分题目，每个题目均以李克特五分法为基础，但为了避免中国人中庸思想的作祟，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设置了6项，分别赋值为1-6。
对同伴影响的调查，研究则借鉴了Bearden 等人（1989）设计的“同龄人影响”问卷，从信息作用方面选取部分题目，每个题目也均以六分法衡量。
关于媒体使用时间的测量，由于当代大学生主要接触网络等新媒体，甚少接触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所以在调查中仅调查每天使用网络时间，每天使用时间分为6级，即0-0.5个小时，0.5-1个小时，1-2个小时，2-3个小时，3-4.5个小时，4.5个小时以上，分别赋值1-6。
对媒体的接受程度，借鉴了刘晖（2008）在消费社会化研究中所使用的变量，并结合文化消费的特殊性，对这些题项予以情景化，精选部分题目，以六分法来衡量。
在问卷设计完成后， 笔者以江苏省南京市某高校的学生为对象开展了一次预调查。随后，对此次预调查进行了初步的信度、效度及一致性的检验，剔除了Cronbach α值小于0.6的部分题项，并根据试调研的结果对问卷中最终题项的表达、题项排列顺序等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最终的问卷调查于2013 年9月至2014年6月。我们选取了江苏省五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发放了调查问卷。此次的问卷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56份，回收率达95.6%。剔除因选项难以识别及审题问题造成的废卷，实际有效问卷876份，实际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6%。运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
表1是此次调查中的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情况。从这张表中，我们不难发现样本具有以下特征：（1）男女比例、年级比例均基本持平，便于验证相关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2）从高校类型及专业类型的比例分布来看，与此次调查中总体选取的高校实际情况基本相似。
表1：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表
（一）大学生文化消费结构分析。根据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相关计算公式，我们使用SPSS统计软件求得模型参数α、β，及各类消费项目的基本需求支出PiXi和总需求支出Ei（见表2）。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江苏省大学生的文化消费边际倾向为0.394。而在三大类文化消费项目的边际倾向中，娱乐消遣型消费最高（0.216），实用发展型消费最低（0.063）；在八种具体分类中，文化耐用品消费（0.115）、旅游观光消费（0.092）、娱乐衍生品消费（0.053）等居于前列，都基本验证了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呈现浅层化、娱乐化的状态。
表2：江苏省大学生文化消费ELES模型参数估计值
当然，尽管培训班消费及实用类书报的基本需求支出指数以41.19元和10.18元排在各类文化消费的第一与第三位，但这两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呈现出较低水平，也从另一个方面让我们了解，当前“是否实用发展”虽然已成为大学生选择文化消费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学生对于实用发展型消费却更多地存在着“必需品”的不当观点，认为只要自身能达到一般水平就会心满意足，不会因自身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去主动增多此类型文化消费的数量。换言之，假设H1成立。
（二）大学生个人因素的相关性检验。为更好地检验上文中提出的各项假设，此次研究将“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情况。同时，对各项因素包含的变量取均值后进行相关性分析。
经检验分析，性别变量在当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因此H2不成立。
年级变量在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效果也不显著，H3也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受访对象大多出生于90～94年间，基本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很少受到年级不同造成的影响；同时，年级变量与其他影响变量可能存在较强相关性，从而导致年级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的相关性变得不是十分显著。
另外，专业类型及高校类型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假设H4和H5成立。
（三）家庭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分析发现，与父母沟通频率、受父母影响程度均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结合访谈调查数据，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1）与父母进行适度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这样会使他们自身更为关注自己的未来与发展，从而会更多地选择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2）当代大学生的父母大多为60后，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较为注重方法，所以，大学生更为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因此，假设H6a、H6b成立。
（四）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在0.05水平下进行双侧检
验，媒体接触时间变量的Pearson系数为-0.440，并呈显著水平。因此，该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H7a成立。但根据表4.7的数据，我们也发现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不存在显著负关系，假设H7b不成立，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结合与相关受访者的交谈，原因可总结如下：（1）目前，大学生一般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娱乐活动或休闲游戏，所以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其他文化消费的时间，尤其是从事课外培训、或阅读课外专业书籍的时间，从而导致他们在实用发展型消费上减少投入；（2）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就有错误，因此造成假设和实际检验出现偏差。
（五）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检验，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见表3），即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 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表3：同伴及环境因素变量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相关性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主要结论。当代大学生在进行文化消费时，尽管会将“实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但在实际消费时，浅层化、娱乐化的文化消费依然占据主流。尤其在生活费充裕的情形下，“90后”大学生更加倾向于娱乐休闲型的文化消费。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研究针对影响“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因素变得极为有意义。通过相关性检验，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经检验，性别、年级变量在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样本年龄分布过于集中在90至94年之间，样本间年级差异本身不是特别明显，或可能有其他强相关性变量。
专业类型、高校类型变量在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较为显著，为帮助大学生形成更为理性与务实的消费观念，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参考意见。
家庭因素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父母与子女适度的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并且现代的父母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极为注重方法，使得大学生在选择文化消费行为时更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
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时间。因此，媒体接触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负相关性。但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则不存在显著负关系，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可能存在一定错误，从而造成偏差。
在与同伴的交往过程中，观察模仿、从众心理不断发生，并对消费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对策与建议。目前，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很多“90后”大学生形成了享乐、攀比的文化消费观念，将追求享受、从事无聊庸俗的低层次文化消费作为自己主要的文化消费行为。据此，对于当代大学生自身而言，我们建议其需要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培养勤俭节约、艰苦务实的消费习惯。同时，建议当今大学生能减少使用网络进行游戏、娱乐的时间，而是将这些时间更多地花在与身边同伴的交流活动中来。在这样的交流互动中，大学生会得到足够多的信息。
父母在子女的消费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适度的家庭交流与合理的引导方法，将会引导大学生选择更为务实有益的文化消费行为。我们建议父母要积极与自己的大学生子女进行交流，对他们在文化消费中存在的困惑进行答疑解难。
对于社会方面，我们建议媒体在广告中多进行一些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宣传。尽管在本次研究中，没有直接证明媒体态度与“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我们亦不能忽视目前各类广告还是以娱乐休闲型文化消费及文化耐用品消费的宣传为主。所以，媒体应注重广告的播放内容，肩负起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张永胜.大学生精神文化消费现状及对策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239-240.
[2] 朱伟.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2（17）：115-118.
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消费理论；研究综述
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体现出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深入思考。马克思阐述消费理论不仅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研究，紧紧围绕马克思消费理论为主线展开研究，主要涉及到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渊源研究，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内容及含义界定的研究，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代意义研究以及马克思消费理论本身的继承和发展研究等方面。
一、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渊源的研究
在这方面，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马克思消费思想是其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包括消费在内的经济问题进行剖析并对资产阶级的消费理论进行尖锐批判中诞生的。 董升认为，“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没有把消费作为重点，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也有专门论述消费的，但都是在研究生产的情况下附带一下。” 随着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日益凸显，消费才逐渐成为引起重视的问题。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真正原因所在，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去认识消费问题，力图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进行辩说，陷入了对当时社会消费问题认识的误区，这就不能科学地对消费运行加以把握。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包括消费理论在内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从而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消费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悦书认为，“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体现了他对消费现象的一种综合思考，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切入，展现出消费现象的多种深层内涵”，“而马克思的这一研究首先是从对已存在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以及到那时为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有力批判开始的。” 王彩琴也提出了对此的认识，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庸俗消费论，不能仅仅看到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是起点环节，消费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环节，分配和交换是整个生产运行的中间环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这样来理解消费是“浮浅的表象”，因为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尤其是要重点分析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李雨燕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消费进行批判之后，马克思对理想性消费进行了构想，并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环节之一，而消费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内容及含义界定的研究
魏红霞研究指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清晰且深刻地论证了消费和生产的对立统一性，指明了消费环节在社会再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长春、蒋和胜认为，马克思消费理论是从属于马克思确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目的的，在马克思看来，消费是一种受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制约的行为，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马克思依次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中的消费问题，形成了其完整的消费理论体系。 黄立研究指出，马克思为了对消费进行更好的区分，对消费依据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加以分类，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着清晰的描述。马克思说在《资本论》中说到：“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刘小怡也对马克思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马克思从需求的角度，也对消费需要加以了分类。根据需要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把消费需要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的需要，另一种是精神的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表现为不同的需要层次，这就可以把需要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从需要的性质来看，处理消费的需要之外，马克思还提到了另外一种需要，即占有的需要。占有又包括两种：以消费为目的占有和纯粹以占有为目的占有。 邹升平在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逻辑内涵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对消费的内涵界定：“从广义讲，消费这一范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另一种消费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马克思谓之个人消费的生活消费，它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或最终目的。”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生产消费属于生产因而很重要，生活消费也并非仅仅是对物质产品的消耗，因而是消极和无足轻重的。相反，生活消费在整个社会再生产环节中，同样具有积极革命的意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反作用。” 刘建军在研究中认为马克思在研究消费问题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并非仅就消费研究消费，而是把消费放在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尤其是联系社会生产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消费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此外还给出了马克思的消费和生产的关系：“生产的消费”与“消费的生产”；消费与生产是直接同一和直接对立的。“生产媒介着消费”、“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消费和生产相互媒介。 王瑞华给出的定义是：在消费经济理论中，消费是与生产相对的概念，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之一。从形式上看，消费是人们通过对各种劳动的使用和消耗，以满足其各方面需要的行为。从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上看，消费则是与生产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创造的运动。 南京大学唐正东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从资本统治模式的复杂性的角度揭示了消费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下生产的发展性角度阐明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过程所滋生的观念拜物教。
三、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代意义的研究
孙世强认为，马克思消费理论是原生性的指导理论和认识方法，不仅仅从历史和逻辑演化角度展现消费伦理演化规律，而且为现有消费伦理、内容和实现机制的正确性、方向性研判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和原则性平台。 吴薇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消费经济理论及当代价值》一文，研究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消费理论，探讨了马克思消费经济理论的时代意义，指出马克思的消费经济理论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理论的形成，在当前改革开放进程中可以用来引导经济建设，升级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和谐，意义重大，因此要针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展开研究，重视消费经济理论的研究，关注消费实践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桂云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的基本原理，对任何社会的经济生活都具有指导意义，而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更有首直接指导意义。” 马桂云分析了马克思消费理论，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稳定、协调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通过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而这就需要更好地认识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赵洵观点认为，在马克思阐述消费理论的相关著作中，《詹姆斯・穆勒一书摘要》应该是极为重要的一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在其中表露出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体现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中，对于认识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克思研究了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并在此基础之上对穆勒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吸收，发表了对消费的深刻认识。在穆勒的这个文本中，消费被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前者是生产的手段，后者则是目的。 蒋建国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病，有利于人们清醒看到西方消费文化的历史根源及其弊端，因而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构建社会主义的消费文化，要对马克思消费思想加以深刻认识，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的基本原理，根据我国的消费文化现状，深刻把握我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本质要求，构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消费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个维度推动消费文化的发展。 王瑞华从消费观的角度也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他在其文章中指出，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系统化的广义的大消费观，这就要区别于那种就消费论消费的狭义的消费观。从这种消费观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消费理论对当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消费问题，比如消费主义的渗透、生态环境的危机、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等问题都有着积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孙世强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消费规律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和警示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要注重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指导作用，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运用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并在坚持马克思消费理论根基的前提下，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研究方法加以发展，从而对现实的中国消费问题能够加以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转换研究对象，将研究视角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制度。”
四、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发展研究
邢玉升、褚良子认为，依据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关于生产必然经历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化，进而带动消费的转化理论，必须针对当前我国的具体消费实践研究城乡居民的消费状况及发展趋势寻找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措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 魏红霞认为，要进一步挖掘马克思消费理论，深刻认识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把握这两个维度的辩证关系，有利于科学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期消费内需的不足，规导和抵制当前消费领域中呈现的消费主义倾向，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 赵安东、杨春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结构性矛盾，就要依据马克思关于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原理，重视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规范收入分配，平衡收入差距，引导消费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孙国志、丁长青指出，根据马克思消费思想，我国当前应妥善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生产上要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在消费理念上树立可持续消费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消费和谐。 李彦和认为，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消费思想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的消费思想。而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首先表现在消费思想的核心上。消费思想的核心概括地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市场经济，主要以市场配置消费资源，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在差别消费中走向共同富裕。” 杨宏认为，马克思、列宁在其经典著作中阐述了消费理论的核心内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提出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消费经济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实践采取了大力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消费理论，进入21世纪，又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消费理论，这些新的理论成果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已有研究就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具体内容及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实意义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这些研究成果也尝试着从各个角度和方面去解读马克思消费理论对于当今中国现实消费的重大指导意义。同时这些研究可以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我国的消费现状及应该发展的方向。但是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认识不是仅就消费研究消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把消费放在更大的经济体系中研究，即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作用中展开思考。所以，对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研究还有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系统的地方。例如相当多的研究侧重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的研究，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整体研究还待提升，理论研究上还需要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在深度也还有很大空间，具体内容的分析也还可以深入，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实意义的探讨也可以联系实际给予更紧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消费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社会消费发展的指导意义。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消费大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消费理论，科学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发展战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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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大学生 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 消费分层 消费分层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100-02
一、引言
1985年，“文化消费”一词在消费经济研讨会上第一次被提出，之后几年文化消费逐渐发展为消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阶层结构定型化的历史时期，文化消费空前繁荣。在此背景下，我国各个阶层和身份群体的文化消费方式差距日益扩大，出现了文化消费分层现象。消费者是社会人（彭华民，1996），因而必然受到社会和周围群体的影响，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与个人消费的联系最为密切，个人消费的过程必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作为一个特定的消费群体，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具备一定的独特性。近年来，家庭对大学生消费分层的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王宁，2001）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个人消费行为具有模仿性，即消费的示范效应。显然，大学生的消费分层与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有着必然的联系，大学生消费分层现象成了社会分层现象的缩影。鉴于此，依据消费分层，研究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影响，不仅使文化消费研究理论更具针对性，而且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健康、合理消费。
二、文献综述
社会分层理论历来就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把阶层因素引入社会分层的范畴也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有韦伯、凡勃轮、布迪厄等的社会分层理论。（王琪、张文宏，2015）韦伯首次将消费和阶层地位明确联系起来，认为经济、声望、权利等维度导致社会阶层分化，比如声望影响地位，而地位群体的主要标志是消费和生活方式。（凡勃伦，2004）消费引起阶层竞争，较高阶层炫耀他们消费的同时其实也是在炫耀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低层社会地位的人因羡慕他们而不断模仿他们的消费模式。布迪厄在《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1984）一书中指出，经济资本是影响个人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位消费社会理论家让・博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了“符号价值”的概念，认为“符号”已经贯穿了消费活动，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等。由是观之，消费社会中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消费活动必然导致阶层差异。国外关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并不多，最早有关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是2006年比利时消费组织信息和研究中心对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状况作的一个研究，该报告指出，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受到家庭观念和经济条件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学者研究大学生文化消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依据西方社会学理论，国内消费社会学者围绕消费与社会结构、阶层地位的关系做了相关研究。有研究指出，在消费存在与社会结构中，消费的分野就是社会地位的分野。（王宁，2001）显然，阶级区分并不会因为大众消费消除，相反，阶层化导致了消费分层。上述研究揭示了社会阶层化与消费分层的关联性。在这一思路下，还有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家庭因素对个体消费分层的影响。其中，从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角度来研究消费分层的较多。另有研究指出，家庭收入分层对消费方式影响明显，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有更多机会享受消费。这说明经济因素影响消费分层。从家庭视角研究大学生消费的较多，可以归结为由于家庭背景不同，大W生的消费存在差异性。其中，有研究指出，家庭经济地位的差别决定了大学生消费的分层。学者梁前德（2009）认为，大学生的总体消费水平与家庭收入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家庭收入分层决定着大学生的消费分层。而针对大学生文化消费分层化的研究凤毛麟角，仅有的一项研究指出，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中国大学生群体内部文化消费出现分层（孟蕾，2014）。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与假设
收入越高，越重视消费品位和消费文化，对文化消费投入更多。（王琪、张文宏，2015）大学生的消费分层与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有着必然的联系。（赵函、程毅，2016）鉴于此，本文借鉴消费社会学分层理论，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从家庭收入研究大学生文化消费及其分层化。基本研究假设有三项：假设1，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分层化；假设2，家庭经济状况与大学生文化消费水平相关且出现分层化；假设3，家庭经济状况与大学生文化消费观念相关且出现分层化。
（二）数据样本和分析变量
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闲暇消费；全面发展；文化导向
一、加快发展闲瑕消费是时代的召唤和现实的需要
中国人对闲暇的早期论述有：《诗经・民劳》曰：“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礼记・月令》日：“霜始降，则百工休”。这里的“休”即休闲、闲暇，是人在劳动或工作之外，自愿从事的生活状态或生活方式。闲暇是人类专有的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是人在谋生劳动之外的自由，是人类从必然走向自由的生存方式。但是，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剥夺了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也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时间。随着城市人口的剧增和农村人口的剧减，昔日小生产者的闲暇时间与劳作时间的交错混杂现象早已不复存在，大工业和城市化浪潮将人们的工作与闲暇在时间和空间上加以分割，使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泾渭分明。即是说，将人与生俱来的娱乐、游戏及对自然界亲近的本能加以剥夺，这是近代工业社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对人性漠视的典型表现。
马克思把闲暇时间称为自由时间，即非劳动时间、“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他高度评价自由时间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的自由时间的侵吞，同时对未来理想社会做了这样的描绘：“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预言：“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以保证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以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可以说，在马克思看来，每个人拥有全面而充分的自由发展，这是未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构建未来整个理想社会的根基。总之，闲暇是一种“个性得到自由解放”的活动，是个人摆脱奴隶般服从大工业分工，展示和发展个人才能的自由，只有到这个时候，人类才能真正实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科学技术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在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高生产率创造了更为丰盛的物质产品，也创造了更多的大工业“流水线”之外的自由时间，追求物质商品的富足正在变幻为追求闲暇生活的舒适。随着科技革新及其相应的管理革新的深入，工作方式将进一步发生变革，人们的劳动时间还会缩短，这既是必然的又是可能的。尽管勤劳将继续视为美德，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始终受到人们的称赞，但是必须承认，闲暇生活方式正渐渐代替工作生活方式而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中心，闲暇比工作更加重要的观念必将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
因此，闲暇时间的多少、闲暇种类及闲暇形式的发达程度，不仅是判别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同时还是社会生活进步的尺度。世界现代化进程表明，国家越富裕，休息时间便越多。经济福利越增长，闲暇消费越普及，且日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闲暇消费已经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从社会学角度看，闲暇消费是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联结点，闲暇文明消费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实现全面自由发展，人的需要能得到不断满足，享有更充分、更完美、更舒适、更自由的闲暇生活，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闲暇消费是以满足个人闲暇需要，对闲暇产品、闲暇设施和闲暇服务的消费。闲暇消费不同于一般以满足个人生理需要为基础的物质产品消费，而是在一般的物质消费基础之上的精神文化层次的消费，它是以个人自在体验为基础，以知识与感悟、情趣与发现、愉悦与享乐等为消费效益的一种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因而，闲暇消费既注重对相关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消费过程，更注重通过消费获取对自然、人生、社会的观念和知识，提高生活的品位和格调，表达个性与自我才艺，净化心灵、美化生活，获得身心自由、健康与快乐。从这个意义上看，闲暇消费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民曾经历经了普遍贫穷的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之“增产节约”，成为全民的神圣职责，闲暇成为一种奢侈。当时的消费文化告诫人们“工作即生活、职业即生命”，“小车不倒只管推”，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和价值所在。不能“丧志”；至于沉湎于娱乐与山水之间，当属需自觉根除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等。这就导致几乎一、二代人不习惯享受闲暇时间，甚至于不会闲暇消费，实在值得哀叹。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实现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全神贯注发展经济，增强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这既是时代的召唤，又是现实的需要――构筑让全体中国人摆脱贫困，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基础。同时，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功绩还在于唤醒民众重新发现和审视生活，消费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闲暇消费不再与发展经济相背离，因为闲暇时间是“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这就是我国人民的闲暇消费在短时间迅猛发展的重要经济社会基础。城乡居民正在大踏步地进入闲暇消费的普及阶段，各种不同类型的闲暇消费活动，正在大踏步地步入居民日常生活之中，闲暇费用大幅增长，休闲用地扩充势头兴旺，旅游景点星罗棋布，交通设施今非昔比，娱乐形式五光十色，保健场馆遍地开花，等等。可以肯定，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公共设施完善，中国人的闲暇消费必将出现一个更大的发展浪潮。
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闲暇消费方式
对于闲暇(休闲)消费这个重要领域，我国学术界尚未达到广泛而充分关注的程度。系统研究闲暇消费需要多学科合力推进，它涉及到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文化学、教育学、旅游学、体育学、人口学、美学、艺术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等，同时还涉及到医学、建筑学、交通运输等等自然科学，因而是各个学科合力研究的综合课题。由此看来，我们的研究还远不够充分与深入。
因此，读到著名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的新著《闲暇消费论》(2007年9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不觉有耳目一新之振奋感。《闲暇消费论》系统而详实地探讨了国内外闲暇消费及其闲暇产业发展的动因、各类闲暇消费内容的
合理划分、影响我国居民闲暇消费的因素、闲暇消费发展趋势等基础理论问题，特别是紧密结合实践，就我国当前闲暇消费中的若干不良现象及有害言论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高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旗，引导居民闲暇消费，构建中国特色的闲暇消费方式等系列问题，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重要见解。
作为中国消费经济学科的奠基者，尹世杰教授是一个热忱研究及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谨学者，他不仅创建了消费经济学科的一整套范畴，并且在长时期经济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消费经济理论，在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耄耋之年，笔耕不辍，近10年来，尹世杰教授在研究消费经济学各类课题之中，对消费文化和闲暇消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注重将消费经济学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相互交融，探析经济现象的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成因及其哲理性的实质，发表了一批相关论著，对我国消费文化、闲暇消费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闲暇消费论》中，尹世杰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闲暇消费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内涵来说，应该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结合点，是‘真’、‘善’、‘美’的统一，是促进消费和谐乃至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闲暇消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他强调：“我们要从文化的高度来观察闲暇消费，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闲暇消费的同时，合理吸收西方国家某些对我们有用的闲暇消费方式和方法，以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具有高度文化内涵的闲暇消费方式，这更是我们今后应该着力研究的课题。”
从文化学的高度来看，第一，闲暇消费是人的高层次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积极活动。从幼年的嬉戏玩耍至老年的养生悦乐，闲暇消费伴随着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人们不断发掘闲暇消费的积极内涵，扩展闲暇消费的形式和种类、广度与深度，并且在不断拓展的闲暇消费中表现自我、展示自我、创造自我与发展自我。因此，“闲暇消费正体现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体现人的本质要求”。闲暇文明消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成员身心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二，闲暇消费应该具有高层次的文化内涵。首先，闲暇本身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不能为闲暇而闲暇，闲暇消费必须服从于“人生最高、最完美的价值的追求”，只有从精神文化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闲暇消费的最终目的和价值取向。其次，发展闲暇消费要以先进文化为导向，注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态文化的“三统一”，端正闲暇消费的价值导向，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在闲暇消费中的比重，增加闲暇消费中的知识、艺术及营造和谐的闲暇消费环境，这是提高闲暇消费质量，优化社会文明的重要原则。
在这样一些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尹世杰教授具体分析了发展闲暇消费的基本思路，并且着力剖析与批判了当今社会消费生活及闲暇消费中存在的不良现象。
1、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闲暇消费文化，揭露和批判闲暇消费的异化。该书指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闲暇消费方式，首先要立足于继承和发扬我国自古以来优秀的闲暇消费精华，弘扬民族精神。华夏5千年历史长河，闲暇消费理论和实践源远流长。《闲暇消费论》热忱推崇了我国古代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及诗歌舞蹈等高雅的、高品位的闲暇消费方式，着力推崇了孔子、孟子、萄子、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坡等著名哲人、文人的悠然怡情的心境、富有艺术情趣、创造性魅力的闲暇消费活动，给人以美的熏陶和享受。同时指出，对于我国古代的闲暇消费思想，即便是孔子、孟子等圣人的闲暇生活见解，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此同时，该书对古代史上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骄奢淫逸的异化的闲暇消费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于古代“无逸”、“无欲”、“寡欲”、“”、“见素抱朴”、“绝圣弃智”等闲暇生活中的“悖论”，对于“竹林七贤”等人放浪不羁、颇为怪异的闲暇消费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评。
2、合理吸取西方国家的闲暇消费方式和闲暇消费文化，坚决抵制和反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闲暇消费论》赞赏与推介了亚里士多德、凡勃伦、罗素、弗瑞德希里・席勒、罗歇・苏等一批西方历代著名学者关于闲暇消费的精彩论述，同时也对他们的某些有误的观点进行了评点；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九国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闲暇消费方式，同时也对其闲暇消费中的诸多糟粕进行了批判。该书明确指出，西方国家难以遏止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人欲横流、物欲横流，是对高尚、合理的闲暇消费的粗暴践踏，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的典型反映。
这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论述。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闲暇消费大发展，消费内容和形式日渐丰富，消费质量不断提高，这是主流。但是，居民闲暇消费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直接危害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比如，在闲暇时间，有些人沉迷于麻将通宵达旦，有些人大搞高消费、奢侈消费，骄奢淫逸、铺张浪费；有些地方胡乱“开发”，严重损害生态环境和历史文物；有些网络游戏、网络信息渲染暴力色情迷信，成为“电子海洛因”；有些图书音像制品格调低下、庸俗粗痞，实为“文化垃圾”；还有一些文化娱乐场所和文化娱乐活动贩“黄”制“黄”等等，不一而足，种种盲目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中的糟粕，崇尚物欲、追求感官刺激、寻求颓废等低级庸俗的闲暇活动，已经侵蚀到社会的相关层面。更令人忧虑的是，有的学者却居然为这些消费活动张目，给予理论阐释。诸如有人说：“过去那种以崇高为特征的文化，那种以精神的超脱和痛感升华为标志的文化，显然已不能作为基本形态而存在。一言以蔽之，闲暇的时间压力最终转化为对世俗性、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需求。”这就是以庸俗文化对抗崇高文化的宣言!有人竟然宣扬：“人们从崇尚精神转向了对物质实惠的崇拜。在横流的物欲中，人们对物质、金钱关注的热情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自身心灵的关怀”；“享乐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这确实大为离谱了。这里实质上是论及人的本质。《闲暇消费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人不是“经济人”，而应该是用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文化人”；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是社会人。顺藤摸瓜，该书着力揭示了这些言论的根源在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及所谓“消费社会”的论调，并给予了透彻的剖析和严厉抨击，指出：西方和我国的有识学者都认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是西方“社会病”的根源，是一些国家出现“文化矛盾”、“文化危机”的根源。宣扬“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不是优化消费结构，而是‘劣化’消费结构，不是提高消费质量，而是从根本上降低消费质量；不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是全面促进人的全面堕落；不是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是全面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诚然，我们应当允许多元思想的共存，但是，对于这些明显违背文明的言论，必须坚决抵制。
可见，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的过程，是正面与负面的效应相互交错、良莠混杂的进程，是希望与隐忧并列的进程。其负面效应在人们的精神领域表现为“拜
金主义横行、物欲主义泛滥、精神家园迷失、人文关系淡漠、冲突、行为方式失范等”，这些都会在消费生活领域呈现出来，并且比起其他领域似乎更有明显的人性的隐忧。现实表明，中国要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文明的生活消费方式，还有漫长而艰巨的路程要走。
《闲暇消费论》充分反映了尹世杰教授胸襟大度、崇敬自然、刚正不阿、乐观豁达的人生境界；表现了他执着推进闲暇文明消费的热忱、强烈的忧患意识、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的气度，体现了一个当代经济学家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的深层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在当今物欲泛滥，道德危机，缺乏方向感和批判精神的时候，坚持这种求真与反思的精神，更值得钦佩。可惜像尹世杰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已太少，而且与后辈的断层已经难以接合。
3、依据闲暇消费发展趋势，加快发展具有先进文化内涵的闲暇产业。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劳动工作节奏快速的情况下；在人炸、全球变暖、资源枯竭、生存环境恶化等条件下，寻求减轻精神压力和负担，寻求健康，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居民的重要需求，也是闲暇经济及其娱乐、体育、保健、旅游等闲暇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直接动因，闲暇消费将进一步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美国学者预测，到2015年，美国闲暇消费将创造GDP的50％，从事为闲暇消费服务的劳动力占整个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将达80～85％，闲暇经济将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令人眼光缭乱的闲暇项目和日益增长的闲暇服务需求方兴未艾，导致闲暇消费服务企业发展迅猛、蔚然大观，第三产业相当多的门类直接为居民闲暇消费服务，创造了庞大的就业人口，带动了制造业闲暇类产品生产的兴旺。因此，将闲暇消费带动的物质生产和各类服务称之为闲暇产业的确名副其实。而闲暇产业作为现时代唯一长青不衰的主导产业，适应了人们闲暇时间进一步增多，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的需要，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进程中，个人的闲暇消费活动逐步走向商业性经营，闲暇消费演变为商业性投资开发项目，这包括：商品――如体育和娱乐用品、花卉、玩具、字画、音像书刊、影视作品等；商业设施――如度假村、餐馆、茶楼、游泳池、游乐园、影院、保健场馆等；商业――如旅游、保健、文艺演出等。另一方面，个人的闲暇消费活动又演化为社会化的公开性与公共性活动，闲暇消费成为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大力发展闲暇消费产业成为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个重点。这就要求政府、社区和社会团体承担构建和维护从儿童至老年的各类活动场所和设施的职责。
但是，当代闲暇消费的商业性营运既是闲暇消费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备受争议的现象。当我们的各类消费活动都置于以赚取利润为目标的公司操纵的时候，这类消费很难说还能完美地体现它的本质――追求精神与物质和谐共生的、超功利、超物欲的生活方式。如娱乐的商业形式可能会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但是，它的首要目标是被公司的股票持有者用来赚钱，而不是用来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或改善公众的福利。尹世杰教授剖析在“文化已沦落为纯粹的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产业巩固了市场与商品拜物教的统治，塑造并长期维持一群‘退化’的大众，保住了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他提出，闲暇产业决不能走偏方向，走向邪路，这是确保闲暇产业健康发展的灵魂所在。在我国，不能不加区分地提出闲暇产业商品化，至于文化产业则必须警惕“文化泡沫”，抵制在这些领域已经出现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种种“文化商品化”行径。他强调，开发闲暇产业和闲暇产品，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使高科技与高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第一消费力(文化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丰富文化产业的内容，提高闲暇消费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发扬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同时加强文化产业的开拓创新，推动集约化经营。应当说这些深邃的见解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