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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责任合同范文第1篇
（班组）（以下简称乙方）
一、目标：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乙方无发生因工伤亡事故。乙方施工项目责任期限内在项目部、集团公司、市（地）省、国家（部）级安全、
文明检查中必须确保合格率为100%，杜绝不良影响。
在责任期限内杜绝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避免一般火灾事故。减少施工噪音、施工扬尘、控制污染排放。预防和减少职业病发生。其它。
二、双方责任
甲方责任：
1、及时传达、贯彻上级和政府有关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政策、法规和要求，适时部署任务。对乙方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工作及时进行指导、督促、检查和服务。
2、建立健全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安全生产检查制度，确保安全设施的投入。
3、在计划、布置、检查、总比、评比活动时，要同时把安全生产工作贯穿到每个具体环节中，特别要做好乙方上岗前的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4、检查督促乙方配备和正确使用各类防护、劳保用品。
5、对乙方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建立三级安全教育档案。
6、杜绝违章指挥，制止违章冒险作业。
进场作业人员必须用工手续齐全。布置和实施项目“创优化”工作。发生工伤事故，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并按“四不放过”的原则进行调查处理。
乙方责任：
认真学习和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及有关的安全制度，不违章蛮干。要遵章守纪，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和不被他人伤害。认真开展班前“三上岗”、每周“一讲评”的活动，并做好书面记录。对新调入班组的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对施工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及时处理；不能解决时，要及时向甲方报告。坚持文明施工，做好落手清工作。减少施工噪音、施工扬尘的产生，控制污染排放，争创绿色工地。协助项目建立义务消防组织，落实专人负责消防工作，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
确保安全。
9、甲、乙双方必须遵守以上条款，并由乙方缴纳责任押金 元。无发生工伤事故，到工程结束后，返回全部押金。如在责任期内发生工伤事故和其他条款扣除罚款和应扣的经济费用外，余额部分退还给乙方。
三、奖罚办法
按项目经理部制定的安全生产奖罚标准条款执行。
四、本合同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安全责任合同范文第2篇
乙方：学生家长：
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行为是学校和家长的共同责任。为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强化安全意识，促使学生遵守校纪校规，顺利完成初中学业，成为合格的中学生，向社会输送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甲乙双方应履行以下责任：
甲方：
1、坚持思想教育， 按照《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要求学生，严格按校纪校规教育学生。
2、组织开展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 管理好学生在校内的学习生活。
3、强化安全意识教育， 按照《_______中学学生安全规定》要求学生。
4、定期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并与家长联系共同加强教育。
5、若学生无故两天不到校，由班主任书面通知家长。
乙方：
1、配合学校、班主任对学生进行思想、安全教育，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督促学生按时完成各项任务，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2、教育学生遵纪守法，遵守校纪校规， 确保学生按时到校上课，不旷课，并主动到学校了解学生表现情况。
3、学生请假两天以上，由家长向班主任说明情况（或书面说明）。
4、教育学生尊敬师长， 言行文明，服从老师的教导。
5、对学生其它不良言行负管束责任。
经甲乙双方商定，对学生出现下列情况，均由乙方承担责任。
(1)学生不遵守校纪，不服从管教，无故旷课、打架斗殴， 出现的一切后果。
(2)私自下河下塘洗澡出现不安全事故。
(3)学生私自携带危险品、刀具、农药等出现的一切不安全事故。
(4)学生在校园内追逐嬉闹、 攀高走险，触摸电器出现的一切后果。
(5)私自在校外住宿，翻越围墙、 大门等出现的一切后果。
(6)学生离校、离家出走，家长负责寻找， 且不得到校无理取闹。
(7)学生违犯《_______中学学生安全规定》及校外出现的一切问题。
本合同有效期从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
甲方：_______镇初级中学
法定代表人：
代表： 届 班 班主任（签名）：
乙方：家长（代表）：
学生（签名）：
安全责任合同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 安全保障义务 严格责任 过错推定责任 补充责任
所谓安全保障义务,具体是指特定民事主体依法应承担的在一定场所范围内保障处于该范围内人员的人身、财产免受损害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是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一、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的性质
对于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性质,学界有三种观点:(1)属于违约责任;(2)属于侵权责任;(3)属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本文认为,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性质,须按照安全保障义务人与相对人的具体关系以及安全保障义务来源的不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在缔约过失的情况下,由于安全保障义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建立了不同于普通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从而使安全保障义务人对相对人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人因为缔约上的过失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失,符合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特征。但是,由于安全保障义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并未建立合同关系,故不属于违约责任。
2.在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合同义务,从而导致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收到损害的情况下,应该视具体情况分析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法律责任的性质。(1)当安全保障义务合同以给付义务为内容时,分两种情况:第一,当合同明确约定合同的给付义务为一方通过自己的行为对他方的人身或财产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时,如在合同中约定对财产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保管合同以及对人身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警备合同、安保合同等。在此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根据合同约定而成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当事人必须承担的给付义务,如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则由于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其行为仅侵害了相对人的履行利益,并未侵害履行利益之外的固有利益,当事人仅承担违约责任,而非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第二,当安全保障义务虽属于给付义务的内容,但该义务需要实现和保护的是履行利益之外的固有利益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2)当安全保障义务为保护性附随义务时:保护性的附随义务的旨在于保障合同当事人的固有利益不受侵害。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保护性的附随义务即侵害相对人的固有利益,应该构成侵权。同时,附随义务亦属合同义务的范畴,所以违反保护性的附随义务亦属违约。因此,理论上讲,违反保护性的附随义务承担的法律责任应该构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相对人可以选择追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根据合同法理论,基于违约的损害赔偿是以损害的可预见性为基础的,而在订立合同时,相对人对违反保护性的附随义务所造成的损害能够预见到的内容是难以确定的,因此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在实际操作中存有很大的法律障碍。③但在通常情况下,受害人在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侵权责任时往往受到来自举证责任的阻力,主要原因是因为过错责任是一般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而为保护相对人,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采过错推定原则,以便大大降低相对人举证责任的难度。因此,综上所述,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保护性附随义务时承担侵权责任有利于保护相对人。但是,相对人也可选择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违约责任。
3.当安全保障义务人因违反具有保护第三人效力的合同而承担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时,须视情况不同具体分析。安全保障义务人对于合同第三人承担保护性义务是因为第三人与债权人的特殊关系。当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源自于对第三人具有保护效力的合同的安全保障义务时,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安全保障义务人的给付行为侵害导第三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从而使相对人的履行利益不能实现,并同时侵害了该特定第三人的利益,此时,安全保障义务人需要对相对人承担违约责任,而对于特定第三人来说,应承担侵权责任;二是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在侵害第三人同时侵害相对人的固有利益,则对相对人构成加害给付,构成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的竞合。
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有以下争论:(1)采无过错责任原则;(2)过错责任原则;(3)过错推定原则。
本文认为,安全保障义务人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承担法律责任应根据法律责任的性质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具体而言,过错推定原则适用于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严格责任适用于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
1.在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被追究侵权责任的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应该承担过错推定责任。(1)安全保障义务人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形下才承担责任。综合考虑到保护受害人和社会经济的平衡,只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有过错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会使安全保障义务人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约定,行业惯例及诚实信用原则预见到自己的合理经营风险,从而加以有效的适度的预防与控制,既维护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使法律制度平衡社会利益的目的和功能得以有效实现。我国《侵权责任法》也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只对有过错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2)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应分配给安全保障义务人,而非相对人。通常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与相对人相比处于强势地位。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过错程度对一般相对人来承担举证责任是有违公平的。
综上,本文认为对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应该采过错推定原则。但是,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应该以法律法规有规定为原则,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无明确规定。
2.当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被追究违约责任时,安全保障义务人应该承担严格责任。有学者提出,对于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应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应该采过错推定原则,本文认为并不妥当。首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严格责任原则适用于合同当事人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所以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致违约应适用此原则;其次,安全保障义务人在没有法定抗辩事由的情况下,无论其是否有过错,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的类型
当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侵权责任时,造成损害的原因的不同,安全保障义务人应承担的侵权责任也不同,主要有直接责任和补充责任两种不同的责任形式。
(一)直接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确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直接责任,即损害如果是由于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直接造成的,而非来源于安全保障义务人之外的其它加害人的行为,安全保障义务人应该为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直接责任。
安全责任合同范文第4篇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对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加以规定。侵权责任法与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有所不同，其适用范围扩大，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范围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大。那么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是什么，规定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基础何在，在此基础上，又如何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的责任形态，是本文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界定
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的民法典都没有对安全保障义务作出一般性的规定，各国通过不断审理此类案件才最终确立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关内容。我国法律虽然对于安全保障义务在《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中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但是并没有明确其性质，学界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因此作出了诸多探讨与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
1.附随义务说。该说认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受害人订有合同，其产生的合同义务包括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安全保障义务更多的体现合同的附随义务，因此它更多的是一种保护的义务。
2.法定义务说。该说认为，理论上虽然可以将部分安全保障义务解释为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但是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法律、行政法规大量地规定了各种具体情况下的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此种说法，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即被视为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
3.注意义务说。英美法上的注意义务认为当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特定关系，或者被告是责任的主使者时，被告就对原告负有注意义务。当被告违反注意义务时则承担侵权责任。
上述观点，笔者认为：
关于附随义务说，一方面，对于存在合同关系的双方来说，附随义务的履行是必要的，这种附随义务的履行贯穿于合同的整个过程。因此，对于人身以及财产利益的保护也必然贯穿于合同的整个过程之中。但这种保护也仅仅是在保护财产流转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一种附随的义务，对于人身和财产利益的保护力度很小。而安全保障义务在侵权法上加以规定，对人身和财产利益加以保护，力度更大。另一方面，安全保障义务的保护对象不限于存在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因此，此种学说观点，限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保护的法益范围，是不合理的。
针对法定义务说，虽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对安全保障义务进行了规定，但是仍然有很多非制定法对安全保障义务进行了界定，制定法的范围并不能完全涵盖。因此，法定义务说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是不全面的。
英美法上的注意义务是对过失侵权范围的限制，而英美侵权法上的过失侵权既包括过失直接侵权，也包括过失间接侵权，而安全保障义务只对应于过失间接侵权，且法律对过失侵权已明确类型化的情况下，往往也不适用安全保障义务。
总之，上述各个观点从安全保障义务的不同角度出发，阐述了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性质，为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安全保障义务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这些观点都未全面的概括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安全保障义务最初出现在合同中，在合同中，人们除了保障交易的财产安全外，也要维护交易方人身和财产利益的安全，亦即合同附随义务。这种最初维护人身和财产利益安全的内容便是安全保障义务。但是，随着各种利益的冲突不断增加，对于安全保障义务要求的范围扩大，此种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因此，法学家设计法律制度时由合同法转向侵权法，让服务场所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经营者承担侵权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以期最大程度的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从此种意义上来说，侵权法对于社会的作用是其他法律规范无法替代的。因此，笔者认为，研究安全保障义务制度应从侵权法角度入手。
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构成要件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条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第6条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类似，因此，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损害的发生承担过错责任。在考虑安全保障义务的构成要件时，适用过错责任的四要件说，即行为的违法性(侵害行为)、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的过错。具体到安全保障义务即为：
(一)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直接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本应负有以一定的行为保障相对人安全的义务，但行为人不履行一定的义务从而导致相对人受到损害，如商场地面湿滑导致行人摔伤、餐馆吃饭吊灯坠下伤人等，在这些情况下，场所
义务，其未尽义务而导致相对人遭受损害，要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二)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对人受到损害
损害是指权益受到侵害时所生的不利后果，损害后果乃是所有的侵权赔偿责任都应具备的构成要件。
(三)损害事实与违反安全保障义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时，违反安全义务的侵权行为与被侵权人权利的损害之间存在两个层次的因果关系，即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
(四)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人具有推定的过错
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构成要件符合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其中因果关系的界定以及过错的大小，对安全保障责任的承担具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三人介入的情况下。同时探讨安全保障责任的构成要件对于安全保障义务人自己承担责任的认定提供了法理基础。
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形态
一般认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因是否有第三人行为的介入而分为两种不同的责任类型，一是义务人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直接导致他人遭受损害的责任;二是义务人因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而使被保护人遭受第三人侵害的责任。
(一)安全保障义务人不履行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的规定，此种违反安全义务的行为是指在没有第三人介入的情况下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适用过错归责原则。
(二)第三人介入时，安全保障义务人与第三人的责任承担问题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的规定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相比较，删除了安全保障义务人追偿的权利，并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在没有主观过错的情况下只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
学界关于第三人介入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责任的观点：
1.补充责任
该说认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的是一种补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仅在其责任范围内或者第三人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承担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规定的则是相应的补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只承担其过错范围内的责任，对于其他责任则不予承担。
2.连带责任
此种学说观点认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没有尽到自己安全保障的义务，而受害人受到第三人的侵害，应该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权对于其承担的超出其过错范围之外的责任，向加害人追偿。
3.按份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加害的第三人之间根据事件发生的原因力和两者之间的过错的大小，来划分责任的分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综合分析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上述各个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每一种观点，都只侧重保护一方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到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是不足的。笔者认为，在考虑采用何种责任形态时，应该具备一定的价值判断，首先要保证受害人的权益得到充分的救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便是为了保障被侵害的法益，如果一个法律制度在规定之后，不能使之得到充分的救济，那么其法律效果便会降低。其次也应考虑平衡侵权人与受害人、侵权人内部之间的利益。因此，在衡平各种利益的前提下，保障受害人的权益，笔者认为所应采用的较为合理的责任形态为不真正的连带责任。
(三)笔者关于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观点不真正连带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中，虽然安全保障义务人与第三人的原因叠加，导致了受害人利益的受损，但是其不存在共同的过错，符合适用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前提。不真正连带责任是平衡侵权人内部利益和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利益的最佳选择。因此，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第三人介入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与第三人应承担不真正的连带责任。
安全责任合同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了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该条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规定的食品安全责任惩罚性赔偿之间的适用关系，是今后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之一。两者在主观要件、产品类型、损害后果要件以及赔偿数额基准等方面存在不同，适用不同的规范会给涉诉当事人的利益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就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类产品致人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这一情形，两者之间形成了适用规范并存的局面。此时，无法通过“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冲突适用规则解决两者之间的适用关系问题，由当事人选择其中之一适用亦不符合法理，应当直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规定。
一、引言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该条就产品缺陷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至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共有5处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其他四处分别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1]《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及第14条第2款，[3]《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4]这些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第47条之间如何协调适用，颇值探讨。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和《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针对的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大多数学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了合同领域的惩罚性赔偿责任，[5]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作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6]与《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规定较为容易区别。而且，即使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调整对象解释为受法律行为制度与侵权制度双重调整的欺诈行为，并将其理解为适用侵权法上的惩罚性赔偿，[7]两者也是相对较为容易区分的。因为《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的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责任，与重在交易过程规制的欺诈行为责任存在明显不同，产品欺诈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所着眼的是欺诈的恶意，后果是合同预期利益的损失；而《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关注的是债权人或者第三人作为缺陷产品使用人的人身固有利益受到损害，[8]两者的关系在实践中一般不会发生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及第14条第2款也可以作同样的理解。问题在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规定。
《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就食品安全责任作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依((食品安全法》第99条的规定，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据此，食品既包括未经加工的原料，也包括经过加工制作的食品成品。《侵权责任法》第五章规定的“产品责任”中的产品，则为《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产品。[9]而依《产品质量法》第2条的规定，“产品”指的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若食品符合“经过加工、制作”和“用于销售”要件，亦构成产品，食品类产品就既属于《侵权责任法》“产品责任”所辖范围，亦在《食品安全法》所调整的食品范畴之内。因此，因食品类产品的缺陷而遭受损害的消费者，既可根据《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亦可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7条请求惩罚性赔偿，此时就必然面临《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与((侵权责任法》第47条之间的适用关系问题。
二、食品安全责任惩罚性赔偿与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区分
从规范的内容来看，《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的是侵权责任，针对的是缺陷产品本身的瑕疵损失以外的人身损害；《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规定的是不安全食品侵权责任上的惩罚性赔偿。原因在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是对该条第1款的补充规定。该条第l款之“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被认为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10]依体系解释原则，该条第2款应当是对第1款的补充规定，也是侵权责任方面的规定，即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通常情形无需承担惩罚性赔偿，但符合第2款规定之特定情形，食品生产经营者应承担侵权责任上的惩罚性赔偿。而从规范文义上看，《侵权责任法》第47条和((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在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方面既有重合之处，亦有不同所在。
首先是主体上略有不同。依《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规定，要构成食品安全上的惩罚性赔偿，其责任主体为不安全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有权请求惩罚性赔偿的是消费者。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消费者是指不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而依《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的责任主体为生产者和销售者，与《食品安全法》并无二致；但其请求权主体为“被侵权人”，似有不同。然而，按照《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字面含义，要求该“被侵权人”在“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时才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因此，此处的“被侵权人”通常也应理解为“自然人”。不仅如此，食品类产品的“被侵权人”通常都是“购买、使用商品”的自然人，只有在极个别情形下才有可能是“购买、使用商品”以外的人，如因食品类产品爆炸而无辜殃及的人等。但总体而言，在食品类产品领域，《食品安全法》第%条上的“消费者”和《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上的“被侵权人”，通常并无二致。
其次是主观构成要件上的不同。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是针对那些恶意的、在道德上具有可谴责性的行为而设置的，只有在那些行为人主观过错较为严重的场合，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11]但依字面含义，《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仅就销售者规定了“明知”的主观恶意要件，并没有对生产者作同样的要求，而只是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即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这一解释也可以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反映。《食品安全法》草案第%条曾规定“生产或销售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可以要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当时有些常委会委员提出，生产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不存在是否明知的问题，建议修改。法律委员会经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卫生部研究，最后删去了生产者的“明知”要求。[12]但与此不同，《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的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要求“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生产者承担该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前提也是“明知，，较之((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其采纳了更为严格的主观恶意条件。
第三，所适用的产品类型不同。《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针对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侵权责任法》第47条针对的是缺陷产品，就食品领域而言，针对的是存在缺陷的食品类产品。但《侵权责任法》本身没有明确规定产品缺陷的概念，需要参照特别法。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6条的规定，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仅从文义而言，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当然属于缺陷产品；若符合了食品安全标准，则不属于缺陷产品。《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和《侵权责任法》第47条在食品领域惩罚性赔偿的产品类型上并不会产生不一致。但有学说认为，应当以不合理危险为标准认定产品是否具有缺陷，即便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都符合该产品的强制性标准，该产品仍然可能存在缺陷；[13]司法实践中亦有案例予以支持。[14]因此，即便某食品类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虽不能请求《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但若存在不合理危险，依然构成缺陷产品，被侵权人仍可以请求《侵权责任法》第47条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
第四，损害后果要件不同。依((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规定，只要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消费者就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而《侵权责任法》第47条贯彻了严格限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和条件的立法意图，[15]其适用范围较之前者明显缩小，只有在致人死亡、健康严重受损的人身损害情形，被侵权人才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也就是说，生产某一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类产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类产品，构成《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但若没有发生严重的人身损害，则不构成《侵权责任法》第47条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
第五，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基准不同。《侵权责任法》第47条并没有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或数额来限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而只是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将赔偿数额的确定交由法院根据具体案情自由裁量，通常考量侵权人的恶意、侵权人造成的损害后果、对侵权人的威慑等因素作出具体判定。根据具体案情，赔偿数额可以是受害人遭受的实际损失的倍数，也可以是侵权人所获违法利益的一定比例或倍数，但是不宜根据产品价格的倍数确定。[16]《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一改我国的惩罚性赔偿传统，不以产品价格的倍数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与此不同，《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则仍然坚守我国传统的产品价格倍数原则，规定“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两者在威慑作用、诉讼成本、证明责任等方面相差甚大。[17]
综上，食品类产品，既可能落人((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涵摄范围，亦可能处于《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统辖之下。但由于两者在主观要件、产品类型、损害后果要件以及赔偿数额基准等方面存在不同，且这些不同难以通过解释方法趋于等同，其结果就是适用不同的规范会给涉诉当事人的利益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适用关系问题，就成为今后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之一。
三、《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适用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存在交叉的领域，前者仅适用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类产品致人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情形。至于其他不发生重合的领域，依当事人的请求，分别适用不同的规范即可。例如，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未造成死亡或健康严重受损等人身损害的情形，可依《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规定请求惩罚性赔偿，但不得依《侵权责任法》第47条请求惩罚性赔偿。然而，两者交叉的领域，如何适用法律，无法简单判断。从法律适用角度而言，就某一事实存在两种不同的规范，且其法律效果不同时，通常需要运用法律冲突的规则或者法律规范竞合理论加以解决。
(一)法律冲突规则的适用可能性分析
首先，可以利用法律的转介条款或指引条款加以解决。关于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在侵权责任法二审稿和三审稿阶段，曾经规定的是“依法请求惩罚性赔偿”，其“依法”就是依特别法；《食品安全法》有关“十倍赔偿”的规定也被认为是特别法之一，进而认为“依法”两字较好地解决了侵权责任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18]但侵权责任法草案第四次审议稿删去了“依法”两字。[19]其修改理由不得而知，但至少表明不能简单地认为食品类产品的惩罚性赔偿适用《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十倍赔偿”原则，况且适用“十倍价款”的赔偿也有违《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的“相应的赔偿”的通常解释。当然，最后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5条也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若将《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解释为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在食品领域的特别法，依《侵权责任法》第5条的字面含义，食品类产品的惩罚性赔偿当适用《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规定，而不是《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规定。但是，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即使将((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解释为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在食品领域的特别法，也会面临法律冲突适用规则的选择问题。关于法律冲突的适用，《立法法》第五章规定了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即“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从立法机关上来看，《侵权责任法》和《食品安全法》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并不存在位阶之分，“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则无从适用。因此，可依《立法法》第83条规定加以解决。该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若按该条规定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将优先得到适用。但另一方面，相对于《侵权责任法》而言，《食品安全法》属于旧法，根据《立法法》第83条规定的“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7条。显然，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此外，《立法法》第85条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但其所规定的是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的裁决机制，并未对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之间的优先次序作出明确规定。在这一点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间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X只%号)曾就行政案件的法律适用明确指出：“法律之间、行政法规之间或者地方性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下列情形适用：新的一般规定允许旧的特别规定继续适用的，适用旧的特别规定；新的一般规定废止旧的特别规定的，适用新的一般规定。”若其可以准用于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规定则优先于《侵权责任法》第47条得以适用。毕竟《侵权责任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废止《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规定，更何况《侵权责任法》第5条更是明文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但如此一来，((侵权责任法》第47条就难以适用于食品类产品的惩罚性赔偿，显然有悖于该条规定的立法目的和立法背景。其立法背景之一就在于出售劣质奶粉导致少儿死亡等恶意侵权行为屡屡发生；依该立法背景，《侵权责任法》第47条应当适用于食品类产品的惩罚性赔偿。何况《侵权责任法》对惩罚性赔偿作出规定，也是为了体现《侵权责任法》的制裁和遏止功能。[20]若将食品类产品恶意侵权排除在《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适用范围之外，显然有悖这一立法目的。之所以出现此等有悖立法目的的解释论结果，其源头就在于《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之间是否真的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关于作为《食品安全法》前身的《食品卫生法》，曾有学者认为，《产品质量法》和《食品卫生法》都有关于产品质量的规定，但比较而言，((产品质量法》是一般法，《食品卫生法》则属于特别法，涉及到食品质量时，应适用《食品卫生法》。[21]若依该逻辑推理，《侵权责任法》的缺陷产品的民事责任规定与《食品安全法》的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民事责任规定同样构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但是，按照“法的效力的四维观”，法的效力范围包括对人效力、对事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22]据此，一般法是指在时间、空间、对象以及立法事项上作出的一般规定的法律规范；特别法则是与一般法不同的适用于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对象和特定事项的法律规范。[23]按该区分标准观察《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就食品类产品而言，前者适用于恶意生产、销售缺陷食品造成严重人身损害的情形，而后者适用于生产或恶意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从所适用的食品产品来看，前者的缺陷食品可以涵盖后者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前者属于后者的一般法；但若从后果要件来看，前者适用于造成严重人身损害的情形，而后者的范围不限于此，前者属于后者的特别法；若从生产者角度而言，前者适用于生产者“明知”的情形，后者不限于生产者“明知”，前者属于后者的特别法。因此，就食品类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而言，两者之间很难断论何者属于一般法、何者属于特别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很难解决两者之间的适用问题。对此，《立法法》第85条第1款规定了法律之间不一致时的裁决机制；虽然该条规定的是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之间的裁决机制，但就难以判断何者为一般法、何者为特别法时的情形，根据《立法法》的精神，当可以准用该裁决机制，各法院可以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由立法机关释法加以解决。
以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人手解决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两者之间就同一事项的法律解决存在冲突或不一致，但也有可能存在假想性冲突或解释性冲突问题。假想性冲突，即原本不存在冲突，但由于望文生义，或者人为地割断对法条的理解而产生的冲突性立法理解。解释J性冲突，即对法条的规定作何解释，出自不同的解释会有不同的含义。[24]《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之间关系的上述理解，或许也存在着此等假想性冲突或解释性冲突问题，因而造成了上述不一致。
(二)规范竞合理论的适用可能性分析
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难以有效适用时，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从责任竞合的角度对此作出解释。同一事实合于数个法规所定要件的现象，被称为可适用规范的并存。依规范适用之目的是否相同，相同的民事主体之间形成数个权利义务关系时，数规范并存的情形通常包括规范聚合(责任聚合)、数规范目的相同、数规范适用目的交叉以及某规范目的涵盖其他规范目的四种情形。当并存的数个规范目的完全相同时，规范之适用具有对立性、排他性，只能适用其中一个规范，不能因相同目的规范的重叠适用而形成不当得利。在赔偿责任的竞合上，在我国民法法律体系中亦有先例可循。如《合同法》第122条确立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制度。该条规定既没有采纳“法条竞合说”，也没有采纳“请求权规范竞合说”，而是采纳了“请求权竞合说”的观点，即同一法律事实合于违约赔偿责任与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相同的当事人之间产生同一目的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请求权或两种性质的赔偿责任，其中一个请求权的行使或责任的承担，使得另一个请求权或责任因目的的实现而消灭的制度。在此等情形下，依《合同法》第122条确立的制度，权利人只能选择违约赔偿请求权或侵权赔偿请求权中的一项请求权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30条更是明确采纳了“请求权自由竞合说”，认为竞合之数请求权之间绝对对立，不能相互作用，并没有采纳“请求权相互影响”的学说。[25]这一“二者择其一”的竞合选择理论对司法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上述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与食品安全责任惩罚性赔偿，就食品类产品而言，亦存在着如同违约赔偿责任与侵权赔偿责任之间竞合的类似构造，其规范目的部分相同，似乎也可以类推上述“请求权自由竞合说”，由消费者或被侵权人选择其中之一行使。换言之，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类产品造成严重人身损害时，消费者或被侵权人要么选择依《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规定请求“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要么选择依《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规定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然而，我国《合同法》第122条及其司法解释确立的“请求权自由竞合说”广受学者批评，或者主张以“请求权有限自由竞合说”对其加以修正解释，[26]或者主张“请求权相互影响说”，[27]或者主张“允许受害人就两种责任中的一种提起诉讼，但可以在基于某种责任作出赔偿时，适当地增加赔偿数额”，[28]甚至主张以“请求权规范竞合说”重新解释((合同法》第122条，[29]等等。受到学说的冲击，《合同法》第122条规定的“二者择其一”的责任竞合模式本身受到了挑战，缺乏稳定性，将其精神准用于《侵权责任法》第47条和《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适用关系，难免会受到类似学说的批评。况且((合同法》第122条规定的违约损害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通常都着眼于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若允许其同时适用，难免使得违约人或加害人陷入双重负担之境地、受害人有获取不当得利之嫌，因此根据利益衡量的要求，对其作出竞合规则处理。但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在于通过惩罚威慑、制裁和遏止产品恶意侵权行为，不在于补偿，[30]因此难以准用解决双重补偿问题的《合同法》第122条的做法。
责任竞合是一种调整并存规范适用的手段。竞合的责任如何承担，是分别承担、选择承担、限制承担，还是扩张承担，这取决于责任竞合的目的，而不是纯粹的逻辑推理。[31]显然，若将《侵权责任法》第47条和《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竞合的目的限定为“制裁和遏止”食品类产品的恶意侵权行为，两者累加承担以加重其威慑作用也未尝不可，即同时符合这两条规范规定之要件时，可以同时请求“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和“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但这一解释显然有“滥用惩罚性赔偿”之嫌，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第47条之“严格限制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和条件”、“避免被侵权人要求的赔偿数额畸高”[32]的立法原意。
那么，惩罚性赔偿责任并存时究竟该如何适用？笔者认为，由于在惩罚、制裁、威慑、遏制等功能上，惩罚性赔偿与刑罚存在共通之处，惩罚性赔偿责任竞合时的适用关系完全可以借鉴刑法学说中的想象竞合犯理论。依刑法学说，想象的竞合犯是指一个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的情况，此时应按行为所触犯的罪名中的一个重罪论处，而不以数罪论处。这是因为行为人只是基于一个或者准一个意思活动而实施行为，只是一次突破规范意识。[33]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类产品造成严重人身损害时，生产者或销售者只是实施了一个产品恶意侵权行为，但同时符合《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和《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的要件，该行为与想象竞合犯的特征完全相符，只是其中一者承担的是刑罚，而另外一者承担的则是惩罚性赔偿。对其加以惩罚，不能以“数罪论处”，而应当依“重罪”论处。
但《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究竟何者为“重罪”，须加以分析。如前所述，((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只要求“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即可要求承担“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而((侵权责任法》第47条则要求存在缺陷且“造成他人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才可以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后者所要求的“事实情节”明显重于前者，依体系解释之要求，后者规定的“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也理应高于前者的“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因此，《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竞合时，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规定。
四、结论
食品类产品既可能落人((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的涵摄范围，亦可能处于《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统辖之下，但两者在主观要件、产品类型、损害后果要件以及赔偿数额基准等方面存在不同，需要通过解释协调两者之间的适用关系。《侵权责任法》第47条和《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存在交叉的领域，即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类产品致人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情形。笔者认为，在两者交叉的领域，两者的适用关系难以通过“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冲突规则加以解决，也难以通过比照《合同法》第122条确立的违约损害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自由竞合说”解决其适用关系问题。但是可以通过借鉴想象竞合犯的理论，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规定，且此时的“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应当高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规定的“十倍价款”。至于其他不存在交叉或竞合的情形，依当事人的请求，分别适用不同的规范即可。
注释: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作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2]《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作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到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仃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钾给第三人；(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其第9条规定：“出卖人仃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稍、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欲一倍的赔偿责任：(一)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二)故意隐瞒所售房崖已经抵押的事实；(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及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呈房及的事实。”其第14条第2款规定：“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3%，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的，应予支持。买受人同意继续及行合同，房崖实际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按照约定的价格补足，面积误差比超出3%部分的房价教由出卖人承担，所有权归买受人；房屋实际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欲及利息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
[4]《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5]参见张新宝：《惩罚性赔偿的立法选择》，《清华法学》2(X刃年第4期。
[6]参见许德风：《论瑕疵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法学》2《X巧年第1期。
[7]同前注[5]，张新宝文。
[8]参见杨立新：《对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制裁恶意产品慢权行为的探讨》，《中州学刊》2(X刃年第2期。
[9]参见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ZDro年版，第300页。
[10]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著、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X为年版，第271页。
[11]参见周江洪：《关于修改第叩条的建议》，《法学》么刃8年第6期。
[12]同前注[10]，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著、信春鹰主编书，第334页。
[13]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俊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一215页。
[14]例如，参见“史海波、蔡建美诉黄荣刚、卢富强、中山市巨田电器卫厨有限公司产品责任刘纷案”，《人民法院案例选》2(X犯年第2样，人民法院出版社2(X刃年版，第89页；“南海市小塘中心永华玩具厂与韦某产品侄权刘纷上诉案”，(2(X抖)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10号判决书。
[15]同前注[1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王胜明主编书，第236页。
[16]同前注[9]，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俊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书，第抖3页。
[17]同前注[11]，周江洪文。
[18]参见刘士国：《慢权责任法与特别法及司法解释关系的法解释学思考》，《政法论丛》2(X为年第6期。
[19]同前注[1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王胜明主编书，第肠2页。
[20]同前注[1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王胜明主编书，第236页。
[21]参见汪全胜：《“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关系及适用问题探讨》，《法律科学》2(X万年第6期。
[22]参见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23]同前注[21]，汪全胜文。
[24]参见王俊民：《新实施与立法性冲突问题研究》，《法学》2(X犯年第4期。
[25]参见傅鼎生：《赔偿责任竞合研究》，《政治与法律》双幻8年第11期。
[26]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仪碎年版，第824一825页。
[27]同前注[25]，傅鼎生文。
[28]参见王利明：《再论违约责任与侄权责任的竞合(续)》，《中国对外贾易》2田1年第2期。
[29]参见周江洪：《服务合同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定位及其制度构建》，《法学》2(X犯年第1期。
[30]同前注[1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王胜明主编书，第236页。
[31]同前注[25]，傅弄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