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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长远发展规划勾勒出了北京未来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既是客观需要，又是必然选择，二者相辅相成，是加快实现北京长远发展目标的战略任务。那么，建设世界城市与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存在哪些必然联系呢。
一、世界城市必然是国际金融中心
世界城市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因而应具备为企业或市场的全球运营提供服务、管理和融资的能力。在经济金融化趋势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世界城市必然是一定范围的金融服务中心。北京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也就蕴含了要把北京打造成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世界城市和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是相符相成的。只有把北京首先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聚集大量的跨国公司总部、跨国银行总部等，形成影响全球的控制力和辐射力，才能实现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建设世界城市，对北京的要求是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就像伦敦和纽约等世界城市一样。
（一）金融中心是世界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
金融中心是世界城市的最重要的经济功能。Reed对美国金融中心的等级体系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L.Budd&S.Whimster(1992)、Lee&Schmidt-Marwede(1993)、Drennan(1996)、Meyer(1998)等也研究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及分类，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纽约、伦敦、东京属于全球性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是世界城市的主要功能。
世界城市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全球生产的管理和控制中心。John Friedmann与Wolff认为世界城市的经济从制造业向生产者服务业和金融业快速转移是全球化的空间表现。Friedmann指出尽管历史背景、国家政策和文化因素在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变量是解释不同等级世界城市对全球控制能力的决定因素，并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global control capability）”的生产过程，而且具有这种控制能力的城市充分表现为少数关键部门的快速增长，包括企业总部、国际金融、全球交通和通讯、高级商务服务。Hamnett也认为全球城市是世界经济的控制中心。
萨森对世界城市的“生产服务综合体”（producer services complex）进行系统研究，认为金融和生产服务业是特定生产过程的产品，并且它体现为一种建立全球生产和服务交换空间过程之上的“控制能力”的生产，而全球城市就是生产这种控制能力的中心。萨森还指出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金融经济事务中的管理和服务职能的需求，使世界城市服务功能迅速发展。世界城市同时是全球信息中心和政治文化中心。Castells认为世界城市支配着先进的通讯网络和互联网在全球的分布结构。Hall(1966)、Friedmann(1995)等认为世界城市还具有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功能。
（二）世界城市为金融中心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1．金融业的扩张及其国际化―金融体系和布局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增强，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等的参与使大量资金进入市场，金融创新又使大量金融资产转变成可交易的金融工具，不仅提升了金融服务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也促进了金融业的扩张及其国际化。
20世纪70年代早期，金融业的国际化表现为大型银行机构在世界许多地方开设区域市场，或建立海外银行系统（分支机构、子公司和办事处）以便为在海外经营的非银行企业提供服务，即出现金融机构布局的空间分散。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证券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为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导了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证券交易明显激增。金融工具的创新不仅增强了金融业的流动性，也导致资本流动的新形式，即金融资产中越来越多的组成部分转化为市场化的工具，金融工具的营销而非借贷成为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近年来，金融活动越来越数字化，交易所业务的场所限制和国内经济地域的制约几乎被消除，金融活动的地理分散成为必然。
2．跨国金融机构全球布局――世界城市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伴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及其布局的空间分散，金融市场的功能也在扩展，除了传统的为储蓄者和投资者提供服务以外，在主要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创新及其交易成为主要内容。金融业的创新和风险加大趋势增强，对金融业的主导由大型跨国银行转向主要金融中心。因为复杂的、竞争的、创新的、高风险的金融市场需要高度专业化服务的金融中心提供的外部环境。实践经验表明，金融业的创新和管理等高端职能向少数金融中心的集聚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趋势，世界城市必然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第一，世界城市具备高层次金融机构利润最大化的外部条件。金融业特别是实施高端管理职能的金融机构的利润主要来源于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金融活动：市场开拓、承销、产品开发、购并、风险管理等。这些活动需要依赖金融部门的当地信息、城市中的创新环境、各类高密集的专业知识的互动等。因此，高层次的金融机构及组织结构有强烈的空间维度，区位对其影响尤其重要。世界城市在这些方面有利于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
第二，世界城市具有发达的社会信息网。金融业经营中需要相关信息，包括规范的基础数据和形式不规范而难以获得的信息，基础数据通过政府、公司或国际机构公布的资料即可获得，而后一类数据需要整理、评估和判断，这类信息的获取，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不仅有技术上的，还有社会层面的原因，因而需要借助于社会信息网和一些专业人士的分析研究，而这些条件只有世界城市才能满足。
全球金融系统已经发展到了要求以跨国金融中心网络服务于全球资本运作的复杂程度。市场的全球性融合，产生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合作，并加大了主要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因此，一个主导型的金融中心必须布局于一个具有复杂组织结构的、基础设施较完备的世界城市。最高能级的三大世界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就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这三个城市占有的世界市场资本曾经达到80%，其外汇交易额、证券市场交易额及外国银行的数量等均是世界最高水平。
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能更好地发挥世界城市功能
（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北京的必然选择
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因其特殊的地位、优良的经济基础、畅通便利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通讯系统，汇集、传递着全球丰富的经济和金融信息。这种优势既能为本国或地区的经济和金融活动提供决策参考，也能为国家间经济和金融交流与合作提供平台。同时，由于首都所特有的国际交往中心的地位，往往具有本国或地区一流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和语言环境，在多方面、多层次的国际交往中，比其他城市更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因此，首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比其它城市更加优越。
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约近40个，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所在国的首都，如：英国首都伦敦、法国首都巴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日本首都东京、新加坡首都新加坡、韩国首都汉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卢森堡、巴林、巴哈马、开曼群岛、巴拿马等等。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中有2/3是首都；在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中有约1/2是首都；在国内金融中心中4/5是首都。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同样在建设金融中心方面有许多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
（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能更好地发挥首都功能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关于发挥首都功能，提出了按照中央对北京做好“四个服务”的要求，强化首都职能，明确了北京是“国家经济决策、管理，国家市场准入和监管机构，部级国有企业总部，国家主要金融、保险机构和相关社会团体等机构所在地，高新技术创新、研发与生产基地”。
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做好“四个服务”的保证，金融业是首都的支柱行业和经济发展引擎，因此，只有建设北京国际金融中心，做大做强首都金融产业，才能更好地完成服务中央的首都职能。同时，大量的国家经济决策、管理，国家市场准入和监管机构，部级国有企业总部，国家主要金融、保险机构和相关社会团体等机构的集聚，也在客观上催生了对北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需求，奠定了首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
（三）发展首都经济是建设世界城市的根本保障
各国的首都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作为单纯政治中心的首都，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相结合的首都，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三位一体的首都。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冷战的结束，即使是单纯政治中心的首都，其经济职能也越来越突出，因为离开经济基础，单纯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无法保证城市持续快速发展。
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是美国的政治中心，是世界上单纯政治中心的代表，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华盛顿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各种机构与社会团体，以及企业部门都希望把总部或办事处设到华盛顿，但是国家严格控制首都城市功能的扩张，因此华盛顿的经济功能十分弱小。几十年来受城市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影响，城市建设、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城市问题日趋严重。根据1995年统计数字，华盛顿特区人口下降了25％，大量的白人中产阶级移居郊区，市中心人口种族比例失调：黑人占73％，其他人种占27％，贫困人口比例上升，33％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华盛顿开始调整城市发展战略。
为了改变城市面貌，给城市发展注入活力，华盛顿地区地方政府和民间成立了“大华盛顿建设委员会”，负责对华盛顿进行“首都换装”，其主要方针是充分利用首都的科技和信息、人才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到1997年，华盛顿地区的技术型企业达到2300家，仅次于硅谷，居全美第二。1997年全美高速增长的技术企业有500家，其中15.6％集中在该地区，接近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北部(16％)。该委员会还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目的是要使华盛顿不仅是单纯的政治中心，还要成为新的硅谷――全美第一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目前，华盛顿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正在成为美国新的高科技产业中心。
世的部首范文第2篇
何谓“世界城市”?
德国诗人歌德在18世纪后叶将罗马和巴黎称为世界城市。苏格兰人类生态学家P・格迪斯于1915年则将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称为世界城市,指那些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有较大比例的城市。1966年,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德・霍尔(Peter Hall)把世界城市定义为: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城市。具体包括: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拥有大的港口、铁路和公路枢纽以及大型国际机场等;主要金融中心;各类专业人才集聚的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有发达的出版业、新闻业及无线电和电视网总部;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娱乐业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据此,霍尔确定了7个世界城市:伦敦、巴黎、莱茵―鲁尔区、兰斯塔德(荷兰)、莫斯科、纽约及东京。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类型,世界城市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对象。1986年,美国的城市学家弗里德曼根据企业总部和大银行的位置划分世界城市。他把世界城市的特征概括为:主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包括地区性总部),国际化组织,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重要的制造中心,主要交通枢纽和人口规模。根据这些指标,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纽约、东京等9个城市是发达国家的主要世界城市,圣保罗和新加坡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世界城市。美国经济学家丝雅奇・沙森根据生产业来鉴别世界城市,把世界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英国经济学家沙森把世界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沙森强调,世界城市不仅是协调过程的节点,而且还是特殊的生产基地。世界城市所生产的是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金融产品。她认为,生产者服务业集中在世界城市,这些城市逐渐成为“全球中心”,形成以生产者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的产业体系。根据沙森的研究,纽约、伦敦和东京是全球城市体系中最顶级的世界城市。
1991年,伦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一套促进世界城市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指标,为大伦敦的发展规划提供了依据。其主要观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城市应当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并同时拥有来自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强劲的财富创造力、服务于国际劳动市场的就业和收入增长力以及满足于国际文化和社会环境需求的高生活质量的吸引力。其中,基础设施是维持世界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其余几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的要素,则是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0世纪末,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彼得・J・泰勒等人,根据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连结性和影响程度的大小,把世界城市分为三级――Alpha、Beta和Gamma级,其中,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是最高层级的Alpha级世界城市,北京是较低的Gamma级世界城市。
现在一般认为,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高端标志,是指具有世界影响力、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和人才的城市,是国际活动召集地、国际会议之城、国际旅游目的地。
世界城市形成的共同特征
目前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较高层级的世界城市的经验表明,世界城市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主要包括:
(一)世界城市拥有与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经济体系
世界城市在商业、贸易、金融、制造、资本等经济领域,具有世界中心和国际控制能力,是跨国公司的集聚地,是国际主要工商业区的核心城市,具有在较大经济区域协调国际资本流动和生产活动的能力,特别是在提供生产方面,制造业产品、文化产品和服务业品质均具有良好声誉,是具有国际意义的生产要素聚集和配置的战略中心,是国际商贸等全球组织的所在地。世界城市都拥有发达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在70%以上。世界城市应具备为企业或市场的全球运营提供服务、管理和融资的能力在经济金融化趋势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世界城市必然是一定范围的金融服务中心。最高能级的三大世界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就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塑造世界城市的过程是城市经济产业体系的重组过程。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表现,现代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业主要包括会计、广告、金融和法律等成为世界城市的主导产业。比如,纽约是世界首位金融中心城市,还领导着美国的艺术、时尚、广告、银行和金融、出版、广播等服务业。
(二)世界城市具有全球市场影响力
全球影响力是衡量世界城市的核心指标,可以通过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跨国投资流量、外贸与运输业的分量、生产与商务活动的集中程度等指标来衡量。全球市场影响力突出表现在:拥有一个全球资本流和信息流的集散港,以此为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提供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纽约、伦敦和东京作为顶级世界城市,聚集了较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国际经济与政治组织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管理和控制中心――企业总部集聚地。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具有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能力,而控制主要来源于跨国公司总部或区域性总部。比如,1991年在全球百家最大银行的总收入和总资产中,伦敦、纽约和东京三个城市所占比重分别为49.3%和60.1%;在全球25家最大证券公司的总收入和总资产中,伦敦、纽约和东京三个城市所占比重分别为99.3%和97.8%。这些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和信息的集散中心,在全球市场上占据最高点,它们对全球市场要素和市场信息的控制能力对全球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城市多是所在国及其更大区域的首位城市尤其是国家的首都,拥有足够多人口,特别是有大量的人才尤其是高端、领军、统帅型人才,是主要政治中心、政府的所在地,具有良好的居住环境以吸引所需的经济活动和专业人才,并不断创造出新的行业与经济活动,是创造新思想、创造新时尚、新价值观和新文化的中心,具有引领各种潮流的能力。世界城市是全球信息中心。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通讯系统和网络在全球的延伸,并且全球信息网络与全球金融系统及经济活动紧密相连,信息技术的国际扩张是国际间金融和经济活动联系的技术支撑。因此,对全球化经济的管理和控制需要世界城市成为全球信息中心。
(三)世界城市发展都进行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
几乎所有的世界城市都经历过由于城市规模过大、人口和产业过于集中所导致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城市无序扩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为此,伦敦、东京、首尔等城市都进行过新城建设,以疏散大城市中心的人口和功能。在新城运动中,英国共建设32个新镇,其中位于伦敦地区的有11个。英国的新城运动后来广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建设新城也是日本东京实施分散城市功能战略的重要途径。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东京周边地区建设了筑波学园城市、多摩新城等。上世纪70至90年代在东京产业结构的提升和转型带动下,又一次出现了人口和功能的集中,导致各种大城市问题。于是东京在80年代开始调整空间结构,逐渐明晰了“多核心型”城市结构的发展目标,相继建设了池袋、新宿、涩谷、大崎等副中心,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成为东京的区域性中心。可见,世界城市发展的理念已经从消极被动地控制城市规模,转向疏散、引导过度集中和膨胀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整体活力上来。
(四)世界城市发展中存在两极分化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间移民大量增加,国际移民从落后国家(地区)向发达国家(地区)流动的趋势增强。这对世界城市社会结构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人口在社会、种族和文化等方面日益融合,这是世界城市发展的必要元素;另一方面,全球化极大地强化了社会分化,在城市中制造出新的屏障。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处于全球城市体系最顶端的世界城市也是贫富最为悬殊的地方,它们汇聚了巨大的权力,也造成了城市内部的两极化和边缘化。各世界城市共同存在一个矛盾的现象:在这些世界经济的指挥部,一方面聚集着全球最富有者和最有权势者,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越来越庞大,孤独的、政治上被边缘化的移民越来越多,被剥夺殆尽的少数种族或民族越来越多。从就业结构来看,一端是从事管理和商业服务的高技术、高薪人员,另一端是为专业人士提供服务的低技术、低收入人员。
(五)世界城市有较强的国际兼容性
世界城市都广泛开展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交流活动,举办各种国际会议,如巴黎每年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达二三百个。世界城市还具有人口多样性(出生地为外地、外国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和文化多元性(工作语言的多语种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一视同仁以及不同背景的居民对市政的参与度)特征,不同语言、文化、民族的集聚和融合,形成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文化的多样性是吸引和留住全球人才的主要因素,也是适宜于创新的外部环境,纽约是这方面成功的典型。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已经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和新潮流。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的提高,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拥有占领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制高点的能力,需要建设世界城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考虑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角色定位,而且城市功能定位应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而相应调整。作为首都,北京处于我国城市体系顶端,北京也应有新的奋斗方向,应朝着世界城市的目标迈进。
从我国经济发展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一目标要求我国必须发展世界城市。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大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成为跨国界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框架。其中世界城市作为全球化经济的空间节点,承担着世界性调控和集散功能。通过建设中国的世界城市,以之作为在世界舞台发挥作用的重要角色和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社会单元,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从国内发展来看,国内各省市区经济发展态势争先恐后,竞争激烈,北京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领跑全国,就必须找准定位,赢得发展主动权。而且,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三个北京”的全面建设与扎实推进,为北京赢得了全球声誉,呈现了北京作为现代国际大都市的崭新面貌,这也内在地要求北京要在发展中不断地优质化、集约化、国际化,内在要求北京进入全面建设世界城市的新阶段。建设世界城市,必然对首都北京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必然要求首都北京从大国首都的定位来思考和谋划北京的建设与发展,从而拉开北京全面建设国际一流水平的世界城市的大幕。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指出,要“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首都在国家经济管理、科技创新、信息、交通、旅游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发展首都经济,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辐射带动能力”。这是北京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
从可行性来看,首都北京具有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地理位置,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有极强的集聚吸引扩散能力,具有实力极为强大的科技、智力、人才资源,即使放在全球范围里,也极具强大的竞争能力,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是国内服务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前列城市之一,具有建设成国际一流水平世界城市的有利条件。而且,建设世界城市必然会使北京在规模、速度、水平、程度、范围等方面都成为载入世界历史的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新的范本,使站在世界前台的中国首都的现代化充分彰显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
北京的产业结构已升级为“服务型”。2008年,北京三次产业的产值占比分别为1.1%、25.7%和73.2%,服务业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主体,初步奠定了作为世界城市的产业基础。其次,较强的航空运输能力。航空交通流是判别世界城市的重要指标。2009年,首都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6000万人次,排名世界第4位,跻身世界前十大最繁忙机场行列,提供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航空运输的技术保障。再次,较强的创新能力。世界城市应是科技创新和产品创新中心。北京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每万人科技人员比重、区域内拥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量等指标值都较高;拥有大量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发活动集中于重大创新、系统性创新及尖端科技领域。而且,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增强了北京城市魅力。每个世界城市都有其个性。北京的历史文化古迹以及几千年的传统积淀,使北京具备了世界城市应有的城市文化魅力和个性。
奥运会的承办和应对金融危机为扩大北京的国际影响提供了新机遇。北京通过承办2008年奥运会,增进了全世界对北京的了解,提升了北京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北京借此向世界展示了国家和城市的实力与责任,成为北京迈向世界城市的新起点。尤其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致力于应对危机的国际行动,成为稳定世界经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北京”在国际上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这潜在地促进了北京作为大国首都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层级的提升,为北京发展世界城市提供了新机遇。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若干建议
第一,建设世界城市,必须走经济、社会、资源、人口、环境相互友好的道路。庞大的人口基数与相对较少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北京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我们要探索一种能满足集约土地、人口高度密集特点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城市具备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与三次产业结构协调的能力,解决好居民就业、居住、教育、卫生、文化各方面需求,并能为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规划与保障。
第二,建设世界城市,必须处理好经济功能与政治、文化功能的关系,促进北京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多年来,在北京被确定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之后,其经济功能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明确的,只有把北京城市发展的着眼点从国内转向世界,才能认清北京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北京的经济发展了,既可以加快其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又能满足首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是促进首都繁荣与稳定,保证充分发挥政治、文化中心作用的根本前提。要加强首都的经济功能,主要是推进首都经济功能的国际化,强化其国际金融中心等功能,加快发展那些既适合首都特点,又与世界城市功能相一致的新型经济。根据世界城市的功能要求,未来北京的产业结构应依据资源优势、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产业层次高、辐射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务服务体系;重点吸引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亚太区总部、大中华区总部、中国区总部。同时,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会计、法律、信息、咨询、文化传媒等现代服务业企业总部;积极吸引国内外大型企业的研发中心、销售中心、采购中心、结算中等等。
第三,建设世界城市,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优化发展环境。实现建设国际一流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北京必须在体制创新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要探索建立新的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公共平台,通过制度建设切实保障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都能介入到整个城市的决策、规划与管理过程中来。
第四,建设世界城市,必须加大北京对“泛首都区域”的全方位的辐射力、开放度、凝聚力。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全球经济有重要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北京要成为吸纳海外资源、促成周边区域其他城市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带动区域内各经济体进一步发展,区域城市之间要以发展好自身的独特竞争力为前提,实现功能互补、整体协调。要从以下几方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1)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服务贸易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增强城市服务功能,提高城市国际化水平;(2)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引进高新技术、现金管理,增强首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
第五,继续推进 “三个北京”的建设,提升首都北京在全球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是北京科学发展的具体体现,是建设“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应有之义,是建设国际一流世界城市的基础性工程。世界城市的奋斗目标,对“三个北京”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三个北京”高水平的建设成果会推动首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更好更快实现。
第六,发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增强北京城市魅力。世界城市各有特色和魅力。比如,占据全球文化制高点的世界城市是巴黎和洛杉矶。巴黎作为欧洲经典文化的代表,洛杉矶作为当代流行文化的代表,对人类生活发生着巨大影响。经验表明,如果不重视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必将导致丧失文化个性的“无国籍”城市的出现,即所有城市呈现相似的建筑模式和街道景观,使人们难以寻找区域的特性和固有魅力。如果城市丧失个性,就难以形成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同时也失去作为旅游资源的价值。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应当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增强作为国际旅游城市的特色,体现北京城市魅力。
第七,提高城市能级,增强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近年来,北京在基础设施建设、综合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通过与几个主要世界城市的基本指标的比较分析,数据显示,北京与较高层级的世界城市伦敦、纽约、东京、首尔相比,在人均GDP(美元)、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500家跨国公司总部数(家)、空港年人流量(万人次)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根据泰勒等人对世界城市层级(hierarchy)研究,北京已经成为Gamma级世界城市,或者说是第三层级的世界城市。这些研究表明,北京已进入世界城市体系,但尚处于较低层级。因此,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提高城市能级,增强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发展重点在于提升产业层次,特别是发展现代第三产业;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跨国公司等国际机构,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北京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强化亚非论坛、朝核六方论坛的机制,使其向制度化、常态化发展,不断提高北京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建设国际一流水平的世界城市是一项极其复杂而又工程浩大的社会系统工作,需要做的事甚多,上面提到的只是部分需要做的事情而已,有很多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全新探索。总之,要从我国国情国力的变化对北京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从大国首都的新定位角度来思考和谋划北京新一轮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相关链接
GaWC的世界级城市名册
1999年,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GaWC)以英国列斯特郡拉夫堡的拉夫堡大学为基地,尝试为世界级城市定义和分类。
GaWC(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将世界城市划分为α、β和γ级别,最高级别为α++级(2008年)。
α++:纽约,伦敦
α+:香港,巴黎,新加坡,东京,悉尼,米兰,北京,上海
α:马德里,莫斯科,首尔,多伦多,布鲁塞尔,芝加哥,吉隆坡,孟买,布宜诺斯艾利斯
α-:华沙,圣保罗,苏黎世,阿姆斯特丹,墨西哥城,雅加达,都柏林,曼谷,台北,伊斯坦布尔,里斯本,罗马,法兰克福,斯德哥尔摩,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雅典,加拉加斯,洛杉矶,奥克兰(新西兰),圣地亚哥
β+:华盛顿,墨尔本,约翰内斯堡,亚特兰大,巴塞罗那,旧金山,马尼拉,波哥大,特拉维夫,新德里,迪拜,布加勒斯特
β:奥斯陆,柏林,赫尔辛基,日内瓦,利雅得,哥本哈根,汉堡,开罗,卢森堡,班加罗尔,达拉斯,科威特城,波士顿
β-:慕尼黑,迈阿密,利马,基辅,休斯顿,广州,贝鲁特,卡拉奇,索菲亚,蒙得维的亚,里约热内卢,胡志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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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部首范文第3篇
中世纪指的是欧洲封建社会，大约从公元5世纪至14世纪。中世纪欧洲的各种音乐机构如编写、研究机构，以及合唱队、学校等，全部隶属于教会，由神职人员管理。在中世纪的前期，西方音乐呈现出基督教音乐一花独放的局面。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是以教堂音乐为主要表现形式。
中世纪基督教音乐的代表是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Chant）。该圣咏出现在6世纪，因罗马教皇格列高利（GregoryI，在任590－604）而得名。据说公元6世纪时，各地教会音乐并不统一。格列高利一世致力于教会音乐的统一，将原有的各地教会的教仪歌曲、赞美歌等收集、选择、整理，编成一本《对唱歌集》（Antiphonarium），并对调式及用法加以规定。格列高利圣咏由大量附有拉丁文歌词的单音音乐组成。它是一种忠实表达经文的歌曲，其旋律超脱、冷静、毫无人间的欲念。它并非为欣赏，而纯粹是为宗教礼仪所创作，是实用音乐，并不重视听觉上的美感，或俗乐的夸张。这种圣咏以纯人声演唱，没有乐器伴奏，不用变化和装饰音。它也没有节线和拍子记号，完全是自由节拍，歌词只用拉丁文。格列高利圣咏全都是天主教的礼仪歌曲，只供教士吟唱，会众不参加唱诗。
格列高利圣咏形成后，迅速传向各地，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英国、爱尔兰、法国等地得到了普及发展。直到14世纪，在天主教会中还只有格列高利圣咏。在今天的天主教会中，格列高利圣咏也常被采用。
格列高利圣咏作为欧洲封建社会初期的主体音乐，可以说是西方音乐文化中的第一朵花。它的发展与整个西方音乐史有密切的关系。在记谱法的研究、音乐理论、复音音乐的兴起与发展、音乐学校的成立等许多方面，都要提及格列高利圣咏，即使现代的调式音乐也是以格列高利圣咏的调式为基础。
格列高利圣咏中最富特征的旋律不仅长久地保存在中世纪作曲家的创作中，而且还保存在后来许多世纪的作曲家的创作中。我们在巴赫、莫扎特等人的作品中可以听到这些旋律，如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李斯特的《死之舞》，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第5乐章、圣·桑的附有管风琴和钢琴的《C小调第三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钢琴和管弦乐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流传至今的许多乐曲，如小步舞曲、军队进行曲，以及奏鸣曲第一乐章等，都是由格列高利圣咏扩展而成。二.产生在基督教背景下的复音音乐复音音乐就是由两个或更多互相独立的声部构成的音乐。这种音乐的产生，标志著西方音乐前进了一大步。复音音乐出现在中世纪基督教的背景之下，是由格列高利圣咏发展而成，其音乐家都是天主教会的僧侣。
早在7世纪初，在天主教会中就有些僧侣音乐家对在格列高利圣咏上加上另一声部的伴奏感兴趣，并进行了一些试验。但实际使用复音音乐是在9世纪。
当时，一些僧侣音乐家尝试在格列高利圣咏的下方加上一个平行四度或五度的声部，这一变化，就把格列高利圣咏的单音音乐变成了复音音乐。这种简单的复音形式称为“奥尔加农”(Organum，也有人译为平行调)。奥尔加农产生于法国的利摩日，并且似乎一直被限制由少数演唱对答吟唱赞美诗和特定弥撒部分的技术高音的歌手所演唱。最初的奥尔加农多为二声部，它在巴黎圣母院发展到了最高水平。在那里，第三、甚至第四声部被增加到原来的单旋律圣歌上。奥尔加农最著名的作曲家是巴黎圣母院的乐师雷翁南（Leoninus，生活于12世纪），他曾创作了大量的奥尔加农，其中最有名的一本歌集为《奥尔加农总集》，是按天主教全年节日创作的，全部歌曲皆属于二声部花腔式的奥尔加农。到了11世纪末，有些僧侣音乐家又尝试把平行曲调加在圣咏的上方，由平行至斜行，渐渐又至反向进行。反向进行被肯定以后，复音音乐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就产生了，这就是“笛斯康都”（Discantus，也有人译为“反行调”）。笛斯康都以反向进行为原则，容许声部交错，并允许三、六度音程和经过音的进行，使旋律更加华丽。它多用于教会歌曲，主旋律多采用弥撒曲和每日祈祷经文中的旋律。笛斯康都盛行于法国，其最著名的作曲家是雷翁南的继承人，巴黎圣母院的乐师裴劳定（PerotinusMagnus，约1183-1236）。他的作品多超过两声部。
13世纪，复音音乐在基督教音乐中开始得到广泛使用。随著复音音乐的发展，又产生了两种新的多声部乐曲体裁复调合唱歌曲（Polyphonicconductus）和经文歌（Motet）。
复调合唱歌曲兴盛于13世纪初，它的主要特点是突破了以往多声部中必须有一个声部使用格列高利圣咏的限制，各个声部皆由作曲家自由创作，自由进行，声部之间的节奏大致相同。复调合唱歌曲的歌词通常是道德说教或礼仪性的，这种合唱曲似乎一直是为宗教或其它典礼的列队行进而准备的。
13世纪后期，复音音乐的新艺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奥尔加农中产生了经文歌。经文歌就是在圣咏曲调上加上一个或几个具有不同歌词的新的声部。
它最终取代了奥尔加农和复调合唱歌曲。
三.以基督教为主要内容的清唱剧产生于17世纪初的清唱剧是一种大型声乐套曲，也是音乐会中演出的大型声乐作品，时至今日，许多作曲家还运用它来表现重大的历史或现实题材。
清唱剧虽然出现在世俗音乐迅速发展的文艺复兴后期，但它的产生与内容均与基督教密切相关。
13世纪时，因受圣方济各（St.Francescod''''Assisi）运动的影响,在意大利产生并流行一种赞歌，被称为神灵赞（LandiSpirituali）。这是一种用流行的曲调和通俗化的歌词写的生活性的宗教歌曲。这些歌曲不在教堂演唱，而是在人们聚集一起作祈祷的罗马市民的家里演唱。稍后这种赞歌插入了对话形式，于是对话式的神灵赞就产生了。这种神灵赞以简单的和声，大众化的格调，由不同的歌队以对唱曲的形式唱出。
清唱剧就是把神灵赞戏剧化而产生的。有人认为1600年在罗马上演的一部作品《灵魂与肉体的表现》是现存的最早清唱剧。也有人认为1619年由阿奈利奥（G.FrancescoAnerio）创作的《神韵剧》才是第一部真正的清唱剧。
清唱剧的结构与歌剧的组成，大致相同：有抒情调、独唱二重唱、朗诵调、合唱、序曲和其它器乐曲，也有故事情节和角色的分配。不同之处在于：清唱剧中演员不化装、不表演、只歌唱，无舞台布景、灯光、道具，演唱者一直在台上，没有出入场和其它戏剧化的动作，整场演出自始至终不分幕，而只有章节之分，专有一名叙诵者，叙说情节。此外，清唱剧中的合唱比歌剧多。
早期的清唱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使用拉丁文的清唱剧，专以圣经为题材，属于真正的教会音乐，这种清唱剧到17世纪后半期就消失了。另一种清唱剧使用的是意大利文，取材较自由，主要在音乐会上演唱,被称为通俗清唱剧。流传至今的清唱剧，就是后者。通俗清唱剧虽然不是教会礼仪音乐，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大部分的清唱剧作品都是以基督教为主要内容。
17世纪最著名的清唱剧作曲家是意大利的卡里西米(Carissimi,Giacomo,1605-1674)和德国的许茨(H.Schutz,1585-1672)。卡里西米创作的16首清唱剧，都是根据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写成的，其中较著名的有《耶弗他》、《所罗门断案》、《伯沙撒》和《最后审判》。许茨创作的清唱剧多以基督生平传略、圣经福音书为题材，被称为“受难清唱剧”，其中较著名的有：《复活节清唱剧》、《十字架上耶稣的七言》、《圣诞节的故事》。
继卡里西米和许茨以后，整个巴洛克时期（1600-1750）最杰出的清唱剧大师当数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GeorgeFridericHandel，1685-1759）。亨德尔的创作主要是歌剧和清唱剧。亨德尔一生共创作了32部清唱剧，大部分都是以圣经故事为题材。比较有影响，时至今日还经常上演的有：《扫罗》、《以色列人在埃及》、《弥赛亚》、《参孙》、《犹大·玛可白》、《约书亚》、《所罗门》。其中《弥赛亚》和《参孙》是举世公认的清唱剧中的经典之作。《弥赛亚》以圣经福音书为题材，叙述了耶稣的诞生、传福音、受难、被钉死十字架及显圣复活的经历。这部清唱剧1743年在伦敦音乐厅举行首演时，震撼了所有的观众，甚至英王乔治二世在听完第二幕终曲《哈利路亚》后，起立以示敬意，直至曲终。与亨德尔同时代的另一位杰出的音乐大师德国作曲家巴赫（J.S.Bach,1685-1750）也曾创作了数部卓越的受难清唱剧，如《约翰受难曲》、《马太受难曲》和《圣诞清唱剧》等，这些清唱剧的内容都取材于圣经四福音书。
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海顿在声乐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清唱剧。他共创作了5部清唱剧，大部分都有基督的内容，如《多比亚的归来》、《十字架的七言》、《创世记》等，其中以《创世记》最为著名。
《创世记》取材于弥尔顿的《失乐园》的第二章，叙述了上帝创世及亚当、夏娃堕落的故事。
近代欧洲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的唯一一部清唱剧《基督在橄榄山上》也是以基督教为主题创作的。
19世纪最杰出的清唱剧出自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之手。门德尔松共创作了3部清唱剧，其中最著名的有《圣保罗》和《以利亚》。《以利亚》至今还在上演。他的第三部清唱剧是《基督》，可惜没有完成。这3部清唱剧均取材于圣经故事。
19世纪以基督教为主要内容创作的清唱剧还有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的《基督的童年》、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圣伊利沙白》和《基督》等。
20世纪许多著名的清唱剧仍以基督教为题材，如英国作曲家埃尔加《吉伦舍斯之梦》、沃尔顿创作的《白尔夏沙之宴》、美籍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俄底浦斯王》、波兰作曲家彭德雷茨基创作的《圣路加受难曲》等。
四.西方著名音乐家的基督教音乐创作基督教对西方音乐的影响,还表现在音乐家们创作的基督教音乐上。
14世纪西方最重要的音乐家当推法国的诗人兼作曲家马肖（GuillaumedeMachaut,1300-1377）。马肖年轻时曾受过神学教育，并领受了神父的职位。他的作品中教会音乐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中主要是经文歌和弥撒曲。14世纪最著名的一首教会音乐作品就是马肖创作的《圣母弥撒曲》，这是特别为法国国王加冕而作的一首4声部合唱弥撒曲。
15世纪前半期最重要的作曲家迪费（GuillaumeDufey，1400-1474），也是一名天主教神父，他的弥撒曲保存至今的有8首，其中最著名的有《EcceancillaDomini》和《AveReginacoelorum》。他所创作的经文歌，不仅数量多，而且很有深度，极虔诚，如为佛罗伦萨主教座堂而作的《Nuperrosarum》，以及为拜占庭的没落而作的《君士坦丁堡的挽歌》。
15世纪后半期最负盛名的音乐家是两位佛兰芒作曲家欧克赫姆（JohannesOckeghem，1430-1495）和德普雷（JosquindesPrez，1450-1521）。他们都创作了大量的教会音乐。欧克赫姆的作品中较著名的有《扩展弥撒曲》、《谁之声弥撒曲》和《第五调式弥撒曲》，以及一首常被人提及的经文歌《感谢上主》。德普雷创作的教会音乐作品尚存至今的有约30首弥撒曲和100多首经文歌。其中以弥撒曲《Pangelingua》、《武士弥撒曲》、经文歌《Aveverum》、《万福马利亚》、《圣母悼歌》最为著名。
16世纪西方最杰出的音乐大师可说是比利时人拉萨斯（OrlandusLassus，1532-1594）和意大利人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1525-1594）。拉萨斯曾创作了52首弥撒曲、100首圣母赞主歌，约1200首经文歌和其它圣咏、悼歌。他的经文歌在音乐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主要代表作有《安葬弥撒》、《忏悔圣咏》。帕莱斯特里纳曾被人称为“音乐之王”，其作品不仅优美动听，而且数量惊人，计有弥撒曲103首，经文歌330首，奉献曲68首，赞歌87首，圣母赞主歌35首，哀歌13首等。他的作品追求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礼仪音乐。
被誉为近代音乐之父的德国作曲家巴赫，是巴洛克时期（1600－1750）最伟大的音乐大师，也是最后一位把为教堂创作音乐视为最大关怀的伟大天才。在他的创作中，教会音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作为虔诚的新教教徒的巴赫，对教会音乐的主要贡献有：创作了5首弥撒曲，6首经文歌；为教会创作了5年内每周礼仪所用的康塔塔（一种大型声乐套曲）共200首；又创作了大量的管风琴曲，其中有144首圣咏调。在这些作品中被视为巴赫代表作的是《B小调弥撒曲》。
这首弥撒曲被认为是同类音乐中最深刻、最壮观、最杰出的范例之一。它包括传统的《天主矜怜颂》、《荣福经》、《信经》、《至圣经》、《羔羊经》5个部分，共24首分曲。其中渗透著新教的改革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
古典时代（1750-1820）最伟大的3位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都曾创作过教会音乐。海顿深受基督教音乐的薰陶。曾创作了14首弥撒曲，其中以《纳尔逊弥撒曲》最有名。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18首弥撒曲，较著名的有《C小调弥撒曲》、《加冕弥撒曲》和《安魂弥撒曲》。他还创作了8首康塔塔，其中以《忏悔的大卫》和《马松小康塔塔》最著名。他的经文歌《欢呼圣体》也很有名。贝多芬一生中虽只创作了两首弥撒曲，《C大调弥撒曲》和《庄严弥撒曲》，《庄严弥撒曲》被贝多芬视为毕生的杰作，他完全是按著心灵的感受而创作的。这首弥撒曲虽然不是一首礼仪的圣乐，但却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情绪，的确是一首崇高的宗教音乐作品。
进入浪漫主义时代（1820-1900）后，不少音乐家仍在创作基督教音乐。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罗西尼的后半生仅创作了两部作品，均为基督教音乐，一部为《圣母悼歌》，另一部为《小庄严弥撒曲》。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也创作过6首弥撒曲和其它圣乐，其中以《AB大调弥撒曲》和《圣母颂》最著名。他的《圣母颂》曲调柔美婉转，表达细腻丰富，抒发了对真善美的向往。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创作的基督教音乐有《安魂弥撒曲》和《感恩曲》。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则对赞歌、颂歌和经文歌等合唱乐的创作感兴趣，他的最有名的一首圣乐为《赞颂西雍》。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一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创作过弥撒曲、圣咏等教会音乐，如《格兰弥撒曲》和《UngarischeKronungs-Messe》等。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创作了不少教会音乐作品。他的最著名的一首圣乐是《安魂弥撒曲》。该曲采用传统弥撒的体裁和词句，包括《安魂》、《愤怒的日子》、《奉献》、《至圣g》、《上帝的羔羊》、《泪经》、《拯救我吧》7个部分，具有催人泪下的巨大感染力。法国作曲家古诺的作品中以抒情歌剧和教会音乐最为出色。他最有名的一首弥撒曲是《圣则济利亚弥撒》，著名的梵帝冈国歌《教皇进行曲》也是他创作的。奥地利作曲家布鲁克纳创作的交响乐曲往往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管风琴音乐效果,把对宗教的信仰，体现到极其宏伟的音乐形式之中，如他的《启示交响曲》和《悲剧交响曲》(又称《教堂交响曲》)。他创作的圣乐有《弥撒曲》、《安魂曲》和《感恩曲》等。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也创作了不少合唱体裁的教会音乐，包括《德国安魂曲》、《感恩曲》、《弥撒曲》等。
20世纪以来，许多音乐家们从基督教中汲取灵感和创作激情，写出了不少优秀的基督教圣乐。斯特拉文斯基的《弥撒曲》是本世纪弥撒曲中的佼佼者，令人回想起14、15世纪时的教会音乐。他的《诗篇交响曲》选择了圣经中的3首赞美诗作为交响曲3个乐章声乐部分的唱词，这部巨作被作者称为“为上帝的荣耀而作”。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无伴奏合唱《G小调弥撒曲》是他声乐作品中的杰作，代表了他声乐创作的最高水平。英国作曲家威廉斯的《圣诞颂歌幻想曲》、布里顿的《圣诞颂歌仪式》也属于本世纪优秀的基督教圣乐之列。此外，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英国作曲家沃尔顿、美国作曲家伯恩斯坦都创作了一些杰出的弥撒曲。
西方音乐之所以采用许多基督教的题材，主要在于西方的观众、听众对基督教非常熟悉，欣赏起来通俗易懂。如果我们对基督教缺乏了解，就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和欣赏西方音乐。所以不管是从欣赏西方音乐的角度，还是从全面了解基督教的角度，研究基督教与西方音乐之间的关系都是必要的。
注释:1、李应华《西方音乐史略》，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2、Douglas《TheNewInternationalDictionaryoftheChristianChurch》，ZondervanPublishingHouse1981。
3、刘志明《西洋音乐史与风格》，台北大陆书店出版，1981年12月版。
4、叶松荣《西方音乐史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3月版。
5、（苏）阿·伊·康津斯基《西洋音乐通史》（第一册），音乐出版社1958年12月版。
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3月版。
世的部首范文第4篇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提升了首都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也极大提升了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奥运三大理念转化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三大发展战略，成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和鲜明特色。”
段霞研究中的世界城市总是流动着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世界城市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进入后工业社会，她认为世界城市的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于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城市发展的支柱行业，世界城市成为服务性城市和全球信息的聚集地。二是世界城市出现了政治、经济、人文、科技强势融合发展的特征。
记者发现，在这些世界城市的新特征中，都能发现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明日之星已初步具备这样的基本特质：
世界经济管理控制中心。世界城市首先体现了很强的世界经济管理和控制的能力。一是跨国企业总部云集。段霞认为，企业总部集中了企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承担发展战略的制定等决策职能，对分散于各地的机构和经济活动具有管理和控制的职能；北京由于具有政策优势，与政府政策部门和监管部门的信息沟通和理解方便，成为了国外跨国公司进驻中国、建立地区性总部的首选之地。
2006年，中国社科院曾经对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在部分城市的分布做了分析，其中东京52个，纽约24个，伦敦23个，北京15个；记者得到的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底，共有80多家跨国公司将区域总部落在北京；再加上国内的世界500企业总部大都聚集在北京，北京总部经济的优势十分明显。
二是世界城市的金融服务业非常发达，纽约、伦敦和东京就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具备为企业或市场的全球运营提供服务、管理和融资的能力。
作为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所在地，以及国内大型金融机构总部的聚集地，北京金融业的发展拥有巨大的资本管理优势，已初步形成了与首都地位相称、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国家金融资本管理中心。2009年，北京金融业实现增加值856.1亿元，同比增长22.9％，居各行业增幅之首，其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16.13％，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8.8％，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居全国的首位。 最为突出的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日本、欧洲的金融机构普遍陷入困境，而中国金融毫发未损，随着中国金融话语权的上升，北京对国际金融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国际事务协调中心。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贸、卫生、环境、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多边国际协商活动在世界城市举行，世界城市成为全球性问题解决的聚会地、协商地和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场。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越来越成为各种国际活动的乐选之地，甚至是必选之地。这与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以及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愿意在国际事务中担当积极角色密切相关，也与北京这座古老文明城市越来越国际化并在这一过程中焕发出的活力和魅力密不可分。可以预见，北京作为国际事务协调中心的地位将会得到加强。
世界知识创新中心。早在二十多年前，从中关村的硅谷之梦开始，北京就被贴上了“创新”的标签。这些年来，流动的人才浩浩荡荡奔赴北京，使北京汇集了大量的国际国内专业人才。段霞告诉记者，北京是我国的教育科研中心，也是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高端人才密集度最高的地区。2007年，北京地区的两院院士人数达719人，2008年北京地区科研院所达266所，2008年，北京专利申请量为43508项，批准量为17747项。
“北京的智力密集与其他国际城市相比并不逊色。”段霞谈到，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将中关村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一环。立足中关村发展，努力使中关村成为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聚集区，世界前沿技术研发和先进标准制定的引领区，国际性领军企业的发展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技术产业的辐射区，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的实验区。 段霞很看好北京成为新一轮竞争中的“世界知识创新中心”。在她看来，这类中心应该具备以下几个要素：拥有高速通讯网络和“智能信息城”、创意成为最能体现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价值；适合创业的软硬环境等。 世界文化中心。后工业社会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非物质生产性趋势十分明显。这意味着，文化不再仅仅是依靠社会资助的精神产品，而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009年北京天创文化公司旗下剧目《功夫传奇》在能容纳2400人的伦敦大剧院连演27场，场场爆满引起轰动，这是中国舞台剧首次以商演的形式进入欧洲高端演艺市场。
世的部首范文第5篇
中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18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ABB、摩托罗拉、诺基亚……纷至沓来的国际总部，北汽控股、首旅、联想、国美……快速发展的地方企业总部，一批灿若繁星的总部型企业在首都经济的主旋律中跃动，带动首都经济向高端、高效、高辐射力方向发展，引领首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奏响了北京产业旋律的最强音。
诺基亚的两次“搬家”
2007年底，诺基亚中国总部及研发中心大楼在位于亦庄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成。
时隔7年，诺基亚在北京即将开始第二次“搬家”。
2000年，诺基亚现任资讯部经理沈健作为“搬家经理”曾亲自操持了诺基亚的第一次“搬家”。
那时，诺基亚要把工厂从酒仙桥搬到亦庄来，公司关注的是水、电、气、热等“八通一平”的基础设施条件，而当时搬过来的员工也大多是20岁以下的技术工人。
第一次搬家，诺基亚把生产制造基地落户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带动了近20家世界一流的手机零配件企业入驻，形成了著名的“星网工业园模式”。
目前，诺基亚手机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已达到39%，是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在手机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也同时成为诺基亚手机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全世界50%以上的诺基亚手机也是在中国研发的。
岁末年初，新落成的诺基亚中国总部及研发中心即将迎来2000名诺基亚精英，他们是诺基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研发设计人员。
沈健告诉记者：“这对诺基亚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里将集研发、生产、供应、物流配送、管理服务为一体，形成全世界目前最完整、最具规模的手机产业链。既有办公的性质，又有实质性的生产研发。
“诺基亚这次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的，已不单单是总部，而是诺基亚中国园。” 沈健的语气里流露出坚定和自信。
7年时间，诺基亚在北京已深深扎根。
北京成为总部经济发展沃土
近年来，北京充分发挥首都科技、人才、信息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断增强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的吸引力，努力搭建服务于国内大企业集团总部的平台，总部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最新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中，中国内地企业有22家上榜，其中18家企业的总部坐落在北京。中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远洋运输等进入世界500强的18家企业均为中央企业，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这些中央在京企业特别是特大型企业快速发展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它们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又是加快北京国际化步伐的骨干力量，同时也成为发展首都经济的最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北京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为代表的国际总部发展迅速。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2家（不含未申请认定但实际履行职能的地区总部），其中由国家认定的地区总部20家，包括ABB、摩托罗拉、诺基亚、佳能等。东亚银行、德意志银行、韩国友利银行等具有地区总部性质的投资性公司153家，占全国投资性公司总数的50%以上，位居全国中心城市首位。微软、路透、谷歌、甲骨文、易安信公司（EMC）等外资研发中心达到239家。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开放，今年又有摩根大通、韩亚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7家外资法人银行，及三星火灾保险等8家外资保险公司落户。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联席场外交易市场已入驻CBD。
1996年蓝星集团总部从兰州迁入北京，2005年集团资产、销售额均达到300亿元，并控股“蓝星清洗”、“星新材料”、“沈阳化工”3家上市公司。像蓝星一样从国内其他省市迁移过来的企业集团还有经维纺机、远大空调等等。外来的地方企业总部和北汽控股、首旅集团、联想集团、首创集团、用友股份、华夏银行、国美集团等106家非央属企业集团一起，丰富了我市总部经济形态，成为首都总部经济的重要补充。
他们为什么选择CBD？
在财富中心顶层俯瞰CBD的时候，你可能会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8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选择北京，选择CBD？
韩国友利银行行长金大植给出的答案是：“友利进入中国已经10年了，2007年是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第一年，也是韩国友利银行正式开业的第一年。选择落户北京，是因为北京具有中国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能最先感知政策和金融环境的变化，而CBD正在成为引领北京金融产业发展的龙头，是北京与世界的黄金分割点。”
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游一冰曾在伦敦、香港等地工作多年，他说，这几年CBD建设速度之快，只有中国，只有北京能做到，而市、区两级政府大力营造的亲商重商氛围，也让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政府给予的支持。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CBD地区总部数量在全市高居榜首。截至2006年底， CBD累计引进地区总部83家，其中，来CBD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中，约有一半左右位居世界500强之列。目前，商务部在北京共认定19家地区总部（不含金融业），其中17家落户朝阳区，北京市共认定地区总部35家，其中26家落户朝阳区，分别占到89.47%和74.26%。
截至2007年10月，首批在京注册的6家外资法人银行中有已有3家确认在CBD区域发展。其中，韩国友利银行已经开业，德意志银行、韩国新韩银行也已完成办公选址。仅2007年就有韩国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等12家金融机构总部落户CBD，金融企业总部已达34家。
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春成介绍说：“近年来，朝阳区通过出台北京CBD金融产业发展配套政策、《北京商务中心区〈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实施意见》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并根据总部经济定位，完善了管家式服务机制，同时深挖500强企业投资潜力，以商引商。目前CBD地区总部平均合同外资额高达9787万美元，呈现出投资规模大、增资额大、入资快、再投入快的特点。”
“三大五小” 总部聚集区彰显活力
目前，我市总部经济已呈现出“三大五小”的发展格局。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商务中心区（CBD）三大总部聚集区已发展成为首都经济引擎；东二环交通商务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丰台总部基地、望京电子城、临空经济区五小总部聚集区也同样凸显出经济发展活力。
金融街作为我国金融资产最密集的区域、中央特大型总部的重要承载地，已基本形成了金融企业总部聚集区。目前共聚集金融、电信及各类企业总部、地区总部140家，其中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的总部或地区总部60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大唐电力、国电公司等中央直属企业总部80家。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充分发挥科技教育资源优势，努力打造自主创新高地，基本形成了以IT产业为主的高技术产业企业总部及研发总部聚集区。截至目前，中关村在纳斯达克上市企业累计达到17家，占到大陆公司总数的一半，境内外上市公司累计达到98家。
依托朝阳区丰富的涉外资源和浓厚的国际化氛围，商务中心区（CBD）已初步形成综合性企业总部聚集区。普华永道、麦肯锡、保维斯律师事务所等200多家世界级商务服务企业云集，凤凰卫视、华尔街日报、CNN、BBC、VOA等一批国际传媒机构陆续入驻。
东二环交通商务区作为中央特大型企业的承载地之一，区内有中国石油、中海石油、北京移动、国华电力、中铁物资、中青旅等11家企业总部入驻（其中世界500强企业4家），有20家上市公司。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高新技术和现代制造业的主要基地，入区企业达到2200多家，拥有诺基亚、GE、施耐德、松下电工、中芯国际、Bayer等80多家著名跨国公司，其中世界500强企业40余家。
丰台总部基地目前聚集了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航天时代、建龙钢铁、中牧股份等200多家企业和企业总部，涉及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等诸多高科技行业。
望京电子城以电子通信为主的高技术产业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聚集发展，目前已入驻各类企业401家，包括摩托罗拉、北电网络、索尼爱立信、朗讯、三星中国服务总部、西门子等9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
临空经济区形成了以首都机场为核心，以空港工业区、空港物流基地等6个功能组团为依托，以航空产业、现代物流业、高新技术产业、会展业为代表的临空产业集群发展格局，集聚了松下、索爱、LG、JVC、TNT、空中客车、日本邮船等30家世界500强企业和550余家中外企业。
总部经济引领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006年，中关村海淀园实现增加值697.7亿元，金融街实现901.8亿元，商务中心区实现241.2亿元，以上三大总部基地共实现1840.7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3.4%，相当于1996年全市的总量。
在京进入世界500强的18家企业仅营业收入就高达7100亿美元，以近几年年均15-18%左右的增速计算，每年仅新增收入就高达1100亿美元。
总部经济不仅扩大了首都经济规模，而且代表了首都发展建设的主导方向。
总部经济是高端、高效、高辐射力产业的典型代表。发展总部经济有利于充分发挥首都人才、科技、信息等高端资源的优势，不仅有效解决了城区范围内制造业外迁后产业替代和产业接续问题，而且通过总部的聚集，扩大了生产需求，带动金融、法律、会计、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引领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发展总部经济还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提升北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促进本市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加快了首都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进程。
近年来，北京市推动总部经济发展的工作可谓不遗余力。
北京市“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及政府工作报告中多处强调要不断优化环境，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吸引国内外企业总部入驻北京。
我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若干规定的通知》及《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认定办法》，制定实施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北京市吸引高级人才奖励管理规定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并建立了《重要服务事项协调制度》、《重大项目绿色通道服务制度》、市领导与跨国公司座谈会等工作制度。这些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总部经济的发展。
另外，市政府对外联络服务办公室等服务型机构相继成立，为北京发展总部经济营造了浓厚的服务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