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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1898年2月12日出生于广州一个大户人家中。1923年10月，鲁迅先生兼任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后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的中国小说史。许广平当时是国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思想进步，她最喜欢听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所以每次上课她都争着坐在第一排，并积极向鲁迅提出问题，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1925年3月11日，已担任学校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在与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斗争中感到压力很大，她便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请鲁迅给予支持。从此他们便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特别是在1925年8月8日，当杨荫榆在报上刊登《女师大启事》，称刘和珍、许广平等15名进步学生为“恣意扰乱，极端破坏”，并计划将这些学生押解回家时，鲁迅挺身而出，让许广平等进步学生住进了北京西三条胡同的家中。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的率领下，北京各界群众5000多人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声讨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刘和珍、杨德群等40名进步学生，在段祺瑞执政府前惨遭枪杀。鲁迅非常愤慨，于4月2日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声援进步学生的行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鲁迅的名字就上了敌人通缉的“黑名单”。
1926年8月26日，鲁迅先生应好友林语堂之邀与许广平结伴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许广平则到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27年1月，鲁迅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任他的助教。这年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受上海四一二事件影响，也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大屠杀，逮捕了中山大学许多进步学生。鲁迅愤而辞职，于1927年10月3日与许广平来到上海，正式开始共同生活。随后，鲁迅谢绝教学之邀，担任了《语丝》杂志主编，帮助柔石等进步文学青年创办“朝花社”，平时主要从事创作。
许广平在1919年投身时，就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的编辑，认识鲁迅后又在鲁迅办的《莽原》周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到上海后，除了在生活上照顾鲁迅，她还为鲁迅查找资料、抄写文稿、校对译著等，使鲁迅专心写作。由于得到妻子许广平的大力帮助，鲁迅后期10年的创作成果，竟超过了以前的20年。
出版《鲁迅全集》迫在眉睫
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后，许广平决心完成丈夫的未竟之业。1937年4月，她先将鲁迅1934年至1936年的杂文13篇编成《夜记》出版。接着，她就开始筹划出版《鲁迅全集》的事宜。
鲁迅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文化界进步人士中享有极高的声望。郭沫若当年在《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一文中指出：“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目前的浴血抗战，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文汇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曾这样写道：“抗战爆发，对于鲁迅先生，谁都有更深切的悼念。原是那一支正义的锐利的笔，要是今日还健在，至少也可以胜过数十万雄师的力量吧。”由蔡元培、宋庆龄发起成立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也在《鲁迅全集》编印出版启事中说明：“编印出版《鲁迅全集》，其目的在于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
作为鲁迅夫人的许广平心里清楚，鲁迅生前也曾有汇集、整理和出版全集的想法，并亲自手订有两份著述目录，一是分为“人海杂言”“荆天丛草”“说林偶得”的总目，一是分为10部的总目。然而，要想出版《鲁迅全集》谈何容易！当时的中国系，对新闻出版控制非常严格，出版个人全集要报批，特别是鲁迅的一些作品集属于当局查封的重要对象，所以内政部迟迟没有答应出版《鲁迅全集》。鲁迅逝世后第九日，许寿裳致许广平信称，刊印《鲁迅全集》，当“有政治关系”，“务请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贡献文化之功，尽释芥蒂，开其禁令，不得自由出售”。
鲁迅的家原租住在上海大陆新村，因鲁迅去世后留下了几百万字的手稿，为防止派人来搜查，许广平在青年作家萧军的帮助下悄悄搬家，将鲁迅的手稿和家中物品搬到上海霞飞路霞飞坊64号，然后将其隐藏在厨房墙角煤堆里。上海沦陷后，鲁迅手稿的安全更是受到严重的威胁，无论是让特务还是让日本人搜去，都是无法弥补和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尽快出版《鲁迅全集》迫在眉睫。
《鲁迅全集》出版计划最初受挫
为了尽快出版《鲁迅全集》，1937年初，在许广平和好友许寿裳、台静农、胡愈之等人的筹划下，成立了以蔡元培、茅盾、周作人等人为主的《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鲁迅的作品以前大多是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但由于此前北新书局曾因版税纠纷与鲁迅对簿过公堂，此次出版《鲁迅全集》显然结果难料。
根据这种情况，许广平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便希望其时中国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来促成此事。因蔡元培先生是鲁迅的好友和老乡，鲁迅当年到教育部工作，就是蔡元培提携所致。所以许广平特请蔡元培出面与商务印书馆接洽、推荐，又请马裕藻、许寿裳两人通过胡适转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先生帮忙。胡适在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之后，许广平曾与胡适谈及鲁迅遗作的出版计划，即鲁迅生平译著约50种，其中再三考订之《嵇康集》《古小说钩沉》等。这次马裕藻、许寿裳二位先生请胡适先生鼎力设法，请商务印书馆帮助出版。此前鲁迅曾撰文“骂”过胡适，但胡适并没有计较，忙写好一封亲笔信，请王云五全力帮此大忙。许广平拿到胡适写给王云五总经理的亲笔信后，便匆匆找王商谈，王是胡适交往圈中的重要成员，见信如见人，当即表示“极愿尽力，一俟中央批下，即可订约，进行全集付梓”。当时计划将鲁迅的全部文字（200万字）分为10册，采取精装本、普及本两种版式出版，并表示“在稿件交出后四个月或六个月内，即可出书”，对许广平要求“影印及排印二部亦完全同意”。然而，由于北新书局还有心出版《集外集拾遗》《鲁迅书信集》（普及本）等，并对出版《鲁迅全集》也顾盼有意，所以拒绝让出鲁迅著作的版权，使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全集》的计划泡汤了。此后，蔡元培亲自致函商务印书馆要求订立出版契约，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复函同意出版，又因抗日战争爆发，使得《鲁迅全集》出版计划再度受挫。
第一部《鲁迅全集》最终问世
为了尽快出版《鲁迅全集》，胡愈之在环境险恶、经济拮据、出版发行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办起了名为“复社”的出版机构，用来出版《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他还考虑到当时政治条件下，《鲁迅全集》的出版会受到当局的干扰，便想到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题写《鲁迅全集》的书名，当局就不敢对这部书怎么样了。1938年4月，胡愈之由上海去香港，向“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正、副主席蔡元培和宋庆龄报告《鲁迅全集》的出版计划。蔡元培即席挥毫写了“鲁迅全集”4个大字，6月1日前还写了《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和《鲁迅先生全集序》。蔡元培在序中给鲁迅以极高的评价，称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之祖。胡愈之这一“招”果真灵，凭蔡元培在内的资历与声望，避免了当局的干扰。许广平也为《鲁迅全集》写了题跋。
如何解决出书资金不足问题？胡愈之又想出了一个办法：除了普通本廉价发行预约外，另印需预付100元一套的精制纪念本。靠这笔预付款筹集了资金，来印行《鲁迅全集》普通本和纪念本。在胡愈之、茅盾、巴金、沈钧儒、陶行知的热心号召下，先后收到来自祖国内地及南洋、美国一些爱国人士和华侨的多笔购书定金，终于解决了出版的资金难题。
当时，上海很多印刷工人很敬仰鲁迅，虽然大批工人失业，可一听说要出版《鲁迅全集》，他们热情很高，主动降低收费。在鲁迅亲友和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下，从1938年4月开始，在禁出红色书籍的“孤岛”上海，仅用不到4个月时间就将600万字、20卷的第一部《鲁迅全集》出了甲、乙、丙3种版本：其中甲种纪念本是布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乙种本是红布烫金，属精装本；丙种本为普通的平装本。乙种纪念本编号印制200套，定价200元。甲种纪念本售价为50元。普及本的开本与正文和纪念本相同，封面大红纸面布脊精装，正文报纸印刷，售价为8元。由于普及本是通过预订的方式发售的，定价8元属价廉物美，其时许多新文学作家都预订购买了普及本的《鲁迅全集》，以示学习和纪念，无意间也收藏了一种珍贵的新文学版本。
1938年8月10日，20卷本的《鲁迅全集》正式发行，正如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所说：“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这奇迹的创造，除百数十位学者文人以及工友，为全集挥毫、排校外，也得力于鲁迅生前多位好友与复社同人的百般努力。如果没有胡愈之的奇谋和努力，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在短期内顺利出版20卷的《鲁迅全集》呢！《鲁迅全集》的出版，达到了“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之目的。许广平、蔡元培、胡适、胡愈之等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功不可没。
许广平的最后岁月
完成了第一部《鲁迅全集》的出版后，许广平仍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她积极为抗日将士募捐，为《上海妇女》《妇女界》《上海周报》以及《申报》副刊《自由谈》《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等报纸杂志撰稿，并发表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以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宣传。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开进上海租界。一周后的凌晨5时，许广平在寓所被捕，关押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后又被转送到有“杀人魔窟”之称的汪伪的特务机关“调查统计局”。
日本人之所以逮捕许广平，因为她是鲁迅夫人，熟悉活跃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他们妄想从她的身上打开缺口，将进步的上海文人一网打尽。敌人机关算尽，终究是竹篮打水。在狱中他们先用欺、吓、哄、诈、骗、脱衣等手段，后改用打骂、罚饿、拷打以至电刑等酷刑。许广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面对敌人，她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智慧、斗志和惊人的毅力与敌人周旋，据理力辩，不畏斧剑鼎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敌人找不到真凭实据，不得不在关押了76天之后，让内山书店为她保释。
鲁迅的生平范文第2篇
鲁迅曾由家庭包办结婚，但由于出国和动荡的生活，实际上过着独身生活，从未享受到真正的爱情。许广平却真正恋爱过，她1922年考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认识了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青年李小辉，然而，1924年1月，李小辉因病去世，这使许广平好象受到雷震痛击，直到18年后回忆起来，她还感很痛心，“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洁的心。”鲁迅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兼课，深受许广平景仰。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求访信。四月的一天，她走进了鲁迅的寓所。后来，许广平和刘和珍等在学生运动中受到校方迫害，鲁迅毅然全力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这样，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发展了。
从1925年3月到7月间，鲁迅与许广平通信四十余封，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渐渐升腾为爱情的火焰。但是，他们信中没有花呀月呀的辞藻，没有悱侧和缠绵的柔情，而是对社会人生问题严肃的探讨。许广平说：“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他们的爱情遇到守旧者的非议。在讥笑和压力面前许广平表现了超凡脱俗的远见和坚韧不屈的精神。1925年10月，她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象烈火一样炽热，公开表达了对鲁迅的爱，她说，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许广平还在《风子是我的爱》的文章中宣布誓言。她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不相干！”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决心，赢得爱情胜利。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同到上海，开始共同生活。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婚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是不同于一般夫妻的。许广平自己说：“我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关系，倒不如说还时刻保持着师生之谊。这说法，我以为是更妥切的。”许广平也常常天真地向鲁迅提问：“我为什么总觉得你还是我的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鲁迅听了，总是惬意地笑笑，答非所问：“你这傻孩子。”
正是因为如此，许广平仍然把鲁迅看成是她的严师，她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去发现鲁迅的伟大品格，找出自己的短处，虚心下意地向鲁迅学习。鲁迅待人接物的态度，对人情世事的观察力，不避锋芒，为民族献身的伟大精神……，都使她看得更清楚，学得更具体了。
结婚前两人遥居广州、厦门时，鲁迅就希望许广平学习一门外语。婚后的一次闲谈中他又提出了这种希望，她同意了。从1927年12月起，鲁迅开始教她日语，教学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讲授由鲁迅亲自编写的二十七篇课文，作为打基础用；一个月后，课本换为《尼罗河之草》；第三阶段讲授日文版《马克思读本》。教学多在晚上进行。每当这时，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的师生时代。
同鲁迅共同生活后，夫妇二人在日寇侵略上海的战火中一起逃难，一起躲避反动派的通缉与迫害。为帮鲁迅写作，她千方百计查资料，找参考书；她是鲁迅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与批评者；她为鲁迅抄稿，极为仔细认真；鲁迅每一种译著出版，她总是跟他共同校对；鲁迅重要的谈话，她注意记录与整理，以便编辑成书；她精心保管鲁迅的文稿，哪怕是弃置的零章片页。
许广平又是一个出色的主妇。她无微不至地照顾鲁迅，精心料理他的起居、饮食，尽力使他不受干扰。为了节省，她精打细算，生活朴素，自己做棉鞋，打毛衣，缝衣裳。有客吃饭，她亲自下厨，甚至连鲁迅的换洗衣服也一概负责。为此，鲁迅曾向人感慨地说：“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方拿了。”
鲁迅到上海后，虽然卸去了教书的担子，却更加繁忙，每天晚上11点以后，许广平已进入梦乡，鲁迅却还在伏案工作，直至东方发白，红日映照。这时，许广平起床，料理他吃完早点，躺下休息。然后开始抄写、校对鲁迅的稿件。他们就象一个岗位上的两个战士，一个值白班，一个值夜班，周而复始，循环下去。
当然，他们并不是一直这样紧张刻板地重复着一天又一天。若晚饭后没有客人，他们便灭掉灯，坐在屋里，借助桔黄色的路灯由窗进来的微光，相对谈天。有时，鲁迅据案写作，许广平坐在旁边看报或做手工，两人都感到疲倦时，便放下工作，一边饮茶，一边谈天，再吃些零食。他们也到外面散步，或一起看画展，但真正能称得起娱乐的还是看电影，这种活动多由鲁迅提议，一方面是为了休息，另一方面也是对妻子操劳的酬谢。每次都买最好的座位，这是照顾妻子稍微近视的眼睛。
1929年9月27日清晨，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诞生了。26日上午，许广平出现阵痛后，年近50的鲁迅十分兴奋，赶忙把妻子送到医院。
孩子呱呱坠地，鲁迅欣慰又恢谐地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因为许广平难产，医生曾征求鲁迅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他毫不犹豫：“留大人”。许广平分娩第二天，鲁迅满面欢悦地走进医院，手里拿着一棵小巧玲珑的松树，轻轻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这棵小松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既象征着他的性格，又象征那个刚刚降生的新生命，象征着新的家庭生活的开始。
鲁迅每天都往医院去两三次，送来食品和其他用品，有时还领着一批批前来庆贺的朋友。每当客人散去，他就静静地坐下来，审视着孩子的脸，由衷地说：“真象我。”马上又补充：“我没有他漂亮。”一天，他来到病房，悠闲地坐下，首先问妻子是否想到给孩子起什么名了，许广平说没有，他款款地说：“我倒想起两个字，你看怎么样？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我叫他海婴。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却绝不会雷同……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个名字，自己随便改过来也可以，横竖我也是自己再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同她诀别：“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这是鲁迅留给自己夫人的遗言。许广平怎能忘记她的师友和丈夫呢？10月22日，她写下给鲁迅的献词：
鲁迅夫子：
悲哀的雾围笼罩了一切。
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
你曾对我说：
“我好象一只牛，
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
什么是娱乐。”
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如今……
希望我们大众
鲁迅的生平范文第3篇
就此，鲁迅，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沦落为他始料未及的且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个词汇。正如余华所言，鲁迅的命运即是从一个作家变为一个词汇，再从一个词汇变为一个作家。而鲁迅命运的转变，同时也是1949年后中国政治、文化、文学的剧情变化。鲁迅，就像是 温度计 ，忽高忽低的体温，鲜明见出整个社会的体温，是正常、感冒还是发烧。比起这种 鲜明 ，鲁迅本身反倒变得晦暗不明。
除此之外，鲁迅又不时成为当代文化论战的试验场。逝世70年，身后是非不止，争论不歇，即便再度谈论诸如鲁迅的文学创作、道德人格、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等老命题，也仍会生发出新问题，诸如革命与改良之争、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等等。有论者指出，鲁迅早已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 道统 。
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民众也越来越不满惯常的那个教科书里的鲁迅。他们要的是一个亲切有味的鲁迅。尤其近年，鲁迅被一再要求 还原 、 唤回 、 平视 ，像是一件宝物，被双方不停地争来夺去。也在这过程中，鲁迅的面目庶几更清晰了些。
画家陈丹青自三年前 笑谈大先生 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写就了七篇谈鲁迅的文字，好比是给教科书外的鲁迅画了七张简净风流的素描。在他那里，鲁迅并非一个词汇、概念或是什么说法，就是一个待在上海，抽烟，爱看电影，爱买书的作家。他喜欢的鲁迅，是 好看 的人， 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 ；也是 好玩 的人，幽默、温情、体贴，最善于在每一行文字里自己玩；他赞叹 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 ，于是鲁迅成就了上海，上海也成就了鲁迅；而鲁迅与胡适日后在此地彼地境遇之同异， 独尊鲁迅、抹杀胡适 不是对鲁迅的尊重，反致 政治生态迅速败坏，文艺生态迅速荒芜 ，从此 失去选择、失去记忆，最后，失去历史 ；而《狂人日记》中鼎鼎有名的 吃人 和 救救孩子 的狂言，在提醒我们文学或可为历史的寓言与预言。
陈丹青自认只是鲁迅的粉丝，多年嗜读鲁迅，让他对鲁迅的著作和生平事迹熟稔得很。加之多年的江湖阅历和画家的纤敏直觉，他的鲁迅素描也就溢出了鲁迅常谈的边际和拘囿。值得一提的是，他谈鲁迅，不是戏说，亦非故作惊人语，只是别出心裁，出以一己与鲁迅的多年神交的深交，径直说出自己的鲁迅印象。因为怀抱敬意，所以谈得恭谨；因为爱重鲁迅，所以谈得审慎；因为蔽障重重，所以知道对鲁迅恭敬并非是尊敬鲁迅最好的方式 绕开鲁迅，或者说，绕过那个符号的鲁迅才能更靠近真实的鲁迅。
鲁迅的生平范文第4篇
为人师:深入浅出,幽默风趣
许广平这样描述鲁迅的外貌:“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绝不会引起一个人的注意……但在讲台上,在群众中,在青年们的眼里所照出来的真相却不一样。他那灰暗的面孔这时从深色的罩上面纱的一层灰暗放出夜光杯一样的异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饮过了葡萄美酒一般的舒畅。两眼在说话的时候又射出来无量的光芒异彩,精神抖擞地,顿觉着满室生辉起来了。”
鲁迅在短短56年的人生中,先后多次担任教职,从绍兴府中学堂教员到北大讲师,他教过中学生化学,也在大学教授过文学。无论在北京,在厦门,或是在广州,鲁迅讲的课总是吸引很多人。他擅长用十分浅白的例子来阐明复杂的道理。
鲁迅上课从不点名,反正学生一个也不会少,就连别科系的学生都会跑过来听。“他是严峻的,严峻到使人肃然起敬,但瞬即融化了,如同冰见了太阳一样,是他讲到可笑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有时他并不发笑,这样很快就又讲了下去。到真个令人压抑不住了,从心底内引起共鸣的时候,他也会破颜一笑,那是青年们的欢笑使他忘却了人世的许多哀愁。”事隔多年,许广平回忆起鲁迅讲课的风采依旧绘声绘色,让人如同亲历一般。《中国小说史略》是当时鲁迅讲得比较多的课程,在他坦白、精辟、透彻的指引下,学生们都被他广博的知识和所教授的处事道理所征服。
为人夫、为人父:有严有慈
鲁迅26岁时奉父母之命与朱安成亲,内心苦痛却只能接受。直到1925年他44岁时,收到许广平第一封问询信,情愫暗生却只能躲闪。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坚决站在青年学生一边,从此开始了与许广平的爱情长跑。
鲁迅的书信集《两地书》中,那个充满了生活气息,可爱、幽默甚至幼稚的鲁迅是那么让人感动。在信里,鲁迅经常向许广平讲些自己遇到的趣事。他曾写到厦门大学一次文物展览会上,为展示自己的几只古老的拓片,他应组织者的要求站到桌子上。后来,因为那张桌子要用来摆放别的东西被搬走了,他就一个人尴尬地站在那里手举拓片展示。许广平在回信中写道:“如此陈列一个著名的教授,实在是很可笑的事情,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展出的东西大部分是假的。”
鲁迅还曾在信中向许广平发誓,不看班里别的漂亮女学生,如果收到其他女学生问询关于人生苦闷的问题,就每每低调应对。但他对于许广平的学习也有要求,在1926年12月的信中,他希望许广平跟他学习日文,以方便看外文书籍,有助于做点研究。“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
鲁迅的长孙周令飞曾动情地说过:“我的祖母是当之无愧的鲁迅夫人。她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永远站在鲁迅的身边。直到鲁迅逝后的30年,她还是把一切都奉献给鲁迅。”
鲁迅晚年得子。许广平临产的时候,他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旁。由于没有育婴的经验,鲁迅买来一本育婴书天天捧在手里,并按照书上的要求将家里全部重新布置一番。后来,不论是朋友来家里,还是与朋友一起出去吃饭,他都要带上海婴。
一次,鲁迅跟许广平生气,独自跑到阳台的水泥地上躺下。儿子海婴觉得很好玩,也跑过去和父亲躺在那里。鲁迅见状,哼了一声“小狗屁”,就起身了,气愤也一下子烟消云散。
鲁迅的好友坪井在给海婴看病时,和鲁迅开玩笑说,他太过于宠爱孩子了。鲁迅于是写了一首著名的《答诮客》来答复他:“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言外之意是,溺爱自己的孩子,未必有损一个大丈夫的形象。
为人兄:照顾周到,忍让迁就
鲁迅自言“是被八道湾赶出的”。关于这段“兄弟不和”的公案,外界多有猜测,但究竟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至今已难有佐证。
据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从1919年起,鲁迅将母亲、二弟周作人全家与三弟周建人全家都接到他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一所大宅院同住。他把所有的工资收入都交给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田信子支配,加上周作人的收入,每月不下600元,可还是不够用,总要四处向朋友借钱。
羽田信子喜欢摆排场,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满桌子菜做得不可口就重做,被褥旧了就要换成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甚至信子父亲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及其弟弟妹妹在日本所需费用,也都是从鲁迅的工资中支付。
信子聘用的总管徐坤为人精于算计,鲁迅多次看到他从矮墙内把食物用品传送给另一边的家眷。周作人知道后,向人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处理身边事务,就要减少许多看书的时间,这样是划不来的。鲁迅曾慨叹:“我用黄包车(把钱)运进来,怎敌得过(他们)用汽车带走呢?”
就这样过了不少日子,1924年的一天,兄弟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铜香炉朝鲁迅头上打去,又说了鲁迅许多不是,鲁迅当时就答说:“你说我许多不是,我从在日本起,因为你们两人每月只靠留学生的一些费用不够,才回国做事帮助你们的,这总算不错了罢!”当时周作人一挥手说:“这以前的事不算!”兄弟俩就这样闹开了。
鲁迅的生平范文第5篇
20世纪80年代，人物传记电影多侧重于写事，大多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阐述去歌颂伟人的丰功伟绩，很少有探触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影片。丁荫楠导演的传记电影在叙事方式上有了极大的突破，他特别善于把史实与情感的真实融合一体，在影片中形成“感情的真实”，这种真实在宏大的历史语境中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情感震撼，特别是针对革命历史人物的悲剧气氛的渲染，使得传记影片突破了“纪录片”“传记”的范畴，而拥有了“故事片”“诗剧”的诗意色彩。在《孙中山》下集部分，导演将孙先生四位挚友的牺牲作为独立的板块情节，将孙中山失去战友的悲痛心理作为板块儿的串联，来表现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孤独悲怆。在拍摄《》中悼念将军那场戏时，甚至将将军的骨灰请到了拍摄现场，浓郁哀伤的气氛一下了\罩了整个演出与拍摄剧组。《鲁迅》的拍摄同样继承了“情感真实”的美学风格，加上对鲁迅原著作品的完美融合与诗意阐释，使得这部传记电影美轮美奂，丝毫不逊色于国内外任何一部所谓“大片”。
丁荫楠执导的传记电影《鲁迅》，主要展示了鲁迅先生情感世界中的以下几个维度。
一、 殷殷亲情
鲁迅是怒目金刚的战士，是苦苦思索民族新生的思想者，是不惧牺牲冲在最前沿的革命者，但是鲁迅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这才是真实的鲁迅。传记电影《鲁迅》中，还原了人间鲁迅真实的情感世界，殷殷的亲情是鲁迅先生对人间大爱的生动体现，他爱自己的夫人许广平，更爱自己的儿子周海婴。
电影从头至尾都以鲁迅的家庭为主要场景，这就决定了许广平在影片中的重要地位，他们的深沉爱情不仅表现在《两地书》火热的文字中，也表现在日常关切的眼神和默默无语但心有灵犀的陪伴中。影片中描写了许广平对鲁迅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有四次流泪的特写，把夫妻两人的互相关爱的情感推到了高潮。第一次流泪是当许广平得知鲁迅的病情严重只能活一年时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她拿出两张x光片一边对比一边默默流泪，鲁迅劝慰她后，许广平上楼休息，鲁迅坐在书桌边望着她的身影，回忆起当年定情时的话：“先生，你真的不懂爱情吗？”“我有许多缺点，恐怕辱没了你……”不难看出导演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伟大的爱情是鲁迅先生无畏勇气的来源。第二次流泪是鲁迅拒绝了的收买后，许广平力劝鲁迅去苏联疗养，被拒绝后伤心哭泣，海婴默默地看着妈妈，他跑上楼找爸爸，要爸爸去哄妈妈不哭，鲁迅下楼时，许广平已经在踏着缝纫机做针线了。第三次流泪是许广平劝鲁迅戒烟，鲁迅不想戒烟，说：“我只有这一个老友了。”许广平生气，转身躺在床里边不理他，鲁迅抽出一片秋叶，念《腊叶》一文劝慰，回忆起自己以前病重时广平对自己的照顾，“有你在，我不会那样简单地就随风飘散的……”他的回忆感动了许广平，在被窝里泣不成声。第四次流泪是鲁迅病重住院，海婴看望父亲后问妈妈：“爸爸的病会好吗？”许广平一边回答“会好的，真的会好的”，一边泪流满面，海婴给母亲擦泪，母子两人紧紧相依，这个镜头传达着对母子两人命运的担忧。
鲁迅先生不是不懂爱情，不是不懂保健和长寿，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才去不懈地战斗，以至于不惧牺牲。他对许广平的爱情是含蓄的和深沉的，影片里很多次表现他们眼光的交流，这是一种互相理解和依靠的爱情。在鲁迅临终的夜里，他们双手相握，互相凝视，许广平的眼中充满了悲哀，鲁迅凝视着自己的爱人，虽然以前他觉得死亡离自己很遥远，但是面对挚爱的妻儿，谁能不热爱生命呢？ “我渴望活下去”“我真不能想象，再也看不到你和海婴了……”这充分表达了鲁迅心中对妻子和孩子最深沉的爱。
对孩子的爱也是传记影片重点表现的内容，作为慈父，鲁迅和千千万万父亲一样，爱着自己的孩子，影片开始就描述了父子两人一起洗澡嬉戏的欢乐场面，然后穿插了鲁迅带着孩子逛街、买零食、看电影等片段。特别是鲁迅带海婴到内山书店，海婴爬梯子去取书看书，一不小心失足跌落，因为镜头一直在关注着海婴的行动，没有拍摄他周围的人，所以他跌落时观众的心都悬起来了――这种张力到下一个镜头才得到释放――鲁迅一把抱住跌落的海婴，父子俩相望大笑。虽然镜头没有展现，观众终于看懂了，原来鲁迅一直在关注着孩子的一举一动，这种细心的父爱一直贯穿在影片中。当海婴看到父亲住院时，关心地问：“爸爸的病会好吗？”当得到“会好的”回答后，纯真的眼睛里闪动着快乐的光芒。在病床上，大手和小手仅仅相握，这个特写镜头真实揭示了鲁迅先生对孩子的爱，同时，这种父爱也是他坚持生活和战斗的勇气的源泉。
鲁迅先生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对于教育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狂人日记》里，他发出了震耳发聩的时代最强音“救救孩子”；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里，他主张：“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以幼者为本”等。总之，和孩子平等交流，这是鲁迅先生一贯的教育主张，这在影片中也有生动的体现。和海婴平等、开心地交流正是鲁迅先生在践行自己的教育主张。当他惜别萧红时，海婴大声和他说“明朝会”，因为剧烈的咳嗽无法回答孩子，海婴生气地说“爸爸听不见，他是个聋子吗？”在咳嗽之后，他马上用尽力气给孩子打招呼：“明朝会！明朝会！”这简单的几声问候几乎耗尽了鲁迅的精气神，但他还是大声喊出来了，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无限爱意的最后表达，也是对孩子美好明天的深深祝福。
难能可贵的是，影片不仅表现了鲁迅对于海婴的父爱，也描写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对于女儿独伊的刻骨思念，描写了杨杏佛遇刺时为了保护儿子，紧紧伏在孩子身上……这些伟大的人又都是普通的父亲，他们和鲁迅先生一样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不仅是“救救孩子”的思想者，更是践行者。
“梦是愿望的实现”，丁荫楠导演的传记电影善于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影片里有多个描写梦境的镜头，亦真亦幻，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在鲁迅的临终之夜，他亦梦亦真看到了母亲，看到了熟睡的妻子，最后到了孩子床前，依依不舍地注视着孩子――这是人物最后的灵魂游走，是对他热爱的世界和家人的最后告别，也是丰富感情世界的诗意呈现。
李新宇在评价60年代的《鲁迅传》剧本时，认为：“而在这个剧本中，也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周作人。这样，鲁迅的生活就被了。在这种不完整的生活基础上，很难再现一个完整的鲁迅形象。”[1]美中不足的是2012年拍摄的影片《鲁迅》中，仍然没有给周作人、周建人兄弟安排一个位置，鲁迅作为长兄，对两位兄弟无私的关爱和帮助，尤其是把周作人带到日本求学，在他的指导下走上文学的道路，兄弟两人志趣相投，在“五四”文学中并称“周氏兄弟”，虽然后来失和，但是这骨肉相连的手足之情更应该是临终的鲁迅回望的内容。如果影片中“灵魂的回望”一节加上周作人、周建人甚至朱安的身影，那就使得鲁迅的感情世界更加完整，也更加合情合理了。
二、 战友情
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拍摄他的传记电影已经不是简单的艺术家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时代对自己的民族英雄和民族精神的怀念与致敬。在60年代准备拍摄《鲁迅传》时，很多领导人都作出过相应的指示，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意R形态倾向。有资料这样记载：“首先指示：《鲁迅传》影片应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关于党的领导，总理指示应该写瞿秋白同志和鲁迅的战斗友谊；总理还提到内山，他说，这个人至今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2]2012年丁荫楠执导的传记电影《鲁迅》，也着力表现了鲁迅与瞿秋白的伟大友谊，这是共同战斗、互为依托的亲密战友之间的生死之情，也是文学家之间互为欣赏的“知音”之情。影片如实描写了瞿秋白避居鲁迅寓所，两人在文学上的互为欣赏，鲁迅在瞿秋白被捕后积极营救，瞿被害后又带病为之出版文集《海上述林》。影片中最富诗意的情节是鲁迅和瞿秋白联床夜话，畅谈人生和文学，很多话语取自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鲁迅“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论述，有理有据，表现了导演对材料的精准掌握。两人共同吟读鲁迅的散文诗《雪》：“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在诵读中，两人的眼前开始飘洒着雪花……在鲁迅得知瞿秋白遇害后，幻觉中出现瞿秋白孤独而忧郁的身影：“我累了，我想休息一下。”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基于对鲁迅和瞿秋白共同的精神气质――“孤独”的深刻理解之上而设计的，是对影片表现手法虚实结合的完美运用。
战友情还表现在他和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杨杏佛）等的交往中，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该团体的任务主要是三点：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援助；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鲁迅深知反动政府的卑劣，但仍然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参加同盟并积极活动，影片表现了营救作家丁玲、潘梓年，为杨杏佛举行送殓仪式等活动。特别是鲁迅果敢地前往万国殡仪馆送殓，并且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他视死如归，蔑视反动派的英勇气概。在安慰被害者家属和怒斥反动派的罪行后，鲁迅在雨中撑伞独行，街边闪过特务监视的眼光，画外音是他为杨杏佛写的悼念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悲伤而又压抑的画面暗示着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也衬托了鲁迅先生对失去革命战友的痛苦惋惜之情。
总之，传记电影《鲁迅》巧妙地把鲁迅和瞿秋白和杨杏佛的战友情贯穿在对反动派的不屈战斗之中，影片开始用左联作家丁玲、潘梓年的被捕、应修人的被害引出了杨杏佛与鲁迅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行动。宋庆龄、史沫特莱等非常关心鲁迅的身体，催促其检查和疗养，影片中仅仅用他们各自的一句话就表现了对鲁迅的殷殷关切之心――史沫特莱：“为什么还要找时间，就明天吧！”宋庆龄：“鲁迅先生，我恳求你立刻住院检查，因为你的生命不是属于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革命的！”在思想高度上。无疑鲁迅是孤独的，但是在对反动派的战斗中他并不孤独，虽然无数战友牺牲了，但是正是这种牺牲才能唤起战友对反动派的仇恨之情，唤起战友“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责任，杨杏佛、瞿秋白的牺牲鼓舞着鲁迅，也鼓舞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下去。
三、 师生情
作为五四文学的先驱者，鲁迅先生热情指导过无数学生和年轻作家，他也是“左联”革命作家们的“盟主”，领导着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影片重点描绘了他对丁玲、冯雪峰、萧军、萧红、巴金、黄源等的热情指导和无私援助，真实展示了作为导师的鲁迅对年轻人――代表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年轻人的引导、培养及爱护之情。
影片的第一幕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当学生请教年轻人应该“怎么做”和“做什么”时，鲁迅回答：你们是知识阶级，应该是“精神界之战士”，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不顾利害，随时准备做出牺牲，是独立和清醒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既是鲁迅自身伟大精神的写照，也是他对民族未来、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在演讲结束时，学生们大声吟诵着鲁迅先生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鲁迅为培养和指导年轻人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真实写照。
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文学，大兴“文字狱”，丁玲、潘梓年的被捕，应修人遇难，鲁迅积极组织营救丁潘，出版丁玲的小说，嘱咐一定把稿费邮寄给丁母。冯雪峰既是鲁迅的学生，也是共产党在“左联”的负责人，他对鲁迅恭敬有礼，虚心接受鲁迅的教诲和指导，在经历长征回到上海后向鲁迅汇报了红军到陕北的消息，每一次拜访都得到了鲁迅的热情招待，在得知鲁迅逝世的噩耗后，他哭倒在灵前。萧红、萧军这一对东北流亡作家，拜访鲁迅时连坐电车返回的零钱也没有了，鲁迅慷慨资助他们，给他们的小说作序支持。萧红、萧军经常来鲁迅家聚会吃饭，亲如一家，鲁迅像慈父一样劝解其感情纠纷，最后萧红远赴日本，离别时泪流满面。鲁迅对于巴金、黄源等年轻作家的文学活动也积极支持，给他们新办的杂志写稿，指导他们校稿翻译。影片通过一个夜行送别的镜头喊出了巴金等年轻人对鲁迅的崇敬感激之情：“先生，让我们和你一起吧，一起做一个爱夜的人！”
遗憾的是，影片中虽有鲁迅先生对党内左倾主义随意解散“左联”的愤怒指责，但没有表现鲁迅与其最忠诚的学生胡风的师生情，因为“胡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继承者，他是从人格、精神、事业、思想上全面的吸收、感应着鲁迅，将之完全融化成自己的血肉生命，并且创造性地用鲁迅的精神与现实世界碰撞、结合。”[3]影片也没有描述其与左倾主义如周扬等人进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而这个事件是鲁迅临终前最重要的文化斗争事件，甚至对于建国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讲，胡风存在的意义是远远超过冯雪峰、萧军、萧红、巴金和黄源们的，传记电影《鲁迅》回避了这个重要的史实和存在，不能不说是最大的缺憾。
四、 一个都不宽恕
影片以对比的手法刻画了鲁迅先生对人民的热爱之情以及对反动派的憎恶之情。影片中有一个情节，就是鲁迅救助一位脚被扎伤的黄包车夫，这个故事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就出现过，观众对此情节非常熟悉，所以电影中没有作过多交待，因此这个简单的处理并非像孙玉石教授所称：“影片中的一些细节如鲁迅为黄包车夫擦药等因为缺少铺垫，所以打动不了观众。”[4]相反，对黄包车夫的救助充分体现了鲁迅真正的人民立场。在鲁迅的葬礼上，无数黄包车夫也参加进来为先生送行――这正表明了鲁迅先生不是脱离民众的“文人”或者“空头革命家”，而是扎根于人民大众的真正的“人民之子”，是真正的“民族魂”！
对反动政府的憎恶之情也是电影着意刻画的鲁迅情感世界的重要方面。当鲁迅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去营救被反动政府抓捕的丁玲、潘梓年时，有两个特务监视他们的画面，一个特务（成中）严肃地告诉另一个“周先生是我的老师”，虽是特务，也难掩心底的崇拜之情；鲁迅参加杨杏佛的葬仪时，还有特务监视的特写镜头，虽然他们一言不发，但是可以让观众感受到压抑恐怖的气氛，但是鲁迅不惧危险，当众抨击反动政府，展示了大无畏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在鲁迅的寓所对面，一班特务日夜监视着，当他们得知鲁迅病重时才撤离；鲁迅的学生成中代表反动政府劝鲁迅发表声明与政府妥协，请鲁迅到日本或者欧洲疗养，并愿意承担其全部费用，遭到了鲁迅的严正拒绝。
正是这种不屈的斗争精神逼迫着鲁迅不顾自己的健康，坚持战斗，不逃离战场。当史沫特莱转达高尔基邀请他去苏联疗养的口信时，他婉拒了，因为他要留在中国和敌人战斗，不愿意敌人造谣他“拿卢布”。当然，鲁迅对左倾主义的领导方式也充满了憎恶之情，当他听冯雪峰说左联来那个声明都不发就自动解散时，非常愤怒和失望：“正是这些人杀了秋白、柔石……”许广平和鲁迅关于“革命”“反革命”“革革命”的讨论明显来自《而已集・小杂感》中的一段：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影片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对周扬等错误领导方式的批判，但是也显示了鲁迅先生批判一切、怀疑一切的斗争精神，显示了他对于阻碍社会进步和文化事业发展的一切消极力量――不管是反革命，还是打着“革命”的旗号的左倾主义，都极具憎恶之情。在“立遗嘱”一节里，这种对敌斗争的决绝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最后，对生活和艺术的热爱之情也构成了传主丰富情感世界的内容。作为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的作品蕴藏着对民族、对人民的大爱，同时他也热爱生活和艺术、平易近人、幽默机智、和蔼可亲，绝非高傲冷漠之人。影片中他得知萧红萧军连返程的车费都没有时，慷慨解囊相助，当萧红、萧军产生矛盾时，鲁迅细心地劝导萧军，萧红远赴日本，他准备茶叶相送。最能表现鲁迅热爱生活的情节是年夜饭时，他对萧红衣服搭配的妙论和萧红和他开玩笑的场景。影片还表现了他对木刻艺术的提倡和指导，实际上他也是中国木刻艺术最早的倡导者――这些都生动形象地表明了鲁迅不仅只会埋头工作，更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全面发展的“人”。
鲁迅有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电影《鲁迅》就秉承了这种悲剧意识，在短短的影片中，不断给观众展示有价值之物的“毁灭”――左翼作家被捕、被杀，杨杏佛被暗杀，瞿秋白被处决，萧红萧军离别，“左联”解散，最后是为了民族觉醒而勇敢战斗的鲁迅离别人世……这一系列的“毁灭”无不震撼了观众的内心，一方面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悲剧，另一方面也暗示了鲁迅生命将逝而战斗远未胜利的悲剧结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答客诮》）影片中在表现鲁迅对妻子和儿子的深沉关爱的同时，也不断表现了他工作任务的繁重，病情的加剧，整部影片一开始就沉浸在悲剧之中，妻子和友人的劝阻都不能使他停止战斗和工作，相反，有了死亡的压迫，鲁迅先生工作更加辛苦了――这种反向的张力使得观众一直为先生的生命担心不已。鲁迅爱着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学生，爱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甘愿去做甚至被人抽掉或者遗忘的“人梯”，甘愿牺牲生命去“肩住黑暗的闸门”，他的不息奋斗直至牺牲表现了真的猛士精神，是一种壮美的和振奋人心的悲剧精神，电影准确地理解和表现了时代，也理解和表现了鲁迅及其战友们伟大的牺牲精神，成功描绘出了真实的“民族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