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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康熙帝对噶尔丹的亲征活动结束，清朝即着手组织编纂了专记其事的官书《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后文简称《方略》）。自此，有关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记述、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至今不绝。
然而，迄今为止，对于康熙帝亲征的理解和界定，国内外众多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尚未达成一致。对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活动本身理解的不同，即对康熙帝亲征的概念界定不相一致。目前，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理解、界定，其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
其一，认为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活动前后共有三次，分别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至六月、九月至十二月和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至五月。这种观点形成最早，在《方略》一书中即开始采用。此后，沿用此种观点的各类著述较多。清代官修政书中，如自雍正朝起陆续四次纂修的《清会典》及清中期官修“清三通”‘等，俱沿用此种观点。清代一些私家著述，如赵翼《皇朝武功纪盛》等书，亦持此观点。在当代，学者孟昭信、白新良等编著的以康熙帝为传主的传记作品中，也以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为康熙帝首次亲征的时间。此外，郭松义主编的《清代全史》、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刁书仁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家事本末》‘等著作，均从此说。当代蒙古学学者齐木德道尔吉、乌云毕力格、黑龙、刘忠和等在相关研究中，也都持这一看法。
上述观点不仅广泛见于国内的诸多研究，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也不鲜见。如日本学者宫胁淳子在其《最后的游牧帝国一准噶尔部的兴亡》一书中，即表达了相同的认识。又如美国学者史景迁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斗中，同样采用这一观点。
其二，同样认为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活动共进行了三次，但具体所指与上一观点不同，分别指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至八月、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至六月和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至五月。这种观点，较早出现在清代魏源所著的《圣武记》一书中。继之，清代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等私人著述开始采用这一观点。民国时期，历史学者萧一山、孟森、曾问吾等也都认同此观点。在当代各类相关著作中，对这一观点的采用则更为广泛。如钱宗范、邓中绵、蒋兆成、宋德宣、王思治、陈捷先、阎崇年等学者对康熙帝所作的多部传记中，均沿用此说。在《清史编年》、《清通鉴》、《清史事典》等清史编年类的工具书中，也大都采用这一观点。此外，在一些军事史、民族史等专门史研究著作中，也可见到对此观点的沿用等等。
其三，则认为康熙帝对噶尔丹的亲征活动共计四次，实际上是对以上两种观点的整合。此种观点，把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三十五年二月、三十五年九月和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的四次出师，都认定为康熙帝的亲征活动。在研究中明确持此观点的，国内学界还较为少见。在国外相关研究中，如美国汉学家蹼德培(PeterC. Perdue)的《西征:清帝国对欧亚大陆腹地的征服》一书，即采用了康熙帝对噶尔丹的四次亲征说。
二、对不同观点的梳理
以上学界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活动的三种不同认识，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亲征活动的界定不同。而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问题进行探究，则首先必须把这一问题界定清楚。
第一种观点，其产生直接源于康熙帝本人的相关表述以及清官修史书、政书的论定。康熙帝曾多次宣说自己统兵剿灭噶尔丹的辉煌业绩，他在《剿灭噶尔丹告祭天坛文》中，即明确写道:“臣用是于丙子春亲统六师，恭行天讨……于丙子秋，再履边境……于丁丑春，复至朔方……”而康熙帝的这一说法，也自然被其时纂修《方略》的史官们所采用。其后，雍正、乾隆二朝也都将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活动定调为三十五年春、秋和三十六年春这三次。雍正帝在为其父撰写的《景陵圣德神功碑文》中，直言:“以康熙三十五年春，亲统六师，由中路直抵克鲁伦……其冬，车驾再出，至鄂尔多斯，遣使招附。明年春，又出宁夏，循贺兰山。”至乾隆时，四库馆臣们对《方略》一书所写的案评语斗，则再次明确了对康熙帝三征噶尔丹活动的界定。至此，清官方对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界定己基本完成，被后世修史、治史者广泛沿用，且有所发展。如当代历史学者孟昭信进一步提出了对康熙帝三征噶尔丹的理解，认为“首次亲征，歼噶尔丹主力;二次亲征，绝噶尔丹外援;三次亲征，灭噶尔丹残部”
第二种观点，有研究认为源自清代学者魏源的《圣武记》魏源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总结道:“圣祖三驾亲征，其出塞一由东路，再由中路，三由西路。”对于一改之前官方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界定，魏源做了进一步解释，“圣祖两征准噶尔，一捷于乌阑布通，再捷于昭莫多。今《方略》从第二次亲征起，而初次乌阑布通之役不复追叙，既于事无根”。至民国时期，学者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对康熙帝亲征的表述则承袭了魏源的基本观点，“综康熙时准部之役，玄烨凡三次亲征:一由东路，至博洛河;一由中路，至克鲁伦河，及拖诺山;而第三次则由西路，循贺兰山北征”。之后，凡持此论者，也多由此继承而来。
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各有其道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对康熙三十五年春、三十六年春的这两次亲征不持异议，因而无需多做讨论。二者分歧的焦点在于:前者认为二十九年七月康熙帝的出边巡师应不属其亲征之列，后者则认为三十五年九月康熙帝的边外巡行不应算作其单独的一次亲征。
而第三种观点则把以上康熙帝对抗噶尔丹期间的四次出边活动均看作其亲征活动。因此，综合三种不同观点，厘清对二十九年七月和三十五年九月这两次康熙帝出边活动的性质是界定康熙帝亲征活动的关键。
三、如何界定康熙帝亲征
首先，界定康熙帝亲征的问题，要先弄清什么是“亲征”。所谓“亲征”，指古代天子和帝王亲自率军出征的行动。在中国古代社会，帝王亲征是一项重大的部级政治军事行动，早在上古三代时期即己出现，著名的武王伐封就是典型。帝王亲征的传统日益发展成熟，亲征礼仪在周代的制度化是其重要标志。自此，帝王亲征一直发展延续到清代。
构成“亲征”的核心条件有二:一是“亲”，帝王亲自参与;一是“征”，率军出征。只要符合这两项条件，即可视为“亲征”。
具体来看，认定康熙二十九年的军事行动不属于康熙帝对噶尔丹的亲征，其大体上受到清官方相关表述和论定的影响。那么，清代官方为何要淡化对康熙二十九年军事行动的定性从而把它排除在亲征之外呢?其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与之后三次军事行动中清政府处于主动出击的态势不同，二十九年的军事行动中，清政府处于被动防御状态‘;其二，在二十九年的军事行动中，康熙帝因病半途折返，因之未能亲临前线，可理解为此次康熙帝出边行动的目标未能达成;其三，从军事上对噶尔丹的打击效果来说，三十五年春至三十六年春康熙帝一连三次出边行动，对噶尔丹造成致命性打击，直接导致其覆亡，而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实则清政府一方未能取胜，且对噶尔丹力量的打击和削弱作用十分有限。
但从本质上讲，康熙二十九年的军事行动，康熙帝亲自率兵从北京出发，且经古北口出塞，一直向北行进至博洛和屯(今河北隆化)，因其在口外染病、身体极度不适才未能继续前行、直抵前线以便“躬近指示”。并且，康熙帝此行的目的是明确的，他自言“联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这与其后他所主导、参与的几次军事行动在本质上相同。
而认定康熙三十五年秋的军事行动不属于康熙帝的亲征活动，其主要理由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无论从名义上还是实际的行动轨迹上看，都不似三十五年春及三十六年春两次具有较强的征讨性意味，而更像是一次巡边之行。而且康熙帝的这次出边行动距离其年初出征还师相距不过三个月，故而有人认为康熙帝这次军事行动是他继清军在昭莫多取胜后为了进一步扼制噶尔丹去路和分化瓦解噶尔丹有生力量而进行的一次巡视部署活动斗。但按照同样的判断标准，康熙帝亲自参与和领导，而且这次出行历经三个月，经停归化城、进达鄂尔多斯，一路严密部署。且达到了断绝噶尔丹外援、招抚噶尔丹降人的主要目的，为次年春再次出征作了重要铺垫，是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据此，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和三十五年九月的两次军事行动均符合“亲征”的核心标准。因而，两种版本的“三征说”似乎都难以完全成立。而以蹼德培为代表的“四征说”则可能局限了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问题的研究视野。
清十二帝范文第3篇
清入关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己经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而作为政权的主宰者，康熙帝自幼年起就开始接受国家“大一统”政治理念的洗礼和熏陶。到其即位后多年的治国实践，特别是在陆续完成平三藩、收台湾等一系列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之后，康熙帝对于继续实现和维护国家大一统局面的信心和决心也更加坚定。
康熙帝自幼好读，通过学习历史兴替故事，掌握历史经验、教训，对此他晚年时说:“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故联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武，亦看书之益也。”‘因此，中国古代史上自三代、秦汉以来国家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更加根植于康熙帝心中。
康熙帝曾自言:“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2而前代帝王为实现和维护国家大一统局面而铸就的恢弘业绩，也自然使得康熙帝心向往之。
在给噶尔丹、达赖喇嘛、策妄阿拉布坦等人所发的救书中，康熙帝屡屡站在“联统御宇内，率土生民皆联赤子”的高度，这正反映了康熙帝所承续的古来帝王一脉相承的国家大一统理念。也正是这一理念的作用，内发地驱使康熙帝对威肋、到其国家一统局面的噶尔丹进行亲征。
(二)满洲尚武传统和父祖英武精神的驱动
作为以满洲民族为统治阶层建立起来的政权，清政权不但是以武立国，而且清历代统治者特别是清前期的统治者们都无不重视对满洲民族传统尚武文化的传承。
清政权(包括后金时期)自开创以来，历代统治者不仅在思想上保持民族尚武精神，而且在国家的重大军事行动上，也往往身先士卒。清康熙帝之前的三代君主一努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帝福临，他们或率军亲自出征，或曾计划举行亲征。
满洲民族的尚武文化、乃祖乃父的“列圣相承”，对康熙帝无疑产生了极大影响。康熙帝所受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重视国家武备和效法列祖先贤。
一方面，康熙帝多次强调国家武备的重要性。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在训谕中谈到:“从来国家承平，军事不宜废弛。11 6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圈定新科武进士名次后，他感慨道:“自古帝王制治未乱，保邦未危，武备所关亦甚重大。”‘终康熙帝一生，始终不忘对国家武备的关心，直到他去世前两个月，还对大学士等再度申明“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之理。
另一方面，康熙帝的法祖效贤之心更是十分殷切，在康熙三十四年出征噶尔丹前，他通过兵部颁发军令，其中就提及“自我太祖、太宗、世祖，以至于今，野战必胜，攻城必克，所向无前”3。继而三十五年四月，索额图等于行军途中劝说康熙帝回师，引其大怒，斥责道:“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亲行仗剑，以建不基。联不法祖行事，可乎?!”。
可见，满洲民族的尚武传统和父祖的英武精神，同样驱动了康熙帝亲征行动的实施。
(三)康熙帝自身条件的优势
康熙帝对噶尔丹展开亲征行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因素，是康熙帝自身所具有的几点优势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
1.康熙帝了解历史上的行军经验
康熙帝对历史上的一些行军经验有所了解，其在三十五年春的军事行动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是次出军，康熙帝规划兵分三路，约期夹击。其中，以萨布素统率东路军会集于索岳尔济山，趋克鲁伦河西进，防止噶尔丹东窜;以费扬古、孙思克、博雾等分统两路军会合后作为西路军，自翁金直扑土喇河、巴颜乌兰方向，从西面截击可能西窜的噶尔丹;中路则由康熙帝自将，经睽宿布喇克、科图地方，向北挺进，直抵克鲁伦河，为三路大军中的主攻部队。
可见，康熙帝的这次军事布局十分周密，从多方面考虑战争发展的动态，采取相应的对敌拦截手段。但必须注意，康熙帝的这种布局并非其自创，这从西路军拦截噶尔丹的路线上即可看出。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如汉时进击匈奴就曾经由此路进军。再如，明成祖朱棣“三追阿鲁台，一追瓦刺，皆饮马于护胸河，一至土腊河而还，一至斡难河而还”。对此，康熙帝后来解释说:“宿将皆言，自古战阵之事，皆于旧战地交战，从无战于不可战之地者。明成祖出塞时，亦尝战昭莫多。是知行军、立营必视水草，攻占必视地利。”‘此外，康熙帝所统中路军行进轨迹，亦属朱棣北征时曾所经行。对此，齐木德道尔吉先生评论道:“在将近三百年之后，康熙皇帝为了平定蒙古，巩固国家，几乎在同一个季节经过明朝皇帝征讨蒙古所经过的地方，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
2.康熙帝粗识边外地理、道程
康熙帝在对噶尔丹展开亲征行动之前，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起，就开始进行频繁的巡边活动。兹将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亲征噶尔丹前康熙帝的巡边活动简列如下:
表2-1康熙帝二十二至二十八年巡边活动一览表
资料来源:《康熙起居注》《清圣祖实录》
客观上，康熙帝屡次巡边的活动，主要达成了三方面效果:巡视边外蒙古地方，通过随围、校射、颁赏等方式，从情感上进一步加强、维系与漠南蒙古的关系;在边外地方行围，保持发扬满洲骑射文化，同时兼有检验和训练士兵的性质，即所谓“间或幸塞外行围，以习武备”斗;对边外的地理环境和道程有了一定的了解乃至进一步熟识。这三点效果对于不久之后康熙帝对噶尔丹展开的亲征行动而言，都大有助益，因此也是康熙帝所具备的一项优势条件。
3.康熙帝的身体素质相对过硬
如前文所述，建立清政权的满洲民族有着尚武的传统文化。因此，作为政权的领导者，康熙帝十分重视对武职人员在武功方面的锻炼和培养，对自身要求尤其如此。
康熙帝通过常年到南苑、塞外等地行围以及开展其他的演武活动，强化了对满洲民族传统骑射文化的传承，更重要的是锻造了其过硬的身体素质。晚年的康熙帝为此自诩，“联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
此外，在清代官书记载中，表现康熙帝强健体魄之处，不胜枚举。当然，考虑到官书的政治立场，其中夸张的成分自是在所难免，但基本反映出一个事实，康熙帝的身体素质整体过硬。
假使康熙帝没有较好的身体素质，是很难坚持在相隔不久的时间里对噶尔丹进行多次军事亲征的。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也说: 42岁的皇帝看起来觉着特别的英勇和健壮。”
4.康熙帝对噶尔丹的情况有所掌握
以康熙帝为首的清政府在噶尔丹进行四向征伐时，就己开始了对其军事动向的关注。如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准备进军西海，甘肃镇守将军张勇向清廷进行汇报。当时的康熙帝正忙于应对“三藩之乱”的平叛，无力顾及噶尔丹势力的扩张。因此，康熙帝做出如下批复:
厄鲁特如远从达布素图、瀚海而去，则无庸置议。若来至近边，欲经大草滩前去，则将军张勇、提督孙思克等，务须令其坚立信誓，不许骚扰人民。仍整饰我军，严加防护，一面放噶尔丹过往，一面奏闻。倘或肆横，强欲入边，将军、提督等固守地方，一面坚拒止之，一面星速奏闻。
可见，此时的清政府对噶尔丹的军事扩张行动不予干预，只是严守“不得侵犯清朝域内”这一底线。
但此后，康熙帝加强了对噶尔丹方面军事动向的侦察，对噶尔丹方面的情况也日益了解、掌握，这不能不说是康熙帝亲征所具备的又一优势。
(四)出于对亲征行动阻力的回击
历次亲征行动前，朝廷内部的反对和畏难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刺激了康熙帝。因此，康熙帝决意对噶尔丹进行亲征，从一定角度看也是回击朝中阻力的表现。
事实上，康熙帝亲征对敌的思想并非始于征服噶尔丹一役。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康熙帝就曾两度提出要御驾亲征。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二月，陕西王辅臣兵叛、杀经略莫洛，引起清廷震动，康熙帝乃议亲征。另一次，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康熙帝再次提出“联欲亲统六师，躬行伐罪”。但是，这两次亲征提议均被王公大臣们劝阻而未得实现。
对于以上两次亲征提议被阻，可以从三方面去认识。从当时三藩战争纷乱复杂的角度看，康熙帝想要真正进行一场有效的军事亲征是很难的;从诸臣们谏阻的角度看，他们所提出的“京师根本”的核心立场说服了康熙帝，如果在当时动荡混乱的局势下贸然离京出征，京师安全是无法保证的;从康熙帝提议亲征的实际初衷看，其屡屡提及亲征的根本用意或许并不在于想要真正进行亲征，而更多是希望从侧面督促、激励将领们在前线更加奋勇效命。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面对噶尔丹南下入界，康熙帝下诏亲征。不久，又遭到了廷臣们的反对和劝阻，而且反对的理由与十年前完全相同。康熙帝此次虽没有取消亲征，但仍“俯允群臣所请，决定推迟亲征”。而推迟亲征的结果，或许间接导致了当年的亲征行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冬，噶尔丹再度东进至克鲁伦河一带，康熙帝决定再次发兵出征，召集三品以上诸臣商讨意见，结果“举朝之言宜征讨者，不过三四人而己”3。事后，康熙帝对此直言指斥:“方亲征之初举也，在廷诸臣多持异议。狙于目前之计者，谓凶锋挫蛆，无足深忧;惮于征缮之烦者，谓大漠游魂，难以就缚。不知除恶务尽，制胜在谋。”
随着康熙帝平三藩、收台湾以及抗击俄国侵略者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国家发展日趋稳定、渐开新局。此时，康熙帝的治国手腕日益成熟、统治基础日渐稳固、对王朝战争的经验也不断丰富，且他对噶尔丹问题有一定深入认识和思考。基于这样的情况，康熙帝对噶尔丹的军事亲征己如箭在弦上，其计划不可能再为朝廷内部的阻挠和反对势力所扼杀。而上述群臣的异议、畏难，让康熙帝“心深咎之”，进一步坚定了其“风寒雨雪皆所不辞、习于战斗之劲寇亦所不避”‘的亲征决心。
(五)康熙帝的内在顾虑较少
最后，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就是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期间，其内在顾虑较少。所谓内在顾虑，主要来自于康熙帝对长辈的牵挂和康熙帝出征期间中枢朝政的运转。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提出亲征，当时诸臣所持谏阻理由之一，即“太皇太后年高”。康熙帝对祖母极尽孝敬，而祖母则成为当时其实行亲征的一个心理挂碍。至亲征噶尔丹时，其祖母太皇太后己经过世，太后其时刚刚年过五旬，对康熙帝而言征途中对长辈的牵挂或可不至太重。
清十二帝范文第4篇
三清茶宴的由来
乾隆皇帝弘历以风雅自居，一生喜爱喝茶、品茶，他别出心裁，在龙潜之地的重华宫创设茶宴，以三清茶宴宴会廷臣。
其实，宫廷茶宴并不是始自乾隆，而是创于唐玄宗。唐玄宗李隆基为藩王时，兄弟五人一起住在长安东市的隆庆坊，人称五王子宅。李隆基登基后，为避皇帝名讳，隆庆坊改称兴庆坊；同时，他将四个异母兄弟迁往邻坊，整个兴庆坊进行改造，取名兴庆宫。
即位以后，唐玄宗李隆基在兴庆宫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文人雅士参加，品茶、泼墨，时称翰墨宴。兴庆官是李隆基一生的重要寝宫，他和杨贵妃就一直生活在这里，称为南内。乾隆皇帝以唐玄宗李隆基自比，开创了重华宫三清茶宴。对于三清茶宴仿自唐玄宗的翰墨宴，乾隆皇帝并不讳言，还特地写诗记述。
所不同的是，乾隆皇帝没有将重华宫当成自己一生的寝宫，而是作为举行家宴侍奉母亲、举行茶宴宴请群臣的重要场所。
更加独特的是，三清茶宴是乾隆皇帝的独创，茶宴上没有酒肉晕腥，只是品茶、赋诗，所品之茶，有梅花、佛手、松实，故称三清茶宴，或叫重华宫茶宴。
人们一直以为，三清茶就是梅花、佛手和松实三样雅品，没有茶。其实，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如果只是三样雅品，太清淡，没有滋味。事实上，三清茶是以贡茶为主，配以三样雅品，才是乾隆皇帝的独创。
在茶宴上，君臣共品的茶不是普通的贡茶，而是贡品中的极品龙井茶。每年第一批龙井新茶进宫，乾隆皇帝就会开茶宴品尝三清茶。以龙井新茶佐以三样清品制成三清茶，开设茶宴招待廷臣。
三清茶宴六绝
重华宫三清茶宴，是乾隆年间最重要的皇家宴会，也是每年正月最为重要的一次君臣雅集活动，有人甚至把它看成是决定廷臣官场命运的风向标。表面上看，三清茶宴，只是闲暇正月的一次君臣雅集，不涉政务，只是品茶赋诗。而且，这种雅集，赢得了文人们的一致称赞。诗人夏仁虎仰慕这一宫廷茶宴，称赞：沃雪烹茶集近臣，诗肠先为涤三清。
实际上，三清茶宴，既是乾隆皇帝风雅情趣的一种具体表现，更是他笼络廷臣的一种高明手段。仔细审视和检讨三清茶宴及相关史料，可以发现许多信息，起码在六个方面系乾隆皇帝的独创。
第一，将梅花、松实、佛手三样清雅之物作为饮品，是乾隆皇帝的独创。每年正月，乾隆在重华宫开设茶宴，将松实、梅花、佛手三样雅品和贡茶一起沃雪烹茶，三样雅品列为饮品，称为“三清茶”，乾隆皇帝实是第一人。
第二，用雪水烹三清，制成宫廷茶品，是乾隆皇帝的发明。乾隆皇帝对于品茶特别讲究，发现雪水是最佳烹茶水品。每当京城大雪，乾隆皇帝总要吩咐宫人和侍从，采集最干净的积雪，保存起来。然后，将积雪融化，从中选出最纯净的雪水，用于烹制三清茶。
第三，沃雪烹茶，以清宫特制的《三清茶》诗碗品赏，更是乾隆皇帝的独创。乾隆喜欢在御用茶器如瓷器、漆器上，摹刻御制、御笔《三清茶》等诗。品尝三清茶时，必用三清、贡茶和《三清茶》诗碗。
第四，三清茶宴招待廷臣，不谈政务，没有酒肉佳肴，只是品茶、赋诗、观戏。茶宴人数不定，后来定为28人。从乾隆十年开始，每年的元月某日(2～10日之间选定一日)，乾隆皇帝在重华宫开设内廷茶宴，召集诸王、大学士、内廷翰林前来宴聚。
第五，最初，茶宴的人数不定，大多是皇亲国戚和王公大臣，特别是侍从在皇帝身边的内值词臣居多。从乾隆三十一年开始，56岁的乾隆皇帝正式确定参与茶宴的人数是18人，取登瀛十八学士之寓意。后来，与宴大臣由18人增加到28人，以应二十八列宿之称。最多时，与宴大臣达30余人。
第六，乾隆年问，乾隆皇帝一直是以三清茶宴招待廷臣。茶宴上，内监备茶果、笔墨、纸砚，诸臣联句赋诗，成为例典。茶宴后，皇帝厚赏与宴诸臣。乾隆至咸丰百余年间，清帝一直沿袭此茶宴。
可以说，奉旨进入重华宫品赏三清茶，是乾隆至成丰时期百余年间朝野臣工和文人士子最为荣耀之事。每年新春，大臣们都在期盼着圣旨降临，随时准备着身穿朝服，参与新年最为隆重、最为清雅的内廷茶宴。
一旦奉旨，与宴者及其亲友无不喜出望外，奔走相告。从清帝举行茶宴来看，奉旨人宫品茶，起码有三层寓意：一是表示皇帝恩宠，圣眷之隆。元旦以后的新春时节，在乾隆皇帝龙兴潜邸的重华宫品赏三清茶，这本身就意义非凡。而且，能够入选十数人之列，在皇帝的心中自然有着特殊的位置，这是何等的恩荣；二是表示肱股重臣，参决机务。入宫品茶之人，都是皇帝特别信任和倚重的大臣，每个人都身居要职，参与决策军国大事。新春之时奉旨入宫品茶，倚重依旧，前程无量；三是表示才华出众，品味高雅。重华宫位于内廷深处，在御花园西部，在这样一个任何外臣都不可能涉足的地方举行茶宴，和皇帝一起品茶、赋诗、听乐、观舞，没有一定的修养和品味，皇帝是不会邀请入宫的。
重华宫家宴和茶宴，在乾隆时期以及其后的数十年间，一直长盛不衰。乾隆六十年，圣谕继续举行茶宴。嘉庆元年正月，嘉庆皇帝侍奉太上皇临御重华宫举行茶宴，隆重招待廷臣及内廷翰林。
清十二帝范文第5篇
嘉庆皇帝姓名爱新觉罗颙琰 年号嘉庆 庙号清仁宗 谥号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 在世1760年-1820年 在位 清仁宗嘉庆（睿）皇帝（1760-1820）爱新觉罗颙琰，生于乾隆二十四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五个儿子。 乾隆二十五年封令妃之子颙琰为嘉亲王。乾隆连立两位太子都早早去世，到乾隆晚年才立第三次太子，这次，是皇十五子颙琰。 因嘉庆继位后四年乾隆还控制着政治局面，嘉庆四年颙琰开始亲政。亲政仅六天逮捕和珅。 嘉庆共生有5子9女。 白绫半匹灭和珅 不愧清龙汉民根。 盛世康乾手底去， 未知何处觅余荫。 引自富察 鹤年先生《清帝杂咏十二首之七 嘉庆》 爱新觉罗 顒琰，初名永琰，1760年生，其生母魏佳氏，祖上属汉军旗，后被抬入满洲旗。所以，后人称顒琰是 清龙汉凤 所生。顒琰的父亲乾隆，做了六十年皇帝后仍很健康，只是因为不愿超过其祖父康熙的在位时间，才立他的第十五皇子顒琰为皇太子，并将帝位内禅给顒琰，改元为嘉庆。于是，大清朝便空前绝后地出了一位太上皇，和一位在太上皇余荫下登极的嘉庆皇帝。 嘉庆真正掌握国政，是在嘉庆四年太上皇驾崩之后。这时的大清，已不是史家称道的 康乾盛世 那般光景了。白莲教、天理教纷纷举义，一些外藩也屡示不恭，而最令嘉庆头疼的，则是贪官污吏横行，引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可以说，嘉庆执政的二十五年，也正是他为整顿吏治伤透脑筋的二十五年。他首先拿天下第一贪官和珅开刀，没收其家产以充实国库，继而又铲除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可惜的是，嘉庆长期在乾隆的耀眼光环下生活，养成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因此，对弊政多是惩而不杀、戒而不绝，直到他死前，吏治也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整饬。这不能不说是嘉庆一生最大的遗憾。 嘉庆死于1820年，谥号为 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 ，庙号仁宗，葬于昌陵。 《嘉庆皇帝》一书，生动地刻画了顒琰的内心世界和嘉庆一朝的风风雨雨，文笔流畅、情节曲折、语言犀利，读后令人感慨万千、掩卷长叹 愛新觉罗.順埮(1760～1820），高宗15子。生于北京圆明园天地一家春，37岁继位，年号嘉庆，在位25年。卒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葬于河北易县（昌陵），享年61岁。乾隆帝为太上皇亲训政.大清王朝表面上一片歌舞升平,但实际上已是吏治败坏,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民间起义此起彼落。嘉庆四年,下诏诛和坤,福长安,抄沒和坤家财,充实国库.尽管嘉庆帝也想革除積弊,振兴清王朝,但他的努力不能改变清王朝走向衰弱的局面。在位期间，英国殖民者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他生性简朴，为人宽厚，但对清王朝的衰落却熟手无策。 嘉庆皇帝死因 顒琰六岁就傅，十三岁即通五经，文章 援笔立就，动成典则 。十五岁大婚后仍日居书室，寒暑罔闻。琰经过从建储到即位加训政的二十多年里，更臻于成熟。为后来从政奠定了牢固基础。度过了曲折而不平安的二十五年。 宫廷内部的斗争，八卦教、捻子军的造反，同母弟庆亲的去世，不能不使顒琰的内心忧郁，负担加重。嘉庆二十五年七月甘四日到避暑山庄，准备去木兰围猎，在去山庄的路上 偶感喝暑 ，到山庄后即 觉痰气上壅，至夕益盛 。至二十六日傍晚，疾大渐。戌刻，崩于避暑山庄的行殿寝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