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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顺应时事、高屋建瓴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命题。主要包涵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核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延续与创新。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思想观念呈多元取向、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站在思想意识的高度统领全局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学校文化重建提供方法论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并确立的关于社会主义中国新的价值理念和导向。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为校园文化指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为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提供了思想的源泉，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外化为行为规范。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可以整合不同的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讲的文化整合功能是指：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吸收，进而从内容和形式创新出新的文化体系。主要从目标、价值和精神层面整合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最大限度的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促进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社会生活处于统领和引导地位。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基于一定历史发展内，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促进文化认同，它既可以增强内部凝聚力。形成强大的文化认同感，以延缓外界对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导致的不利反应，为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文化属于软实力，但它是综合国力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核心价值。在这一价值的引领下孕育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气质、意识和品格的核心价值体系。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学校文化的融合
（一）理念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学校文化重建的灵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学校文化重建的统领。在学校文化重建过程中应注重学校的历史、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融合。因为学校传统文化历史是凝聚学校精神层面的内核。因此在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学校文化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积淀。因此，在学校文化重建中不能进行简单的移植。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思想灵魂。根据学校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核心体系与学校文化中找到切合点，创新出符合国家现代化需要的、人民满意的现代学校。其次,从制度层面制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学校文化重建结合的政策措施。在学校文化重建过程中，学校制度化不仅只是建立和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而是要在制度中要融入核心价值观念，从而使学校员工之间、师生之间形成良好和谐的氛围。因此,制度建设应着力于形成学校制度文化。最后，学校教师是文化建设中的中坚力量。教师的生活言行就是一本很好的“教材”，这本“教材”是学校文化的代表，并在营造学校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认知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认识从认知层面上去把握和认识核心价值体，它是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应在认识上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我们的实践工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目标凝聚各族人民；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营造和谐社会的氛围。
（三）实践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潜在课程、校本课程的融合本文说的潜在课程仅限于学校。是指学校教育环境中间接地、内隐的，通过受教育者无意识的心理反应发生作用的教育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学校的校训、校风班风、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等。这些关系与构建和谐校园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潜在课程作为一个巨大的教育资源，对构建和谐校园环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文化 交际能力 文化负迁移 跨文化意识
在其《从跨文化角度看中国外语教学改革：中国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现状调查》一文的摘要中，张红玲首先提到：“……结果表明，(在中国)文化教学至今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不仅从属于语言教学．而且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一现状不仅使学生对外国文化缺乏了解，而且直接影响外语教学的整体改革。”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国际间交往的频繁增加、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wto，我国对于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才的需求日益突出、更加迫切。而近十几年来在我国(尤其是中学)开始流行的交际教学法也强调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和使用功能，这就要求外语教师在教学思想和实践上都进行相应的转变，与此密切相关的则是教学中语言与文化关系。
1文化的内涵
文化人类学家给文化下过很多定义。l9世纪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e·b·talyor)，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余社会上学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2olt~纪50年代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鲁克洪也分别是从哲学、艺术、教育、心理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和生物学等不同角度给出了百余个定义。“文化”概念的外延漫无边际，而且文化本身也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不仅如此，就是在对文化进行区别和划分的时候，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
最为常见的说法就是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也有人把它称为是大文化和小文化。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等都可以认为是属于广义文化的领域。狭义的文化是产生于人类行动但又独立于这些的客观存在的符号系统。此外，文化还有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的区分。显性文化寓于文字和事实所构成的规律之中，它可以经过耳濡目染的证实直接总结出来。隐性文化却是一种二级抽象，隐性文化由纯粹的形式构成，而显性文化既有内容又有结构。申小龙认为，文化的辐射范围甚广，包罗万象，大则如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小则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一切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等级观念、道德范畴等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2文化的内容
既然文化对外语能力的获得和提高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外语教师应该注重学生那些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呢?对文化的划分上，申小龙认为这些文化因素包括“习俗文化因素”、“概念文化因素”和“思维文化因素”。“习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其人际交往中所遵循的惯例。本族语者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外族人如果不习惯，会感到别扭，严重时会产生“文化休克”(cultuershock)。汉语中的“请”频率很高，所以人们往往认为“请”相当于英语中的please。但在某些场会却不宜用英语please，比如让别人先进门或先e车时，不说please，一般都说afteryou。(初学英语的人常用yougoifrst，这是不对的。)在餐桌上请人吃饭、吃菜或喝酒，一般用helpyourself(tosomething)，也不用please。有人打了个喷嚏，旁边的人有时会说点什么。中国人可能会说“有人想你了”、“有人说你了”或开玩笑地说“谁在骂你”；英国人或美国人则说godblessyou(上帝保佑你)。“概念文化”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又是附于词义的，在不同民族语言的交往中，他们的民族特点会显现出来。“cupid”，“venus”等都是英美等国人民熟悉的概念，中国人大多都懂“牛郎”、“西施”、“红娘”这些说法。还有些词具有不同的褒贬色彩，比如鲁迅就痛斥“落水狗”；“哈巴狗”也让人深恶痛绝。但美国人喜欢称呼其他人为“olddog”、“luckydog”，这是因“dog”在英语中是对人亲切的称呼，不具有贬义。“思维文化”指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这种文化在语言的结构和组织上可反映出来。以姓名、地址和时间的不同表达为例，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来：西方人习惯从小到大，由个体到整体，遵循的是分析综合的维过程；相反，中国人则是从大到小，由整体到个体，遵循综合——分析的思维过程。
3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反射，—个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透过该民族的语言层面展现来。《现代外语教学》较完整地归纳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底座。
“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cs，1972)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提出的。海姆斯认为交际能力应包括语用知识和能力，即在语言运用过程中，交际双方不仅需要知道交际话语的结构正确与否，还需要知道交际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可行性、得体性和目的性。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就是使学习者在与本族语者的交流中，根据话题、语境、文化背景讲出得体、恰当的话。这种能力反映出学习者对所学语言所代表文化的了解程度，语言得体性离不开社会文化知识。
交际教学法要求外语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听、说、读、写、译”的各项技能。现在的外语教学不是简单地强调语法结构和词汇的盲目掌握，更重要的是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文化在上述提到的各项技能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目标语言文化的熟悉程度在很大意义上会影响语言的学习或最终的运用。雅思考试的四项测试中，听力测试中的文化和生活气息最为浓重，其内容就大量涉及到海外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玩。听力内容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国外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雅思考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考察考生的语言水平能否满足国外实际生活中的语言需要。英美文化的发展在词汇和表达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大多词汇都与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所以阅读能力的提高一方面也需要文化知识的不断丰富和积累。由于美国议会和总统的选举竞争激烈，这样的词汇便应运而生，如：electoralcollege(选举团)，thinktank(智囊团)，positivcampaigning(正面竞选，正面宣传，树立自己好形象的竞选策略)，negativecampaigning(负面竞选，攻击对手，丑化其形象)。如果不了解“watergate”的含义，也不会推测出“-gate”被用作表示“丑闻”意思的后缀，继而出现了下列一系列词“koreagate或ricegate”(1977年左右，南朝鲜政府曾贿赂国会议员达成向美国倾销大米贸易项目，成为轰动一时的“朝鲜门”事件或大米门事件)，winegate(葡萄酒门，即法国葡萄酒销售丑闻)，debategate(辩论门，指里根与卡特总统竞选前共和党竞选班子窃取卡特总统竞选纲领的丑闻)。翻译同样也要求译者对源语言的文化有足够的了解，有把“v’~icotheeighteenyear-oldhenryviiibecamekinghewasextremelypopular,…”翻译成了“当l8岁的亨利八世成为法国(正译：英国)国王的时候，极受臣民的欢迎……”；在谚语翻译时，冯庆华提出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充满本国民族色彩的谚语去套译原文，也就是说不能用包含中国地名或人名的汉语谚语去套译英语谚语”。如“whynot?beautyliesinthlover’seyes．asthesayinggoes．m r．taftanswered withagentlesmile．’中的beautyliesinthelover’seyes如果翻译为“情人眼里(接60页)出西施”就欠妥，因为西施是中国古代的人物。同样如果外国人说“twoheadsarebetterthanone．”翻译成“两人智慧胜一人”就比“三个臭皮匠，胜过—个诸葛亮”好。
4外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英语学生面临的问题是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碍。对母语文化的熟悉会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产生文化的负迁移，进而影响到外语的学习。外语教师要做到的是，尽量帮助学生减少文化负迁移带来的影响，在教语言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对目的语文化的知识。教师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
(1)培养跨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适应性。在教学中，适时介绍英美文化背景知识，风俗习惯等。引导学生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得体的语言，通过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有意识地展示两种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比如：中西节日的异同，饮食文化的差异，日常问候用语等。
(2)鼓励学生多接触英美原版的东西，如小说报刊、杂志、电影等，引导学生有效利用资料来源，从中领略英美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行为，体会英美文化与汉文化的差异。或是引导学生正确有效地利用因特网，上一些英文版的网站，从中获得更多的文化信息。
(3)鼓励学生大胆在课堂中创造一些有关的交际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地认识和熟悉文化知识。日常生活中积极加入一些英语交流的环境或情景，选择前往英美人士常去的地方，主动与他们进行沟通、交谈。
(4)外语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者，应当有母语和外语两种语言的语言修养，还要有两种文化背景方面的一定学识。教师需要不断地努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水平，把各种文化差异运用到课堂中，使得学生从对不同的文化对比中不断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交际能力。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类型的可见形态,理解科学更需要认识科学的社会历史本性。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将科学视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人类意识,它不同于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科学与人类社会历史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与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相类似。目前,将科学看作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①但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点尚需作出必要的说明。
科学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看待,首先是因为科学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意识”。科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的世界观。现代科学的每次重大的统一,都必然伴随着观念上的重大变革。科学本质上是关于自然的认识,是对自然的研究,是关于自然的观念,这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最本质的方面。“科学被专门建立起来,是为了直接地解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所有现象的本质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学这一意识形态中,对人类认识任务的解决成为首要的使命,而科学知识的取得又是与人类社会的物质关系和生产需要分不开的。科学从最初的对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为一种理论成果、再转化为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它带给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从最初对对自然的好奇,到后来逐渐给予我们一种新的自然界的图像,一种我们看待自然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观点,以至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并不只是具体认识的改变,而且是人对整个世界看法的改变,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嬗变。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科学也会演化出意识形态,科学本身也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此,哈贝马斯(J. Habermas)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学一样,基于科学实践而产生的某种意识形态(如唯科学主义)也是科学的副产品,是属于“科学文化”的范畴。正因为科学的应用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就会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哈贝马斯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会产生消极的政治效应。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他不像其先辈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那样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③哈贝马斯不把科学技术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归结为社会环境,而认为科学产生的消极的社会作用完全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同样,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学还与其他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相互依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学者伊安·巴伯认为,“科学是一项真正的人类事业,它具有人类从事的其他活动的许多特征。”⑤同人类其他文化形式相类似,科学不但具有实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时它也有超越性、创造性的一面,即可以从科学活动中获得人的自由。首先,从历史来看,科学与宗教、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处于一种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中。从科学知识的萌芽期开始,科学与宗教、神话、寓言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科学的古代形态。即使是在今天,科学与各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仍然构成了科学科学知识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动力。爱因斯坦曾经描述过信仰因素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宗教与科学在当代构成了一种特殊关系。科学活动是需要信念的,这种信念既包括对科学功能的社会性信念、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正向价值、科学价值的世俗性的认可,也包括了某种对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统一)的惊异和敬畏,这种情感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学家所体验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对某种宗教教条或宗教神学的认可, 因为科学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学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这一切都没有取消科学事业的独立性。科学说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条或神学理论,相对于这些文化体系,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说明”,这是我们对科学的基本信念。 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即“自然科学的概念内容没有被归因于某种经济基础
:归因于经济基础的仅仅是它们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学与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⑥科学只能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科学与经济基础之间不是直接的“反映”关系,这说明科学与宗教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质的区别。
二、作为文化的科学
英国学者斯诺(C. Snow)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说,科学不仅代表了一种智力活动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备和人类学家视野中的文化现象一样的性质与特征。斯诺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大学里从事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两种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日益严重的隔阂与对立。造成这种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有些渊源于社会历史,有的是个人经历所造成的,还有的则是由于不同种类的精神活动本身的内在动力的差异。⑧在斯诺看来,科学是“表征人性的本质和才能”的,“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的符号系统的运用,这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⑨也就是说,文化是体现人的“本性”、与人的存在和发展有关的活动和现象,因而科学可以毫无疑义地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学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质和才能,首先体现在它是一种对待经验的成功方式:科学活动是按照某种程序进行的,它把以前已经完成的东西不断地再合并为一个不断生长的结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文化或传统。⑩在斯诺看来,科学文化是累积的、组合的、共意的,它体现着自己的过去,必然要穿越时间而进步;而另一种(人文)的文化则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们是非累积的,是独一无二的,从彼此之间的关系上看不出内在的进步。
科学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人的自然生存条件和社会生存方式,这是科学之为“人的科学”的本质方面。科学本身涉及的层面之广以及科学的影响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这样的总体性概念来描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英国学者巴里· 巴恩斯(B. Barnes)认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现在它成了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这种文化的变迁具有自身的连贯性、科学的不同分支具有潜在的文化内聚性、在某个特定的时期科学同事群体界定他们认为什么可算作是科学知识的方式,等等。1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消除了科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和简单化观念,深入探讨了科学活动所具有的人的内涵和性质。这种倾向与某些研究者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通之处。他们注意到了科学的传播和影响过程的确可以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给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将科学最后认定为是同某种风俗、民俗完全相同的东西。巴恩斯还认为“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隐喻”,“凭借它便可以把类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转变为并重新组织成令人费解的事件的东西。”12总之,科学知识社会学否认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认为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内容,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的有局限的文化规范决定的
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拉尼(M. Polanyi)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科学的文化内涵,他论述了科学知识是一种“个人知识”。他指出,科学从具体的知识上升到普遍的知识,成为人类的智慧或审美活动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一个矛盾重重、曲折艰难的过程:“认知任何一项自然科学知识都少不了认知者在某种程度上内居于研究对象之中的行动,这种亲密的内居行动呈现一个连续的进展过程——这过程恰恰指向被誉为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内居’(fullest indwelling)。”13自然科学要成为人类内在的知识、普遍的知识,不是依赖于它作为某种结论和实际效用的力量,而且还要依赖于整体的精神演变过程或态势。波兰尼认为,“整个人类感觉世界——智力、道德、艺术、宗教理想——都是被人类生存和成长于其中的文化遗产之构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没有其他文化的制约,科学的发展将人类带向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波兰尼认为,在科学上没有纯粹的事实,“科学也不仅仅是事实的集合 ,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学诠释而存在的事实体系”;“只有在一个传统信仰与价值的复杂系统之内,人们才能从事科学研究,并将之代代相传,这就好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传统是不可或缺的。”15波兰尼通过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学研究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之间“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致性,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科学的文化生成过程与其他文化资源所采
用的过程并无重大区别。
在文化视野中,科学事业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识形态开放的。正是由于科学的文化性质,科学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与宗教文化发生关系,表现出在相容甚至互补,又矛盾甚至冲突的复杂关系。既然宗教与科学都是人类的文化活动,那么二者之间就会必然存在着共同之处,存在着可以对话的通道,存在着互诠的可能性;同时二者之间的比较也显示了它们在思维方式、影响层面、文化性质上,都存在着很大区别。无论如何,科学的作用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不会被完全解构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中说的,断言时间之矢仅仅是现象学的或者是主观的,皆属荒谬。16科学改变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改变。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可称为一种真正的文化。
三、结 语
科学虽然从内容上体现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科学体现的是人的目的和手段,所以科学不是外在于人的绝对存在物,科学不但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科学现象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前苏联学者拉契科夫(П. Рачков)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科学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首先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本质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认识提供了预见事件的可能性,是人们合理行动的基础。第二,科学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和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把科学家组织起来,为认识客观规律和应用这些规律服务。第三,科学还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力量,这种力量将科学成果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并且使得因人们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而得到发展。17这实际上是从动态的、联系的、系统的角度看待科学的——因为科学与人的社会活动密不可分,纯粹知识形态的科学不可能解释科学活动的实际影响和意义。拉契科夫说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力量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从而深刻地说明了科学的社会本性。科学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也意味着当代科学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18这种变化也必然会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将在历史中不断地被超越。
① 参见曾国屏:《当代自然辩证法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② 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③ 参见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页。
④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⑤ 伊安·巴伯:《科学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⑥ R. K. 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28页。
⑦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页。
⑧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⑨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0页。
⑩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0页。
11 参见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2 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13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14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15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90页。
16 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自然法则》,第3页。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在社会发展上却出现了一些相当不和谐的问题。在这些不和谐当中，劳资冲突与劳资矛盾已经成为目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最突出的因素。据统计，近几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剧增，仅经劳动仲裁庭受理的劳动仲裁案件每年就以30%的速度递增，其中参与争议的劳动者中有60%是集体争议。另外，我国的劳动争议的性质基本上都是权利争议，也就是说，劳动争议基本上都是由于劳动者权利被侵害而引发。集体争议发生的原因更是如此。集体争议案件的增加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劳动者被侵权不是个别而是普遍现象；第二是很多劳动者已经意识到维权必须团结起来。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所谓和谐社会，从法律来讲主要是权利平衡。就劳动关系而言，即是资本与劳动的两者平衡。在我国学界，目前资本的产权与经营权已经受到充分关注与研究，而且也是有相当保障的。但是对于劳动权的保护还只是停留在宣示上或者原则上。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劳动者原先在计划经济下拥有的就业、住房和医疗保障等权利已不复存在，而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险权、工会组织权利、市场谈判权，甚至连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应当说，现阶段中国劳动者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两种体制之间的相对真空的状态。 从权利的意义上讲，资本和劳动都拥有自己的权利。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劳动权的上位概念是生存权，而资本权的上位概念则是财富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权与生存权的较量是个永恒的主题。在二者的竞争性关系上，财富权显然是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劳动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在财富权与生存权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而平衡原则和出发点是生存权优位选择。所以，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尽管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主导，资本控制整个社会，但是资本不能不受限制，任意作为，在劳资关系中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本，保护劳工。 前段时间我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研究所访问，大家知道那里是非常重要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发源地。我了解到战后他们反思德国历史，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法西斯，除了政治上的专制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的垄断结合在一起。所以战后重建中他们特别考虑到：不仅要从政治的民主化，还要从经济的民主化出发，这不仅包括公有企业的民主化，还应包括私有企业，在所有企业中都需要建立劳动者工会，并主张劳资共决和工人参与。这当然不是要推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完善的角度来进行的，这种考虑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 马克思认为，资本与劳动是市场经济最为基本的关系，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等即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相当的范围内仍然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而有些人却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为由否定这些基本原则。我们讲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那些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所谓发展实际上是背弃马克思主义。 当前中国的强资本弱劳工的状态，仅靠工人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实现平衡的，这就需要政府干预，需要公权力介入，需要法律通过限制强者以扶持弱者。而在现实中我们的做法恰恰与此相反。大家一定还记得前几天的《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的诉讼案，由于记者报道富士康不遵循劳动法，后者起诉记者要求赔偿损失3000万。因为记者报道而起诉记者个人并要求记者个人赔偿损失，这本身就是一件荒唐的事。荒唐的是深圳法院还要受理并且迅速查封记者的个人财产。而更荒唐的是，诉讼案的结果是二者握手言和：“第一财经日报社对富士康科技集团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尊敬”、“富士康科技集团对《第一财经日报》这份中国有影响力的财经商业报纸表示尊敬”，并且，“双方对该事件给对方所造成的困扰互致歉意”。两家当事人皆大欢喜。精英的联合实现了，但劳工权益被侵害的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被悄然掩饰了。 目前我国的劳资利益分化已经日益清晰，劳资双方都在争取自己的利益。前一时期在《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时，劳资双方的要求差异很大甚至针锋相对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就是要警惕资本利用其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过度地影响立法或者控制立法。法律是与经济力量分不开的，谁掌握了经济谁就掌握了话语权，显然，资本具有这种优势。资本当然有提出维护自身利益参与立法的权利，但是立法者要有平衡双方利益的决心和勇气，不能因为 谁的力量强就偏向谁。尤其是劳动立法不仅要考虑经济的和谐发展，还必须考虑社会的和谐发展，劳动者权利保护。这是我国劳动立法面临的主要任务。在这一点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对于现实的劳动立法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完善劳动法制 如果讲我国现在的法制尚不健全，那么，劳动法制的问题就更加突出。这不仅表现在立法的过于简单和原则化，在司法与执法上也极为松懈。可以说，严格的劳动法制在中国是缺失的。社会上一个普遍的认识是，违反刑法行政法甚至民法叫做犯法或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但在劳动法上根本没有犯法的概念甚至连违法的概念都很淡薄，而只是执行好不好的问题。如在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少有发生的欠薪问题竟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痼疾，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劳动法制过于宽松。 中国法学界相关的讨论也很多，如中国的劳工究竟有哪些权利，中国劳工标准高低与否等。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但是执政者、立法者应当非常清楚：中国的劳动法制环境已是极其宽松的了。比如，劳动合同法草案中提出的劳动合同终止需要给付补偿金的问题，当时有一些香港的公司和商人反对此条款，他们觉得已经付给工资了为什么还要给补偿金，我讲你们看一下《香港雇佣条例》，那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这个补偿金就是香港劳动法律中所谓的遣费和长期服务金。实际上，香港的规定要比中国内地的规定标准更高。并且，按照香港四月份最新法规的规定，如果不按时支付工资及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时的补偿金，最高惩罚是罚款35万港币和监禁三年，但在中国内地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因此，老板不用担心欠薪问题，因为欠薪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更不会令自己坐牢。在一些地方，欠薪只要不是恶意便不承担责任，甚至清欠后还可以当典型，一些地方政府竟然把解决了久拖工资问题作为政绩来宣传。拖欠工资这一恶劣社会现象的形成，除了违法者的责任外，某些地方政府的监管和治理失责难逃其咎。 在劳动合同立法中有人提出，劳动法律对于资本和劳动者应该同等保护。这是一种民法思维，按照这一思维劳动法就不需要了。劳动法的意义就是要通过限制资本权利和保护劳动者权利，来使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并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得到相对平衡。在中国，民法或私法的理念已经被社会所接受，并且，随着资本力量的提升，私法理念越来越被加强，同时，劳动法及其理念却被相当忽略了。可见，从民法特别法发展而来，并修正了民法关于私产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原则的劳动法的基本理念，还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相当程度的启蒙和宣传。 当然，资本与劳工都有权对自己的权利予以表述和主张，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但劳动法制如何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则要依据现实劳资关系状况。在我国的劳资关系中，是资本保护不够还是劳工保护不够？中国的劳工标准和劳工待遇是过高了还是过低了？对这些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常识问题，中国的劳工标准是很低的，否则为什么那么多的国际资本来华投资呢？劳动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投入，但劳动者所得的回报远远低于他们的投入。我们现在劳动者的工资去年仅占GDP的12.57%多，而美国是占47.9%.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我国的劳动力低成本的特点。而这种劳动力低成本究竟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国内的劳动者能否长期接受这种劳动力低成本？国际经济贸易中我们的这种劳动力低成本能否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是清楚的：在国内，劳动者必须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因为只让劳动者承担经济发展的成本，这既不公正也是引发劳资冲突和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在国际，凡是竞争力比较高的国家都是劳动者素质比较高的国家，而劳动力低成本绝不会造就高素质的劳动者，况且，国际上越来越严格的反倾销对策，也使得中国的低成本策略面临严重挑战。所以，中国要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待遇和劳工成本，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当然，这种提高不能幅度过大，是一个长期和逐步的过程。其中，具体的数据要在计算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与企业利润之间的空间究竟有多大的基础上确定，这需要经济学家来介入。但作为一个立法的趋向和要求，则需要法学家们来论证和坚持。 总之，为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中国劳动法法制建设亟待健全。我们希望劳资关系和谐稳定，并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劳动争议和劳资冲突。但劳资冲突的存在却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发 生，则要采用妥善的方式予以解决。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处理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时，不应过于政治化和行政化。要看到，目前中国的劳资冲突其性质基本是经济冲突，且主要是由于劳动者权利被侵害所引发。如果政府完全站在老板一边，特别是利用国家机器介入劳资冲突，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劳资矛盾转换为政府与工人的矛盾，并导致工人与政府的对立。这将会严重地危害党的执政基础。党的执政地位是以工人阶级为基本依靠力量的，我们绝不能丢掉这点。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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