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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国内的中国饮食史研究状况
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N《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氯恕堵?沃泄?酥?率匙⌒小罚ā斗缤猎又尽返?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觥吨泄?糯?呐氲骱鸵?场??优氲骱鸵?晨粗泄?糯?纳??⑽幕??胶徒准渡?睢罚ā侗本笱аПā?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觥吨泄??澄幕?罚ㄉ虾H嗣癯霭嫔?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V《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近年来，日本已相继出版了林已奈夫教授的《汉代饮食》等书。在日本研究中国饮食史的学者中，最著名的当推田中静一、?田统、石毛直道、中山时子等先生。
日本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探析古老的中华饮食文化发端及发展历程，无论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还是深埋于长江流域的仙人洞文化、彭头山文化，大量的考古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标志着饮食文化产生的人工种植的粟、黍、油菜籽，家庭饲养的家猪家狗，人工制作的既实用又寄予了人们某种精神意识的彩陶饮食器具等陆续出现，我们的先民围绕着饮食不断扩展着自己的生活、生产领域，饮食文化成为人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虽然“吃”是本能，但“吃”的内涵有高下之分。“吃”涉及的饮食文化并不只是简单地反映人们对饮食的态度，而是借物抒怀，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既有对淡泊明志的肯定和歌颂，又有对醉生梦死者的否定和讥刺。建立在中华文化统一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基础上的饮食文化，其意识核心与传统儒、道家的主张一脉相承，表现为“求和”、“养生”、“变化”，并构成了中国饮食的本质文化属性。它概括了饮食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宗旨和生命力所在，规范了饮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由这一本质所决定的，在漫长的饮食文化成长过程中不断凝练的“医食同源的辨证观”、“奇正互变的创造性思维”、“五味调和的境界说”、“孔子食道”成为中国饮食文化四大基础理论体系，是中国饮食能够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的理论基石。
中国饮食文化的“和”、“养”、“变”源于中华民族创立的古典哲学中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儒家中庸学说和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儒家的“仁”、“和”的哲学思想及对饮食的积极、肯定的基本态度，道家为实现长生不老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一切都造就了中国饮食文化以追求“食与人之和”、“食与自然之和”、“食与社会之和”为最高境界。“求和”赋予了中国饮食生存的准则，“和”衍生出“民以食为天”、“治大国若烹小鲜”、“调和鼎鼐”、“嗟来之食”等以食论国、以食论道、以食论人的中华文化特有的经典治国修身理念。
中国饮食文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大。在儒家“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以及“君子远庖厨”等重“有为”轻“饮食”思想的影响下，古代社会对饮食文化的研究，要么是御用文人为皇族达官们献媚邀功的产物，要么是失意文人的寄情抒怀，抑或骚人墨客们闲情逸致的生活感悟。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把饮食活动当成一种完全的被动需求，而不是主动地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在饮食文化上不能“创造一个新的第二性的派生的环境”，因而这种文化是缺乏生命力的。这曾是中国菜肴长期走不出单纯追求“味”，饮料品种单一，缺乏创新的梗桔。从这一点也可一窥中国饮食界在世界饮食业中“叫好不叫座”的缘由。
民间的“吃”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程云在他的《中国饮食文化之根》中说：“谈论中国饮食文化的根源，可以举出三片天地：一是宫廷饮食，二是各大菜系，三是民间生活……目前，研究饮食文化的文章、书籍多把眼睛盯在前两片天地中，更为丰富多彩的民间饮食被忽略了。……民间饮食的主流是崇尚“吃”德，崇尚节俭，既保持着淳朴的意蕴，又善于创新，它们才是中国饮食文化之根。”人民大众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民间饮食理所当然是中国烹饪乃至饮食文化发展的力量之源。忽视民间饮食，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民间饮食既包括民间菜肴、特殊烹饪原料，又包括民间烹饪技艺，当然还包括富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及其他精神层面相关的内容。
正因为饮食在日常生活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思想内涵才用饮食来作比喻，这样更易被人们接受和认同，也更贴切和恰当。这些“吃”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饮食的功能、饮食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人们对饮食的态度，对饮食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以及由此辐射出的各种现象和事物，并扩展到很多相关领域。人们对这些饮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对饮食本身的关注，甚至于更重要（我们决不否认生存是第一需要，而饮食则是生存的基本需要）。因为它涉及到精神追求超越物质追求这样一个更本质的问题，这才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意义所在。所以饮食涉及的饮食文化绝不简单地是“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由此凸显出的精神追求。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举世无双的中华民族饮食史，中国有关饮食保健、养生哲学、烹调心得、菜品欣赏等著作汗牛充栋。从古人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饮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孙中山先生也说：“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饮食除去它的自然属性外，还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属性。饮食被赋予并反映了人的意识、人的思维和人的心理状态。它结合且融入了历史的、地理的、文学的、艺术的、教育的等精神财富。发展到今天，饮食对于人们来说，就不再是简单地为了满足生存和生理的需要，不仅仅是单纯的果腹充饥了，它已经成为人们享受社会乐趣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从要求吃饱肚子到要求吃得食美，吃得味好，吃得有情趣，这就产生了对饮食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为了满足和达到这一要求，在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饮食思想观念；形成了各种流派的烹饪技艺；形成了数不清的菜肴食品；形成了浩繁的关于食的典章制度；形成了众多的礼仪风俗以及种种的食疗药膳等等。
饮食与文学、史学、哲学、民俗、艺术等社会科学相结合，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饮食不仅是一种美味佳肴，而且是一种文化象征。饮食在社会生活中牵动人们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饮食中有悲、有乐、有爱、有恨、有情、有趣。饮食与人们的社会活动、心理世界和思想情感紧紧地交融在一起。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物质生活进一步充裕，这时的人们更愿意追求与享受饮食文化的乐趣。现在，亲朋聚会，品菜谈心的场面是与日俱增，许多人去酒楼、餐馆，已经不只是为吃而吃了，理性消费逐渐占了上风，返璞归真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成了迫切的要求。这里面既有物质的需要，又有精神的享受。
日本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国；饮食民俗；文献综述；文化
饮食民俗是物质生活民俗之一，它在满足人们生理需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关于饮食民俗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有着较为统一的观点，即是指饮食品种、饮食方式、饮食特性、饮食礼仪、饮食名称、饮食保存和饮食禁忌以及在加工、制作和食用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及其礼仪常规。回顾以往文献，关于我国饮食民俗的研究视角主要是从饮食民俗的分类，饮食民俗的发展，饮食民俗的成因，饮食民俗的特征几个方面来分别加以考察。本文亦将针对这几个方面对以往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以便得出自己的结论与观点。
一、饮食民俗的分类
中国饮食民俗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传承惯制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所各有不同。陈光新在《中国饮食民俗初探》中将中国饮食民俗分作年节文化食俗、地方风情食俗（含居家饮膳食俗、人生仪礼食俗、饮食市场食俗、地区乡土食俗）、食俗、少数民族食俗四个类型，这种分类方法的缺陷在于各种类之间交叉面太大，具体考察的时候概念不容易区分。林继富在《饮食民俗谫论》中建议将饮食民俗分为日常民俗、节日民俗、宗教民俗三大类，这种分法虽然各种类之间的排他性较强，但是忽略了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文化大国在饮食民俗方面的地方性与民族性。钟敬文在《民俗学概论》中的分类方法是比较可取的，他针对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饮食习惯五花八门的特点，选择了其有代表性的部分，将我国的饮食民俗分作了日常食俗、节日食俗、祭祀食俗、待客食俗和特殊食俗几个大类。我国作为一个多名族的国家，有一些民族、地区的特殊食俗形式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比如独龙族还保留着的一些原始狩猎方式，藏族地区对于青稞面的喜好等等。
二、饮食民俗的起源发展
饮食民俗的产生和发展是以饮食为基础的。虽然饮食民俗究竟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许多相关的研究人员都将火的发明作为饮食民俗真正开始发展的标志之一，比如金炳镐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与特点》中就认为火的使用促使人们脱离了“生吞活剥”、“茹毛饮血”的阶段。但是，依照饮食民俗的定义来看，在人们学会利用火来加热煮熟食物之前，他们也有着自己的获取、食用食物的方式并作为传统在部落之中传承，未经火烤的生食是原始人类食物的主要种类，我国南方民族的腌制食品、北方和西部民族的风干食品均是生食习俗留存下来的产品。所以说在人们学会利用火之前是不能说没有饮食民俗的。个人认为真正标志着饮食民俗产生的应该是饮食工具的发明，包括着宰杀、切割大型动物的工具以及存储食物的工具，这些工具的发明真正应该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而具有自身文化的标识，当然也应该是民俗开始形成的标识。
关于饮食民俗的发展问题，林继富将我国饮食民俗简单了分为了生食、熟食以及烹饪三个阶段。未经火烤的生食，是原始人类食物的主要种类，这种饮食方式至今仍然在一些民族中传承。林继富的这种观点只强调了饮食民俗中“食”的客观变化，而忽略了民俗中所蕴含的文化脉络的变迁与历史社会发展的影响。比较陈光新在《中国饮食民俗初探》中所提出的“生食阶段与图腾崇拜；熟食阶段与火神敬仰；烹饪草创阶段与氏族的凝聚心态；原始祭祀阶段与先民的媚神活动；食物品味阶段对原料的开发和工艺的钻研；菜点命名阶段对日承语言民俗和杂艺游乐民俗的借鉴及移植；筵席配器阶段对实用工艺美术的欣赏；诗酒酬醉阶段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风味流派形成阶段对乡土气息的重视；科学烹调阶段对营养卫生的深入研究”，这提醒着我们在考察饮食民俗的同时必须注意到饮食风俗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观的折射。金炳镐在《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和特点》中则专门结合了历史的角度对我国的饮食民俗进行考察，将我国的饮食民俗分作了原始社会、先秦、秦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原始社会时期是中国饮食文化初始阶段。当时人们已学会种植农作物与饲养家畜，这时便已奠定中国饮食的以农产品为主，肉类为辅的杂食性饮食结构的基础。全面地考察了我国饮食民俗的发展历程，不仅从饮食本身的制作方法，菜系形成与食用习惯等方面介绍了不同时期的特点，并且还从整个历史社会的变迁，民族融合，生产关系变化等方面分析了饮食民俗的成因，但他对于我国饮食民俗的起源依然界定在了使用火以后，个人并不认同。
三、饮食民俗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饮食民俗的特征是与我国民俗文化的特征紧密相连的，萧放在《中国民俗文化特征论》中提出我国民俗文化所具有的特征也大体是适合于饮食文化的，它们分别是：多元性与复合性、阶级性与地方性、神秘性与实用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王焰安在《中国饮食民俗特点论》中提到的人类共通性、民族性、阶级性、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变异性其实与萧放的观点并无太多差别。饮食民俗的特征结合上述萧放与王焰石的观点可以表述为：物产的限定性、地域的差异性、民族的共融性、家庭的传承性、宗教的规约性、权威的倡导性、社交的媒介性、迎宾的礼仪性、年节的自娱性和传闻的教育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征并不是孤立地、绝对地存在的。它们之间常常紧密相连，陈光新针对我国饮食民俗所具特征之间的联系提出了“纵向承袭，横向播布，彼此融化，相辅相成”四种联系模式。
现如今，中国的饮食民俗其独有的民族风格和文化特征仍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之中。从中华民族本身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脉络来看，这些特征的形成背后总是有理可循的。但是，正如饮食民俗所显现的特征那样，在讨论中华民族饮食特征形成原因的同时，我们不可忽略的便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原因个人以为是不可以不考虑进去的。比如说维吾尔族的手抓饭，回族的羊肉泡馍，藏族的干巴，蒙古族的马奶酒等等，这些形成民族特色的美食其背后总是由该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即民族原因所决定的。
四、目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
回顾了以往的文献之后，针对目前关于饮食民俗的研究主要发现了三点不足之处。
（1）研究的套路已成定式，缺乏创新的视角，内容与观点大同小异，缺乏自主性的见解与独创性的视角。
（2）缺乏对于饮食民俗外延面的挖掘。虽然许多研究者都结合了历史文化、地理气候等多方面的因素来考察饮食民俗的形成原因，文化结构，但是均是从因果论的方面来分析，忽略了饮食民俗作为整体文化模式下的一个大文化丛对于社会其它文化形态的折射与反映。在考察饮食民俗时，我们务必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与民俗之间的关联性，饮食与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关系，饮食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关系，饮食与经济政治的关系，饮食与生态的关系都是我们需要探索的内容”。
以上文字通过对以往关于研究我国饮食民俗文献的回顾，从宏观上考察了我国饮食民俗的分类、发展、特征以及成因。但是，由于饮食民俗的多样性与地区差异性，其具体类型、文化背景、社会影响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研究空间，需要各位学者们的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日本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日本的国家文化
文化通常有高等和大众之分，高等文化往往建立在大众文化的基础上，而大众文化则往往更加被人们重视。日本的大众文化只要可以分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三种，其中精神文化指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人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行为文化则是以精神文化作为基础，日本这个国家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的语言行为和动作行为等；而物质文化则往往就是所谓日本这个国家人民的穿衣、饮食、居住还有出行等各方面的文化。文章将要探讨的饮食文化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日本这个国家在发展的历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民族文化有着非常典型的历史特征，而日本的饮食文化也可以说是从饮食的角度来体现日本人民的审美价值观，而人们对于审美的追求则对日本的饮食文化有着意义深刻的影响。
二、日本饮食文化的特征阐述
日本料理所具备的多样化饮食文化特征中，其清淡自然的口味、雅致唯美的餐具与就餐的环境以及严谨的用餐礼仪是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方面，下面将对这些特征进行具体阐述。
1.口味清淡自然
日本料理不管是其烹饪之前的选材还是烹饪的过程都非常的讲究一个 淡 字。可以说，纯甄淡雅是日本料理的本质精神和核心原则，这种坚持在日本料理的选材环节和制作过程中都清晰可见。饮食往往是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内在人文精神的高度浓缩。日本料理的纯然雅致，也从侧面展现了大和民族对自然风物细致入微地观察和发自内心地崇敬。正因如此，日本料理往往坚持展现及升华食材的原本滋味，这也是日本料理口味清淡为主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与中国菜系中本帮菜的浓油赤酱以及川菜的鲜香麻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料理虽然也会对食材进行调味处理，但普遍仅是对食材 略加提点 。换言之，在食材的烹饪过程中虽然也会运用调味料，但却不会逾越食材的主角身份。以日本酱油为例，其本身的味道并不突兀，为了恰如其分的发挥出酱油本身的鲜甜醇厚，并使料理整体实现调和与提升，日本人甚至针对不同的具体用途酿造了风味各有千秋的数百种酱油。
2.食器环境雅致
自18世纪起，日本料理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及提升，这一阶段的主要变化集中体现为料理的高级化发展。无论是日益讲究的食材挑选，还是日益精致的食器制作，都促成了日本料理视觉丰化、美化的发展趋势。日本料理的精致淡雅，与恰如其分的食器使用是密不可分的。食器的形状、颜色、尺寸、造型，甚至是表面的图案线条，都是日本料理得以形成 雅致 视觉享受中不容忽视的部分。此外，日本料理对具体的进食环境也有着独特的美学坚持，这一点从日本的茶酒文化审美意趣的具体发展中就可以看出。从处处追求 奢华 到内心渴望 闲寂 ，日本的茶酒文化出现了极大的审美追求转变，人们全新的美学要求自然也影响到了当时料理店的布置装饰。自江户末期起，日料店的就餐环境已经基本形成了雅致为主的基本格调。毫无疑问，整洁雅致的就餐环境会令人心情愉悦，也会使料理看起来更加可口诱人。由此可见，就餐环境也是日本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之一。
3.就餐礼仪严谨
日本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统节日 季节饮食 文化传承
引言
纵观中华文明，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歇，沉淀了千年文化内涵的中国早已成为中外学者探索不尽的文化宝库。中国的节日饮食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潜移默化的不断完善的过程，是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和凝聚的结果。其中，节日文化饮食的类型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当时其所处的地理条件、社会背景、人文风气等。由于这些客观因素的不同，才逐渐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不同的节日文化饮食。
一、端午节节日饮食资源
我国的传统节日一般都是以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条件而形成的，是在历史的文化沉淀之下，进而逐渐演变为文化传承的。由此，可以根据传统节日的季节性特点来划分节日文化饮食的类型，从而研究其对人们生活的实用价值以及文化价值。许多饮食资源随着其产生意义或者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才最终演变为日常饮食。
端午节节日饮食资源。粽子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传统节日食品。其实最初的时候，粽子并非称为粽子，它的原名是叫做角黍。最早的粽子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北方，北方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产黍，人们用植物的叶子把黍裹成牛角的样子，成为了角黍。后来角黍制作工艺慢慢传入南方，而南方多产糯米，人们将角黍与南方的竹筒粽相结合，经过改良加工，便形成了我们现在所食用的美味的粽子。
端午节的由来，最被人们所熟知的一则历史事件就是为了纪念我国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相传，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农历五月初五这天因不忍心看见亡国之景，悲愤地殉国于汨罗江中，当地的百姓十分悲痛，为了不让鱼虫啄食屈原的身体，便向江中投放了一种名为粽子的食物，从而能够使屈原摆脱鱼虾的啄食之苦。
二、端午节节日饮食特点
由于古代的医疗条件设施并不完善，人们对许多疾病都束手无策。而是疾病的高发时节，远古先民为了保证基本的身体健康，在节气变化之时，大多会食一些具有祛湿、逐疫功效的医疗性的饮食。在这些饮食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们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的不断进步，其原有功效慢慢失去作用，而形成了一种意义深刻的文化传承。
端午节饮食的季节养生特点。端午节祭祀先祖，其实是后人赋予的内容。古人对端午，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按古籍《齐谐记》中的说法，百姓因为怕祭屈原之米被蛟龙所窃，蛟龙怕楝叶、绿丝，因此创造了粽子这种形色。而从季节气候的特点方面来看，端午节正是入夏的关键时期，端午过后，进入炎热的夏季，清爽的日子不再，而夏日气候炎热且多雨，最需要的是缓解燥热和祛湿解毒。常见的粽子大多使用棕叶（芦苇叶）、江米（糯米）、红枣、红豆等原材料，而这些原材料正是夏季解热、消毒、祛湿的好材料。因此在炎热的夏季品尝美味的粽子，即解口腹之欲，又有保健食疗之功效。
三、端午节节日饮食合理开发
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世界饮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传统节日饮食发展的长河中，如何合理开发其本身的文化以及实用价值将成为其能够继续顺利发展的重要手段。
端午节饮食：技术创新，原料改革。随着时代的变迁，粽子的馅料也越来越丰富。唐代粽子“白莹如玉”； 宋代有“以艾叶浸米裹之”的“艾香粽”；元代粽子包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突破菰叶的季节局限；明代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品种更加丰富多彩；而清时则出现了“火腿粽子”。现如今，人们的创新能力很强，更为新奇独特的粽子已开始在市场上流通，例如这几年端午节中大放异彩的水晶粽。它用糯米粉取代了曾经的糯米，使之外形更为剔透漂亮，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
韩国人抢注“端午祭”这一事件曾经引起过国内文化界以及普通民众的轩然大波，也正是这一事件敲响了中国一记传统文化的警钟。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缺少一种文化保护意识与精神。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过快，人们往往没办法把文化摆在首位，这就逐渐形成了可怕的文化流失。端午节的文化形式是十分多样化的，但由于地域资源的局限性，只有少数地区才能够真正的开展起来，例如赛龙舟等，而只有食用粽子是没有地域局限性的，所以以食用粽子为基础，变换演变文化形式来进行文化活动，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护我们独有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