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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水平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通过对我市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体育消费水平的调查和分析，试图寻找出影响我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并就其制约条件和发展思路提出参考意见。
一、不同学历水平差异体育消费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我市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和硕博研究生等不同学历层次的共计250名调查对象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对于大多数初中和高中学历层次的居民，对于日常体育活动的最主要方式是在居住小区周围的公共健身场地进行健身联系:对于体育消费最主要的投入主要是体育器材和体育服装的购买。根据经济收入水平，发现大约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居民在体育服装和体育器材上面的投入都选用的是中低端产品，在服装选择上他们很少选择名牌体育服饰，更多的体育服饰以物美价廉的休闲体育服饰为主，对于体育活动的最主要取向是帮助锻炼身体和增强体质。
二、不同年龄阶段的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调查与分析
通过调查，大致上将调查对象的年龄阶段分为四个阶段:中小学生阶段、大学生阶段、青年阶段和中老年阶段。从调查发现，对于中小学生阶段来讲，在户外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和花销是非常少的，但是对于体育服装的投资和购买能力并没有减少。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家庭来讲，都是独生子女，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父母在孩子身上的投入成本越来越大，休闲化和时尚化的体育品牌服饰受到更多孩子的青睐，再加上体育活动也是孩子在学校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父母都选择给孩子购买名牌体育服饰。
一方面可以满足孩子在同龄人中间的攀比;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休闲和舒适的设计适合孩子的穿着。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讲，由于其大多数都具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性，且手里都有相对较固定的经济来源，很多学生在体育消费上的花销主要体现在服装购买和体育健身上，这方面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在春节到夏季之间，更多的女生都愿意去健身俱乐部参加健身健美训练，来帮助她们完成塑身和形体美丽的展现。对于大多数男生来讲，都是为了使自己能看起来更加强壮和健壮。
这些时间段和季节，体育消费的支出相对会较大，体育赛事的现场观摩也是一个体育消费支出的亮点。对于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讲，在追求时尚和生活的动态表现是喜欢和需要有活力的生活方式，现场观看各类体育赛事也是他们体育消费的重要支出环节。对于青年来讲是四个群体当中，体育消费水平相对最低的群体，通过询问和调查，大致上总结出一下四条原因:
(1)繁重的工作压力和城市生活负担使得他们在验证千年不变的那句老话，年轻的时候在用身体换取金钱，年老的时候是用金钱换取身体。
(2)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增大和市场发展的疲软，很多年轻人为了最大化的节约生活成本和尽快购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或者还贷，在有限的收入下，节约昂贵的开支成为其主要方式，在服饰的选择上，昂贵的体育品牌服饰的选择相对较少。
(3)在工作之余，很多青年人，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机会，往往都在开辟第二工作场所，这样无形中大大地压缩了他们休息和生活的时间，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去健身场所参加健身锻炼对于他们来讲更是奢侈的生活。:
(4)由于他们正处在人生精力最旺盛的阶段，往往不会注意到自身的锻炼，也没有强烈的体育锻炼意识，从思想上根本就不重视体育锻炼，也是他们在体育消费方面投入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
三、不同性别的人群体育消费水平的调查与分析
消费水平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收入差异率；变异系数；短视消费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001-04
众所周知，要讨论收入差异和总消费的关系就必须在消费理论的框架内进行，但现有的消费理论并未给出二者之间关系的明确结论，一般来讲，这种关系隐含在消费函数逻辑推理的后面。在直觉上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确有影响，该命题的支持者往往借鉴于凯恩斯（Keynes，1936）消费理论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来说明，坎贝尔和曼昆（Campbell and Mankiw，1989；1990；1991）的λ假说的理论核心也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本文将首先讨论收入差异的衡量方法，然后构建基于收入差异的消费函数并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用中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对此进行验证。
一、收入差异的衡量方法
居民收入的差异的衡量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基尼系数法是经济学界最常用的研究收入差异的方法。张平（2000）在《收入差异、利率与消费》一文中对收入差异的衡量采用的是样本中所有研究对象的最高最低收入比，并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指出收入差异拉大、收入增长与平均消费倾向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和基尼系数相比，张平采用的最高最低收入比计算比较方便，更能直观地反映收入差异。
本文用以衡量个人收入差异的是收入差异率δi，即个人收入与总体平均收入的差距与总体平均收入的比率。如果以yi代表个人收入，以y代表总体居民即期平均收入，则收入差异率表示为δi=yi-y/y。若δi为正则说明个人收入高于总体平均收入，若δi为负则说明个人收入低于总体平均收入，δi的绝对值越大说明个人收入偏离平均收入的程度越大。另外，本文采用变异系数Vn= 来衡量总体居民的收入差异，其中，表示收入为yi的居民数pi占居民总数p的比例。当变异系数Vn=0时，说明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公平；当变异系数Vn的值比较小时，说明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小，收入分配比较均衡；当变异系数Vn的值比较大时，说明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大，收入分配也不均衡。
二、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的关系论证
要研究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的关系，本文还必须分析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从而得到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本文直接引用叶海云（2000）的短视消费模型，即：
C0=1+r/2+r[A0+y0-R*+y1 /1+r] （1）
其中，C0表示消费者的现期消费，r表示利率，A0表示其初始流动性资产水平，y0表示现期收入，y1代表下期收入，R*是消费者本期的实际储蓄目标。
将δi代入Vn可以得到Vn=，在分析中国居民短视消费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对于消费者i来说，在假定利率r不变的情况下，其本期消费C0i主要取决于其初始资产A0i和下期收入y1i以及储蓄目标R*i，即消费者i的消费行为满足下式：
C0i=1+r/2+r[A0i+y0i-R*i+y1i /1+r] （2）
将个人收入差异率δi（δi=yi-y/y）带入（2）式得到如下所示的消费模型：
C0i=1+r/2+r×y×δi+y1i/2+r+1+r/2+r(A0i-R*i+y) （3）
下面来寻找变异系数Vn和总体居民总消费∑C之间的函数关系。本文假设在整个经济体中每个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都不相等，即p、pi满足pi=1，p=n。那么，nV2n=δ2i成立。
又由δi=yi-y/ 可得：2δ2i=y2i+2-2yi?
对于含有n个消费者的经济体来说，求和可得：2yi=y2i+ny2-y2δ2i
将nV2n=δ2i带入上式可得：
2yi=y2i+ny2-y2?nV2n=y2i+ny2（1-V2n）
上式中的yi代表消费者i的可支配收入，本文用y0i表示消费者的本期可支配收入，则对于含有n个消费者的整个经济体而言，他们的本期可支配收入满足：
2y0i=y20i+ny2（1-V2n） （4）
由（2）式可得含有n个消费者的经济体的总消费：
C0i=y0i+A0i+-R*i
将（4）式带入上式得到如下所示的收入差异和总消费的函数关系：
C0i=+?（1-V2n） +A0i+-R*i （5）
通过对上式的分析可以发现，整个经济体居民总消费∑C和变异系数V2n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V2n变小，则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
三、中国居民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关系的验证与分析
通过上面的讨论，本文论证了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就是：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将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为了使上述论证更具可靠性，本文将对下式所表示的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行验证。
C0i=+?（1-V2n） +A0i+-R*i
消费水平论文范文第3篇
社区居民
体育消费水平
论文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以地域为研究视角，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消费总体水平等方面分析了长、株、潭经济圈社区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认为：女性与男性都喜欢参与体育运动，但在消费观念上，女性比男性节约，使女性整体体育消费水平低于男性；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高低并不与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成正比；体育消费是文化消费的一种，具有消费能力的层次性；体育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成正比；居民消费潜力巨大。
体育消费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按人口平均实际消费的各种体育物质产品和服务(或劳务)产品的数量。本文从地域的角度对长、株、潭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保障其健康的消费行为和理念，同时也可以为城市社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机遇。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长、株、潭三市的各社区中随机抽取了韭菜园办事处、朝阳街办事处(长沙芙蓉区)、金盆岭办事处、城南路办事处(长沙天心区)、麓山南路办事处、银盆岭办事处(长沙岳麓区)、望麓园办事处、伍家岭办事处(长沙开福区)、左家塘街道办事处、井湾子街道办事处(长沙雨花区)、中洲路街道办事处、五里堆街道办事处(湘潭岳塘区)、雨湖路街道办事处、中山路街道办事处(湘潭雨湖区)、宋家桥街道办事处、仙庾镇街道办事处(株洲荷塘区)、建宁街道办事处、五里墩乡街道办事处(株洲芦淞区)、田心街道办事处、清水塘街道办事处(株洲石峰区)天台科技园、金德工业园(株洲高新区)等22个社区，然后在抽取的每个社区中再随机抽取各年龄段的居民进行体育消费现状调查。
1．2研究方法
1．2．1调查法
(1)问卷调查法。根据本课题的研究任务设计了《长、株、潭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现状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2200份，调查居民共分5个年龄段(16—30岁、31—4O岁、41—5O岁、51—59岁、6O岁以上)，每个年龄段发放440份问卷，平均每个社区每个年龄段发放2O份。回收问卷1970份，回收率89．55，有效问卷1922份，有效率97．56。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均满足社会学分析和统计学样本量的基本要求。
(2)访谈法。对长、株、潭三市部分社区的居民进行访谈，调查了解了居民的日常消费及体育消费的支出情况；在体育方面花钱是否值得；钱都花在了哪些方面；社区居民的体育态度；影响其参加体育锻炼的因素及日常活动情况等。这些内容也是设计本论文普查问卷的理论依据。
1．3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所获得的各项数据，运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不同性别的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分析
长、株、潭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在性别上存在一定差异，在过去的一年中，体育消费平均在100元以下的女性居民占54．65，男性是53．83，这个比率基本相等．但平均消费100—300元的女性居民与男性居民相比呈上升趋势，体育消费在300元以上的呈下降趋势。男性居民去年的平均体育消费金额为157．85元，而女性的平均体育消费金额为123．96元，见表1。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在“健康第一”的影响下，女性与男性都喜欢参与体育运动，但在消费观念上，女性比男性节约，以致女性500元以上的体育消费的比率是男性的5O，使女性整体体育消费水平低于男性。
2．2不同年龄段的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分析
从调查的数据中可知，16-30岁的居民群体在体育消费支出上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居民群体(见表2)。16—30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222．38元，而31—4O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143．25元，41—5O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130．73元，51-59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107．57元，60岁以上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90．67元。
从表2可知，3卜4o岁、41—5O岁的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比率低于51—59岁、6O岁以上的居民，而体育消费支出却高于51—59岁、6O岁以上的居民群体，这说明体育消费水平的高低并不与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成正比，这种消费水平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消费动机造成的。
2．3不同文化程度的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分析
因为“体育消费尽管也包含少量对物质产品的消费，但就整体而言，它属于服务产品消费，是文化消费的一种”，它“具有能力的层次性”。在物质消费活动中，一般来说只要拥有，就能消费，只是因为，最基本的物质消费是人的本能。但体育消费则不同，它要求具有很高的消费能力，即必须具备与体育消费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体育消费能力强的消费者，能够消费多样化的体育产品，而体育消费能力弱的消费者则只能消费浅显、单一的体育产品，这种文化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见表3)。
2．4长、株、潭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总体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看出(表4)，年平均体育消费在100元以下的人群占整个长、株、潭经济圈城市居民的53．65，也就是说：长、株、潭经济圈城市居民群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群每月用于体育的花费低于9元，平均到每天低于0．3元，这个数据令人堪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研报告，当前人类健康状况非常严峻，约15为健康者，15为病患者，7O左右的人处于“亚健康状况”，我国近期的调研结果与上述结果相似，且“亚健康状况”的比例有进一步攀升的迹象。处于“亚健康状况”的以中年人为最多，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体育锻炼。
从表中可看出，年体育消费金额在100—500元之间的群体，随体育消费金额的增长数量呈上升趋势，而到500元以上又呈现下降的趋势：年消费在500元以上城市居民占总人数的8．65％，这一群体在体育产业学中被称为体育高消费群体，虽然这一部分人的比率不高，但是，这足以说明全国性健身运动的蓬勃兴起给体育产业带来的巨大影响。由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快速增长，使他们在经济上具备进行体育消费的能力，随着我国整体消费结构的提升，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追求会进一步提高，并且我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经济全球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大，体育消费将会成为人们日常消费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过统计软件SPSS11．0的数据处理，得出长、株、潭经济圈社区居民人均年体育消费的金额为138．92元，而2002年上海居民的人均体育消费就达到了234．32元，这两个数值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这一结论很值得我们深思，应该说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从三市的情况看，长沙市居民人均体育消费的金额为167．64元，株洲市居民为126．25元，湘潭市居民为122．87元，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体育消费成正比关系，经济发达，体育消费水平就高。
消费水平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消费;消费之谜;收入分配;刺激需求
早在上个世界的八十年代末,中国经济学界便已展开了对中国消费的研究。在近2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问题一直被国内经济学家所关注。1986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与美国基本相同,但自1988年起不断下降,1999年达到最低点,2000年稍有回升,但仍未超过1998年的水平;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91—1999年一直在下降,而且降幅比城镇居民更大。为了使中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地增长,国内认为必须拉动总需求中重要的一环消费增长。所以刺激消费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我国的消费是否能够被真正“刺激”?决定中国低消费的本质原因到底是什么?
一、现代西方消费理论不适用于
凯恩斯消费理论认为现期消费仅取决于当期收入,随着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们的平均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该理论第一次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把消费与收入水平联系起来,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一道共同建构起宏观经济理论的大厦,并对消费理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两个假说都隐含了如下两个重要的理论假设:(1)确定性假设;(2)资本市场完全假设。很明显,这两个假设即使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一个是现实的,不仅人的理性有限,而且有些人根本无法以任何利率借到钱,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已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此后的消费理论发展沿两个方向展开:放宽上述第一个假设,考虑人们针对将来的不确定性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放宽上述第二个假设,分析“流动性约束”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
如果从以上这些西方的主流消费理论出发,不难由凯恩斯消费理论得出中国现在的平均消费倾向远低于在该平均收入水平上所应有的水平,从而再进一步得出中国存在很大的消费发展空间及潜力,及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该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无疑,这些研究大大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但一个更为根本的大前提是,它们是就市场机制相对发达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实践而展开的。对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计划经济的许多体制“遗留问题”还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只是初步建立,直接套用以西方经济历史实践为基础的现代消费理论来分析我国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很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很难得出真正想要的“中国解”。人是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为特征,研究中国的消费问题不应脱离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尤其是我国的经济转型及我国特有的经济情况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
二、对中国居民的低消费之谜的一个解答
在以上描述的西方经济学主流消费理论中,我们认为,由于假设前提、经济环境、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区别,西方的主流消费理论不但不适合用来解释中国的低消费之谜,而且也解释不了。所以,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另僻蹊径,寻找中国居民低消费的真正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低收入是否真正与低消费相伴而行?
在2006年3月,中国国内的平均消费水平占GDP比重约为45%,然而在2000年基尼系数为0.417时,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便已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00年后,基尼系数每年呈增加趋势,一直到2006年,基尼系数攀升到0.496。毫无疑问,在2001~2006六年中,每年的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比已经远远超过了2000年的51%。而2005年,我国居民收入总额为83246.6亿元,以2000年的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保守数值估计,2005总收入中也仅仅只有低于49%的部分,即40790.834亿元被80%普通居民所拥有,而截止2005年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亿,80%的人口数量是10.46048亿。所以,保守估计2005年,我们发现全国80%的普通收入者的年平均收入仅为3899.5元。而2005年全国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为7942.88元。就算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普通大众相同,在扣除占有51%收入的20%的富人后,2005年全国80%的普通大众的消费支出也在7942.88数值的一半3971.44以上。
所以,由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消费问题,我们一直以来感到彷徨的问题的解答竟然是因为我们提错了问题!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答案很明显,就是占80%总数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很明显地接近于1。而占人口20%左右的富裕阶级的平均消费倾向则较小,但是这较小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不构成让我们困惑的问题,因为对应这部分拥有较小平均消费倾向的人群拥有社会51%以上的财富,而较高的收入所导致的较低消费又完全可以为经济学理论所解释。“从经济观点来看,20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趋向。回顾这一段
历史,可以看出消费者手里钱多些,投资者手里钱少些,国民经济也许会稳定些”。
所以,有理由相信,在国内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变的前提下,在国内80%的居民几乎为年光一族的时候,刺激消费的企图只是镜花水月而已。中国的消费需求如果只靠20%的富裕阶级在递减的边际消费倾向作用下拉动将会缓步不前。
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占有比例研究及中国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问题的分析,本文发现:中国现在掩藏在平均消费倾向偏低这一虚幻外衣下的真正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在中国,80%的社会普通阶层拥有接近为1的平均消费倾向;而20%的富裕阶层由于收入过高的原因导致了较低的平均消费倾向。这一基于收入水平对消费者群体的划分便可以解释绝大部分由于中国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问题所导致的困惑及产生的应该刺激消费的政策幻觉。而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刺激”了那么多年的消费,在最近20多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 一直处于低位水平并保持持续走低态势,最终消费率从1985年的66.36%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尤其厉害,从1981年的53.1%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由此可见,中国的平均消费倾向对于政策明显无动于衷,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及为了应付将来突发事件所持有的“预防性资金”,而是在80%人口受到收入约束的前提下,无法响应政策提高消费。
所以,本文认为,我国不应该继续实行“刺激”消费的政策,而应该将工作中心转移到如何缩小国内日益突显的贫富差距问题上来,因为这才是导致国内消费水平举步不前的根本原因。惟有治标,方能治本,标本兼治,方能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G.C.菲特,J.E.里斯.美国经济史中译本[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消费水平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消费；消费之谜；收入分配；刺激需求
早在上个世界的八十年代末，中国经济学界便已展开了对中国消费的研究。在近2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问题一直被国内经济学家所关注。1986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与美国基本相同，但自1988年起不断下降，1999年达到最低点，2000年稍有回升，但仍未超过1998年的水平;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91—1999年一直在下降，而且降幅比城镇居民更大。为了使中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地增长，国内认为必须拉动总需求中重要的一环消费增长。所以刺激消费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我国的消费是否能够被真正“刺激”？决定中国低消费的本质原因到底是什么？
一、现代西方消费理论不适用于
凯恩斯消费理论认为现期消费仅取决于当期收入，随着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们的平均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该理论第一次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把消费与收入水平联系起来，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一道共同建构起宏观经济理论的大厦，并对消费理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两个假说都隐含了如下两个重要的理论假设：（1）确定性假设；（2）资本市场完全假设。很明显，这两个假设即使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一个是现实的，不仅人的理性有限，而且有些人根本无法以任何利率借到钱，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已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此后的消费理论发展沿两个方向展开:放宽上述第一个假设，考虑人们针对将来的不确定性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放宽上述第二个假设，分析“流动性约束”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
如果从以上这些西方的主流消费理论出发，不难由凯恩斯消费理论得出中国现在的平均消费倾向远低于在该平均收入水平上所应有的水平，从而再进一步得出中国存在很大的消费发展空间及潜力，及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该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无疑，这些研究大大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但一个更为根本的大前提是，它们是就市场机制相对发达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实践而展开的。对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计划经济的许多体制“遗留问题”还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只是初步建立，直接套用以西方经济历史实践为基础的现代消费理论来分析我国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很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很难得出真正想要的“中国解”。人是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为特征，研究中国的消费问题不应脱离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尤其是我国的经济转型及我国特有的经济情况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
二、对中国居民的低消费之谜的一个解答
在以上描述的西方经济学主流消费理论中，我们认为，由于假设前提、经济环境、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区别，西方的主流消费理论不但不适合用来解释中国的低消费之谜，而且也解释不了。所以，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另僻蹊径，寻找中国居民低消费的真正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低收入是否真正与低消费相伴而行？
在2006年3月，中国国内的平均消费水平占GDP比重约为45%，然而在2000年基尼系数为0.417时，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便已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00年后，基尼系数每年呈增加趋势，一直到2006年，基尼系数攀升到0.496。毫无疑问，在2001～2006六年中，每年的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比已经远远超过了2000年的51%。而2005年，我国居民收入总额为83246.6亿元，以2000年的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保守数值估计，2005总收入中也仅仅只有低于49%的部分，即40790.834亿元被80%普通居民所拥有，而截止2005年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亿，80%的人口数量是10.46048亿。所以，保守估计2005年，我们发现全国80%的普通收入者的年平均收入仅为3899.5元。而2005年全国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为7942.88元。就算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普通大众相同，在扣除占有51%收入的20%的富人后，2005年全国80%的普通大众的消费支出也在7942.88数值的一半3971.44以上。
所以，由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消费问题，我们一直以来感到彷徨的问题的解答竟然是因为我们提错了问题！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答案很明显，就是占80%总数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很明显地接近于1。而占人口20%左右的富裕阶级的平均消费倾向则较小，但是这较小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不构成让我们困惑的问题，因为对应这部分拥有较小平均消费倾向的人群拥有社会51%以上的财富，而较高的收入所导致的较低消费又完全可以为经济学理论所解释。“从经济观点来看，20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趋向。回顾这一段
历史，可以看出消费者手里钱多些，投资者手里钱少些，国民经济也许会稳定些”。
所以，有理由相信，在国内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变的前提下，在国内80%的居民几乎为年光一族的时候，刺激消费的企图只是镜花水月而已。中国的消费需求如果只靠20%的富裕阶级在递减的边际消费倾向作用下拉动将会缓步不前。
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占有比例研究及中国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问题的分析，本文发现：中国现在掩藏在平均消费倾向偏低这一虚幻外衣下的真正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在中国，80%的社会普通阶层拥有接近为1的平均消费倾向；而20%的富裕阶层由于收入过高的原因导致了较低的平均消费倾向。这一基于收入水平对消费者群体的划分便可以解释绝大部分由于中国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问题所导致的困惑及产生的应该刺激消费的政策幻觉。而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刺激”了那么多年的消费，在最近20多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 一直处于低位水平并保持持续走低态势，最终消费率从1985年的66.36%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尤其厉害，从1981年的53.1%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由此可见，中国的平均消费倾向对于政策明显无动于衷，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及为了应付将来突发事件所持有的“预防性资金”，而是在80%人口受到收入约束的前提下，无法响应政策提高消费。
所以，本文认为，我国不应该继续实行“刺激”消费的政策，而应该将工作中心转移到如何缩小国内日益突显的贫富差距问题上来，因为这才是导致国内消费水平举步不前的根本原因。惟有治标，方能治本，标本兼治，方能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